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日台城镇化及金融支持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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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城镇化并不能带来福利的改进，包括生活环境的改善、生活水平的提高、更好的医疗教育保障等等，那就失去了城镇化的本质意义。

　　当前，我国的城镇化，过多的注重“人口城镇化”，注重“经济城镇化”中的经济增长，在“社会城镇化”方面仍有很大不足，因而让城市化的社会成本不断增加。

世界城市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不论是伦敦还是东京、巴黎，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必须处理好核心城市区、城市郊区和城市周边农业区的关系，要注重城乡一体化发展。

以日本为例：

东京在建设世界城市过程中，周边乡村原有的风貌、机能和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变，原来东京周边乡村普遍注重经济利益和单纯的产值增长，但是20世纪90年来以来，逐步注重乡村的重新振兴和乡村机能的均衡化，即重视乡村的生态机能、环保机能、绿地机能；

文化传统延续机能、乡村社会生活和社会组织的复兴、促进市民与村民的交流机制以建设城乡共存的乡村社会。

东京建设世界城市过程中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格局及其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中国的地区与城乡发展极不均衡，城市核心区的人口膨胀财富积聚与城市周边农村的贫困化形成鲜明对比，城乡二元结构极端突出，这对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形成了严峻的挑战。

因此，城镇化进程不仅仅是一个农村转型的问题，更是一个区域内协调发展与融合的问题，具体而言，就是城乡统筹发展。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社会冲突与问题

　　城镇化进程中，社会结构、经济形态、产业结构、文化形态都会发生深刻的变化，与此同时，其社会矛盾和经济矛盾会更加突出。

如果这些社会矛盾和经济矛盾得不到妥善的解决，则会出现更大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隐含着很多社会冲突风险，严重影响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拉美地区的城镇化就是典型的例子。

　　对中国的城镇化进程而言，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失地农民的保障机制不完善，造成对失地农民的可行能力的制度化剥夺，社会冲突的风险加大，主要体现在：

补偿机制不完善：

土地红利的利益分配仍欠公允；

缺乏可持续的补偿机制。

就业保障不足：

失地农民的城市化的创业、就业能力不足，短期培训无法迈过人力资本投入长期性的门槛。

农民没有就业，就成为潜在的非意愿失业人口，其社会经济地位必然下降，长期而言会引发大量严重的社会问题，甚至会导致失地农民的再度贫困化，早就新的城市贫困阶层。

墨西哥和一些拉美国家在高度城市化过程中，正是没有解决好农村城市化之后的社会就业问题，而使得城市贫民大增，城市贫民窟现象严重。

社会保障不健全：

对农民的医疗、教育、社会保障方面的机制设计还不健全。

在征地和城镇化过程中，必须将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问题解决好，以使农民没有后顾之忧。

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等，也是一个金融产品的设计和创新问题。

　　第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融资机制存在问题，过分依赖土地财政，风险加大，影响政府投融资平台的建设，导致政府的“角色”、“财政能力”都将会出现问题。

　　第三，征地补偿款得不到有效利用引发的社会问题。

城镇化过程中，农民获得比较可观的补偿款，这些补偿款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利用，就会不但不能给农民带来收益和稳定的生活保障，而且会引发大量社会问题，甚至会引发社会危机和家庭危机。

如何使巨额补偿款得到最有效的运用，如何使农民通过补偿款的有效利用而获得稳定的收益，是一个涉及社会稳定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大问题。

　　第四，城镇化过程中的产业链选择与设计、经济的转型问题。

城镇化的进程中，既要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又要促进其经济形态进行成功的转型，是一个必须解决的大问题。

产业链的设计、构建和资源整合，必须充分考虑到各个地区不同的产业优势、资源优势、区位优势和人力优势，使该地区的产业在未来的市场中能够具备竞争能力，并增加当地的就业，使失地农民可以得到很好的就业机会，同时通过产业的发展，带动农民创业。

　　他山之石：

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城镇化经验

　　日本的城镇化

　　自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时期至70年代初实现工业现代化。

日本在实行工业化的过程中采取工业化和农村城市化同步推进的策略在亚洲率先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城市化。

日本在农村城市化的过程中采取了以下一些重要举措。

　　增大投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基础设施的完善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农村城市化的进程。

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政府针对农村出现的“过疏化”现象加大资金的投入加速农村的发展。

其特点有投资增速快规模大。

投资重点突出，结构合理。

突出政府的主导作用又注重投资主体的多元化。

在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上，日本政府主要采取以下扶持性措施：

提供财政和政策性金融担保，以降低非国有经济进入基础设施领域的风险；

开拓特殊债券市场；

实行长期金融债，开拓居民储蓄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渠道；

以筑巢引凤式和联合投资式进行直接投资引导。

PFI是20世纪90年代初诞生于英国的一种项目融资模式，它采取促进私人部门参与基础设施、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全新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传统基础设施建设中的高投入、低效率和资源高消耗等弊端。

日本引进PFI后对其大力推广，还在1999年以《PFI推进法》的形式保障它的推广和实施。

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日本的PFI事业迅速扩张，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成为日本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力量。

