改革以来中国的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一些发现及其解释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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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样的观察，我们有理由怀疑，在“短期”的经济不稳定因素背后，1995年以来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很可能反映了某种“长期”因素的制约作用。
为了观察并考察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变动的长期因素，我们在本文计算了改革以来中国的实际资本-产出比率的变动模式，而且我们发现，资本-产出比率的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一个清晰的发散变动模式。
我们通过分析进一步懂得，这个发散模式所提供的一个重要的信息是，在中国，资本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对经济增长的变动是不太敏感的。
这不仅反映出政府的力量在资本形成中依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且意味着“资本深化”的加速可能是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持续下降的主要原因。
然后，我们构造了一个简单的理论说明了资本-产出比率变动的主要原因，并在经验上证实了我们的解释的合理性。
它也帮助我们认识到，在中国经济增长率呈减速趋势的背后，技术的选择偏差是主要的原因，因为技术选择的偏差加速了资本的深化过程，使资本的边际报酬过快出现了递减趋势。
我们的这个发现实际上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在90年代中期以来的持续减速可能是典型的“外延”增长的结果，而不是短期需求波动造成的。
短期的需求波动（指需求增长率的变化）应主要理解为经济增长减速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
在第2节，我们对改革以来的资本-产出比率的增长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变动关系做出经验的描述。
第3节提供一个理论的讨论。
第4节和第5节是经验的验证。
最后是本文的结论。
2经验观察及其含义
本文主要探求这样的长期因素是否存在。
要观察这样的长期因素，根据（新古典）增长经济学的分析范式，我们可以选择从观察资本-产出比率的总量指标入手。
我们对1979-1998年间中国的实际资本-产出比率及其增长率做了计算（见图2和图3）。
如图3所显示的那样，我们发现，在1994/1995年之前，改革显著改变了计划经济原有的封闭的发展模式，抑制了资本过度积累的速度，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被资本的增长所利用，实现了高速的经济增长。
在这一时期，资本-产出比率不但没有上升，反而略有下降（1979-1994年平均增长率为-0.89%）。
但在1994年以后，资本-产出比率的确显著而持续地上升了（例如，1995-1998年间的资本-产出比率平均年增长1.92%）。
其结果，资本-产出比率更显著上升了。
为了从整体上来解释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变动趋势，我们先使用1978-1998年间的GDP的增长率对同一时期的实际资本-产出比率的增长率做了一个回归观察。
图4给出了两者之间的“散点”分布，直观地显示出了经济增长率与资本-产出比率的负相关关系。
我们所估计出的线性趋势方程为：
（经济增长率）
（资本-产出比率的增长率）
（
）
这个简单的经验观察显示，资本-产出比率的变动与经济增长率的变动方向是相反的。
这个发散的模式可以通过比较图1和图3更加直观地显示出来：
在经济增长加速的时期，资本-产出比率的变动呈现出减速的趋势；
而在资本-产出比率加速增长的时期，经济的增长呈下降的趋势。
看起来，我们需要从理论上来解释资本的形成方式与经济增长率的这个有趣的变动模式。
在给出这个变动模式的理论解释之前，我们先来进一步来考察一下资本-产出比率的变动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这个变动模式对资本形成速度有什么含义。
为此，我们再回到“资本-产出比率”的增长率上来。
在利用1978-1998年中国经济的数据计算“资本-产出比率”的增长率时，我们使用了这样的增长率定义：
这里，
和
分别代表资本存量和产出水平。
下标
表示即期，
表示前期。
符号“^”代表“增长率”。
上面的计算公式可以帮助我们来探讨我们所估计出的经济增长率与资本-产出比率增长率之间的那个经验方程对资本形成速度的含义。
首先，根据估计方程，我们知道，若
上升，则
下降。
根据我们定义的资本-产出比率的增长率公式可知，在
上升时
若要下降，那么，
至少不应有上升的压力，即
可以下降或者不变。
其次，同样根据估计方程，我们知道，当
下降时
会上升。
而依照我们上面给出的资本-产出增长率的定义可知，在
若要上升，至少
不应有下降的压力，换句话说，
可以上升或不变。
上述简单的讨论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变化却有重要的含义。
因为资本存量的变动是投资的结果，因此，我们对经济增长率与资本-产出比率的增长率所估计出的方程显然是有理论意义的。
粗略地说，相对于经济增长率的变化，资本存量的变动似乎基本是稳定的。
也就是说，资本形成的速度对GDP增长率的变动是比较迟钝的：
当经济增长加速时，资本的形成速度并没有相应地加速，从而资本-产出的比率下降了；
而当经济增长下降时，资本的形成并未减速，结果资本-产出的比率上升了。
这也是资本-产出比率在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时依然可被观察到上升的基本原因。
3理论解释
那么，为什么我们在中国的改革后时期会观察到资本形成的这个时间变动模式呢？
为了解释这个模式，我们需要寻求资本-产出比率这个总量指标变动背后的“生产理论”，因为在理论上资本-产出比率的变动应该在微观上反映该经济的“生产方式”的变动。
