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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袭八股取士制度,对文人采取笼络和镇压并用的政策。

严禁文人结社,大兴文字狱,大力提倡程朱理学,通过编篡《四库全书》大规模销毁一切不利于清统治者的历史文献和其它书籍。

与之相应的是文化思想领域的激烈斗争:

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提出带有民主性或非偏救弊的改良主张;

批判和反抗民族压迫;

以经学反对程朱理学及明末空谈心性的王学。

表现出明显的复古主义倾向。

二、文学概况

清代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夕阳返照时期。

无论是诗、词、散文等传统文学,还是新兴的小说,戏曲和民间讲唱文学,都呈现繁荣。

这一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束时期,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文化的最后一个繁荣时期,加上文学领域因袭、复古之风较盛,所以这一时期的文学从总体上呈现出某些总结时期的特点。

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思想文化方面的激烈斗争,形成丁清前期至清中叶重要的思想潮流,也构成了这一时期文学的基本思想特征。

文人或感慨兴亡,或润色鸿业,或指摘时弊,或追求超脱,在各类文学作品中均有充分的体现。

清前期至清中叶文学众体兼备:

诗、词、文、戏剧、小说、弹词等说唱文学等,应有尽有,而以小说和戏剧为主体。

1.清代文学以小说创作的成就最为突出。

文言小说出现了集大成之作《聊斋志异》;

白话小说出现了《儒林外史》、《红楼梦》等。

《红楼梦》为中国古典小说的顶峰。

2.清代戏曲在元明戏曲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

—方面产生了《清忠谱》、《长生殿》、《桃花扇》等三部杰作。

另一方面,从康熙末,地方戏开始兴起,经过一番“花雅之争”之后,到乾隆中叶,地方戏终于取代了传奇、杂剧而占据了舞台的主导地位。

清代的戏曲理论也有了新的发展,其中李渔的《闲情偶寄》的有关戏曲部分的论述,是我国古代戏曲理论集大成者的作品。

3.清代的民歌和民间讲唱文学也取得了较大发展。

其中以弹词和鼓词成就较高。

4.清代诗文词呈现出“中兴”的局面。

不仅数量多,作家众,流派纷呈,风格多样,而且题材广泛,几乎涉及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使已经走向衰微的古代诗歌又呈现出“中兴”的局面。

其主要诗派有吴伟业为代表的尊唐派、钱谦益为代表的宗宋派、王士祯的神韵派、沈德潜的格调派、翁方纲的肌理派、袁枚的性灵派。

清代的词人、词作、词论均多于前代,被称为文学史上的“词之中兴”。

以陈维崧为宗主的阳羡词派、以朱彝尊为领袖的浙西词派、以张惠言为代表的常州词派、以及被称为“北宋以来,一人而己”的纳兰性德,在词创作方面都极有建树。

文有桐城派古文和骈文“中兴”等,但都是表面繁荣,实际上因袭气重,缺乏创新,成绩平平,而最终陷入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标志着传统诗文无可挽回的衰落趋势。

这一时期的文学评论在系统化、专门化方面均超过前代,文学古籍的整理也表现出总结时期的特征。

总之,清代是中国古代文学全面繁荣的时期;

但清代文学毕竟是三千年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尾声。

道、咸以后,中国文学进入了近代文学的新阶段。

第二章清代诗文词

概说

清代诗文词的发展,可分为两个时期。

顺治、康熙两朝,可划为清初期;

雍正、乾隆、嘉庆和道光前期,可划为清中叶。

一、清初诗文

清初诗文力矫明末冗弱空疏习气,无论是激烈抗争的遗民,抑或屈辱变节的降臣,其诗作都有较充实的内容,多有故国之思,带有强烈民族特性和鲜明的历史特征。

而抒写个人感慨的词也应时复兴,散文也出现了新变,形成繁荣局面。

清初诗文作者都是身经易代的学者和文人,按照他们的生活道路、政治态度和诗歌风格可以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是遗民学者。

这些人不同清朝统治者合作,积极反清抗清,他们的诗歌有强烈的民族感情和爱国思想。

代表人物有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

第二类诗人是易代文人。

或者降清,或者参加清朝科举,或者被清朝敦请出山,又都为清政权服务了。

这些诗人情况比较复杂,成就也各有高低。

其中有钱谦益、吴伟业、施闰章、宋琬、朱彝尊、陈维崧、王士祯等。

真正主宰清初诗坛的是入清后入仕的诗人钱谦益、吴伟业,这些诗人常为自己的政治选择而懊悔,后半生多是在矛盾与痛苦中度过。

在文学上能兼融并蓄,有较高的艺术水平。

(一)钱谦益,曾任明礼部侍郎、南明弘光朝任礼部尚书。

后率先降清,又辞官抗清。

明清之际沧桑巨变和自己的污点成了他诗的素材。

其为诗主张学宋,又能兼融唐人诗歌之长,汇唐宋诗风为一炉,形成“情真而体婉,力厚而沉思,音雅而节和,味浓而色丽”的特色。

被称为清初江左三大家之首。

讲解《后秋兴之十三》

这首诗技巧圆熟,语言沉郁,极富形象性、暗示性,代表了他后期诗歌的最高水准。

(二)吴伟业,明崇祯时官左庶子,明亡后被迫仕清,任国子监祭酒,一年后辞归。

经历与钱谦益略同,在文学观念上却不同,他取法唐诗又能吸收宋诗之长。

他早年的诗华艳绮丽,藻采风流;