　　实行产业振兴发展农村工业。

农村城市化需要工业的支撑。

日本十分重视农村工业的发展基本实现了农村工业化。

农村工业的发展具体可分为两种模式：

一是发展、壮大农村副业、农产品加工、农具制造等传统产业；

二是通过招商引资的办法，创办新的农村工业。

　　推行广域行政实行町村合并。

在日本，市町村是最基层的行政区。

市是城市化地区，町和村都是农村的基层行政区，町和村之间没有明显的差别，但町含有“城下町”的意思，它的规模一般要大于村，在形态上更接近于集镇。

战后为推进农村城市化进程日本政府在指导思想上倾向于广域行政即行政区范围要大。

为此日本于年出台了《町村合并法》，町周围的村进町。

进一步以一个城镇为中心，周围一个村十几个自然村在合并后成立市，并在城市化过程中成为真正的市。

随着町村合并的进程加快，市的数量迅速上升而町村数量急剧减少。

　　韩国的城镇化

　　韩国的城市化过程有三个转折点：

第一个是日本把殖民地政策从剥削农业转变为工业的20世纪30年代；

第二个是光复后大量回国人员和韩国战争期间从北方来的难民为寻找就业机会定居于城市；

第三个也是最为重要的转折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

随着经济开发和工业化加快，无数的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在此过程中伴生急速的城市化。

政府推行了以低工资为基础、轻工业为中心的输出主导型开发政策。

为扩大输出，政府扩大既有工厂的生产能力，随之城市人口也增加。

新建制造企业也建立在基础设施较好、又易于取得劳动力的城市地区。

　　20世纪70年代，针对城乡差距日益扩大的问题，韩国政府以改善村落生活环境、培育新农村为目的，掀起著名的“新村运动”。

在此过程中，韩国政府行政自治部把该项“运动”引进到小城镇领域，促进“小城市培育事业”。

其目的是培育小城镇，使其成为周围农村地区的生活、文化、流通的中心地区。

该事业以改善基础环境为中心，集中治理道路、河川、不良建筑、广告牌、停车场、道边水沟、窄胡同、电网等。

行政自治部选择主干道路沿线的1505个小城市、镇和乡政府所在地作为整治对象，而实际落实的市、镇有397个。

政府给这些实施政策的小城镇平均每个支援1026万韩元。

　　行政自治部还依次促进“小城镇职能化事业”和“地方定住生活圈规划试验事业”。

前者基本构想是，以169个小城镇为对象，强化其作为准城市的据点职能，即对周围农村的支援职能、邻近城市的补充职能、农村经济的开发据点职能、腹地区域的文化中心等职能。

后者基本构想是，以155个小城镇为对象，实施城乡一体化的开发，促进城乡职能联系，建立高通达性的交通体系，强化中心地职能，追求区域多样性，最终以郡为单位确立地方定住生活圈。

但是，前者因未能确保支援资金而搁浅，按计划得到实施者仅限于6个示范小城镇；

后者也因未能确保支援资金而不前，只有3个试验小城镇的计划得到部分落实。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行政自治部以实施“小城镇开发事业”的形式促进小城镇发展。

其目的是把镇和乡所在地开发成为农村地区包括经济、文化、行政等功能的综合性中心地，通过振兴地区经济和建设地方定住生活基础，谋求福利的均衡，进而缓解城乡之间的开发差异。

为此，所促进的具体事项有包括改善道路和下水道等内容的街道整治、包括改良住宅等内容的居住环境整治、包括整理中心商业街等内容的市场流通设施整治等。

该事业所选小城镇有1443个，而实际落实的有606个。

政府给每个实施政策的小城镇平均支援12.4亿韩元。

韩国政府在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上推出了以下投资组合方式：

通过设立国民投资基金把非国有资本低成本、有效地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制定吸引非国有经济的政策法规；

财政向银行贴息。

　　过去30年，政府投资规模有限，不仅纳入培育计划的很多小城镇未能得到资金支援，就是得到投资的小城镇所获得的支援资金规模也不大。

例如，在投入规模最大的90年代，每个小城镇平均得到12.4亿韩元的支援。

另外，在相应时期政府投资中，中央政府仅承担16.7%，其余由地方政府承担，因而不能有力地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

在2002年制定的《小城镇培育事业10年促进计划》中，为改善投资结构，提高投资力度，行政自治部和国库补助资金管理部门分别承担100亿韩元，市道政府和市郡政府分别承担50亿韩元。

这样，实际被选定的每个镇将得到培育事业资助金300亿韩元。

另外，政府还对参与培育事业的民营企业给予金融、税收等方面的优惠待遇。

　　中国台湾地区的城镇化

　　中国台湾地区农村就业结构的改变，主要是通过在农民中发展非农业实现的，并非通过人口向大城市流动实现的。

通过就地利用农村自然资源，发展工业、商业、服务业，农村迅速向城市化迈进。

台湾地区农村工业的普遍发展，大大提高了台湾工业化的速度及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的转移。

其特点主要表现在：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以农业充分发展为基础。

中国台湾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是最快的，目前农业劳动力的份额已经降至20%以下，基本完成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任务。

台湾农业经营的基本形式是小农制台湾人多地少，户均占有耕地面积狭小，起伏较大的地形阻碍了农业机械的普及，加之特有的乡土观念，决定了台湾的农业发展只能走小规模经营的路子。

如此以来，小农制便应运而生。

小农制的推行不但就近解决了大部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生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