为此，我们求助于索罗（Solow,，1960，1962）以及丹尼森（Dension,1967）等人后来发展起来的所谓“增长的核算”框架来帮助说明资本-产出比率变动的这个微观基础。
首先，给定一个规模报酬不变的库布-道格拉斯结构的生产函数：
（1）
其中以
，
分别表示产出、资本存量和劳动，
为资本的产出弹性。
另外，假定技术
进步为中性，变化率为常量。
我们从
（1）式很容易推导出“人均产出”（
）的增长方程。
例如，对
（1）式的两边除以
，我们可以得到“人均”的总量产出函数：
（2）
为了推导出资本-产出比率变动背后的“技术因素”，让我们首先来资本-产出比率（
）。
我们知道，资本-产出比率（
）实际上可以写成“资本-劳动比率”（
）和“人均产出”（
）的商，即：
（3）
将此表达式（3）代入上面的资本-产出的定义中去，我们就得到了用资本-劳动比率表达的资本-产出比率：
（4）
现在再对（4）式的两边取自然对数并将对数表达式变换成“增长率”的形式（我们还用符号“^”表示增长率，另外把A的增长率定义成“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率），我们就会得到一个简单的关于“资本-产出比率”的核算方程：
（5）
在新古典生产理论的假设条件下，（5）式清楚地表明，资本-产出比率的变动是资本-劳动比率（即人均资本或者称为“资本装备率”）变动的贡献和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变化率之间的“差”。
因此，对我们所关注的中国经济增长问题而言，我们显然需要将注意力放在改革以来资本-劳动比率和“全要素生产率”（TFP）发生变动的时间模式上来。
根据上面的表达式（5），现在就可以给出我们对资本形成相对于经济增长表现出“迟钝”的基本解释。
假设投资不断增长，并且假设投资的增长能够持续有效地驱动更多的劳动投入生产过程以致于资本-劳动的比率没有上升的压力，这时候，根据（5）式，除非TFP在不断恶化，否则，资本-产出的比率并不会随着经济的增长而上升，因为进入资本的增长被劳动的增长所匹配。
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就可能观察到经济的高速增长并没有伴随着资本-产出比率的显著上升，即使这种增长主要还是依赖要素投入的增长来实现的。
对一个资本稀缺而劳动富裕的经济来说，这意味着，只要技术效率（TFP）不断改善，技术的选择不过分朝资本替代劳动的路径偏差，经济的增长仍有更长的持续性。
相反的情况是，技术的选择出现了不断朝资本替代劳动的路径偏差。
在这种情况下，投资的增长导致资本-劳动比率的上升，出现了所谓的“资本深化”过程的加速趋势。
结果，由于资本的增长持续快于劳动的增长，导致资本的边际回报出现递减趋势，最终导致到经济的增长速度下降。
在现有的文献里，这正是增长的“外延假说”所针对的情况：
一旦出现过快的“资本深化”，或者说经济中的资本密集度持续上升，那么，经济增长的速度就会因为投资的边际回报递减而下降，甚至经济会最终出现衰退。
我们猜测，正式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们观察到中国经济在增长减速的情况下反而伴随着资本-产出比率的上升趋势。
其实，根据我们的上述解释，这个经验观察背后的因果关系是，过快的“资本积累”导致了资本的边际回报率的持续下降和经济增长的减速。
4经验证据
以上的理论分析表明，观察改革以来中国经济的技术变动路径是否出现“偏差”以及何时出现了“偏差”对于证实上述理论解释的合理性是至关重要的。
不过，我们在本节将经验考察的重点集中在工业部门，这是因为工业部门的增长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工业的增加值（工业GDP）占全部GDP的70%。
所以，观察工业部门的技术选择路径对于理解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动模式是有典型意义的。
至于工业部门的TFP的变动情况，我们在本文不作重点的考察，原因是，虽然在新古典的方法里对技术进步做了外生的处理，但是在经验上，技术的进步与技术选择的路径是非常相关的。
资本-劳动比率的上升往往也会导致TFP的增长减速，这在我们的另一项研究（张军和施少华，2000）以及谢千里、罗斯基和郑玉歆（1995）的实证研究中都已得到证实。
所以，我们在本文集中于对资本-劳动比率的考察。
为了观察中国不同所有制工业部门的资本-劳动比率的变动，我们在表1利用所获得的官方数据计算并给出了1980-1996年国有部门、集体部门和大中型企业部门的资本-劳动比率及其增长率。
在计算资本-劳动比率时，我们这里分别使用了官方公布的名义值资本数据和按固定资产价格指数平减的实际值资本数据。
显而易见，在1980-1996年间，特别是80年代后期以来，无论是国有企业部门还是集体企业部门都经历了资本-劳动比率的持续而显著的上升趋势。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集体企业部门的资本-劳动比率上升得比国有部门更快，而且无论是按名义值计算的资本-劳动比率还是按实际值计算的资本-劳动比率，结果均为如此。
这说明，集体企业部门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实际上经历着非常迅速的资本深化过程。
考虑到农村的“乡镇企业”是集体部门的主要涵盖对象，这个结果的含义自然就再清楚不过了，那就是说，乡镇企业的资本-劳动比率实际上在快速地上升。
我们的这个观察结果与现有的一些研究也是一致的。
例如，陈剑波（1999）的研究也发现，80年代中后期以来（特别是进入90年代），乡镇企业的发展开始表现出了令经济学家不能完全预料的变化和特征，那就是它的技术选择路开始出现偏差，它的技术变化并没有如正统的理论所期望的那样沿着技术中性或节约资本要素的路径发展，相反，资本的密集度却有不断提高的趋势。
在陈剑波的数据里，乡村两级企业在1978-1996年间经历了资本-劳动比率以及平均资产规模的显著上升（见表2）。
除了国有企业部门和集体企业部门之外，在表1我们还计算了大中型企业的资本-劳动比率的增长率。
结果显示，大中型企业部门的资本-劳动比率的增长率明显低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部门。
出现这个结果的一个原因自然是，在改革初期，大中型企业本身已具有相当高的资本-劳动比率并始终保持着与小型企业在资本-劳动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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