明亡后苍凉凄楚,风骨遒劲。

讲解《圆圆曲》“梅村体”

此诗写明末清初之巨变,真实深婉,故有“一代诗史”之称。

王士祯出,继钱谦益而为诗坛盟主近五十年,他的诗歌创作和理论,对清代诗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王士祯(1634—1711),原名士禛,字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新城(今山东省新城县)人。

顺治进士,官至刑部尚书。

有《带经堂集》、《渔洋诗文集》、《精华录》和《池北偶谈》等书传世。

王士祯是神韵派诗人的代表,他说的“神韵”,是要求诗歌有一种淡远的境界和含蓄的语言。

第二节清初词

清代是词的“中兴”时期,这种“中兴”实由明末清初的陈子龙、王夫之、屈大均、吴伟业诸人发端。

他们处于明、清易代之际,其中有的是抗清志士,有的则失节仕清。

他们或借词以寄托故国之思,亡国之痛,或用词来抒发自己降清后矛盾痛苦的心情。

清初词人最著名的是被称作清初三大家的陈维崧、朱彝尊、纳兰性德,他们代表着清初词坛三种不同的流派和风格。

纳兰性德(1654—1685),字容若,号楞枷山人,满州正黄旗人。

是大学士纳兰明珠之子。

纳兰性德是位感情丰富,才华横溢的词人,王国维对他评价甚高,说他是“北宋以来,一人而已”,梁启超认为他的词“直追后主”。

他生活在皇室之中,他的词绝少接触社会,题材范围多为家庭生活、身边琐事、儿女私情,很少直接写社会重大题材。

“一片伤心画不成”但他的词以鬼斧神工,写出了一种丰富深邃的“伤心”顾贞观说“容若词一种凄婉处令人不能卒读”。

人生如梦,命运无常,只求表达自己的感情和个性既无意于声律,也不讲求形式和派别。

因此,他的词语言是白描的,风格是朴素的,内容是真切的,情绪是感伤凄婉的,从留下的三百多首词看,几乎首首言愁,篇篇写恨,读来令人愁肠百结。

尤其是他悼念亡妻词写得哀感幽绝,感人至深。

纳兰性德天资聪颖,富于情感,又深受汉民族文化传统熏陶,因而厌倦鞍马扈从,鄙视宦海倾轧,希望过一种清狂通脱的生活。

但不能如愿的现实所造成的失望和早丧爱妻的哀痛全部融合到他的词中。

因此,其词作中渗透着深挚而凄苦的情思,充满了沉痛的空幻感,呈现出凄婉哀怨的审美风格。

第三节清初散文

清代初期,散文发展的情况与诗歌相似,出现了两种不同类型的作家,他们的创作主张和创作倾向都有明显的不同。

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代表的作家,既是明末遗民,抗清战士,又是明经致用的学者和进步的思想家。

他们反对前、后“七子”“文必秦汉”的拟古主义,也反对公安派、竟陵派的虚浮文风,更瞧不起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

他们主张文章要明道载道,要有关系国计民生的切实内容。

作家必须有“器识”,亦即高尚的思想情操、道德修养和高人一等的学问见识。

顾炎武提出文须有益于天下的主张,他说:

“凡文不关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

清初散文另一派以侯方域、魏禧、汪琬为代表,主要从文章风格上力戒晚明文章的纤佻,恢复唐宋散文的传统,被称为“文人之文”,号称“清初三大家。

第二节清中叶诗文词多元发展的局面

清代宗唐、宗宋诗派相继出现。

宗唐诗派继吴伟业、王士祯之后有沈德潜。

沈德潜是格调说的创造者。

1、沈德潜—格调说

沈德潜格调说:

主张诗人“立言”要“温柔敦厚”,让诗歌为封建纲常服务。

诗法上讲求格律,重视声调,注意体式,实际上也就是学古模拟。

他想以此来校神韵之失。

他提出过的“法无一定,唯意所之”,“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等观点,有积极意义,值得肯定。

2、翁方纲—“肌理说”

翁方纲是清代肌理说诗论的创始人。

认为“为诗必以肌理为准”,作诗不必讲求“神韵”、“格调”、“性情”,而主要是读书,有学问,有方法,才会有好诗。

他把儒学经籍为基础的“义理”和结构方面的“文理”统一起来。

他成为考据学派统治下的一个诗派的代表人物。

3、袁枚—“性灵说”

袁枚的思想比较自由解放,反对汉学考据,主张诗写性情。

创“性灵说”。

他的性灵说:

主张诗要写出自己的个性灵感,认为“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

提倡直抒怀抱。

再则他认为诗有时代性,不应宗唐或宗宋。

他讽刺神韵派是“贫贱骄人”、格调派“木偶演戏”、肌理派是“开骨董店”、宗宋派“乞儿搬家”。

他尤其反对格调,认为多一分格调者,必损一分性情。

他的主张对当时的诗坛是一次大的冲击。

他的主张比明代的公安派前进了一步。

公安派的成就主要以散文为主,而性灵派则多出了许多有特色的诗篇。

二、桐城派及其以外的散文

乾嘉时期,出现了乾嘉学派。

乾嘉学派把顾炎武的经世之学,走向“考据”,表面上是实事求是,但事实上避开了现实。

清中叶的诗文都体现了这种变化。

1、桐城派散文是清中叶散文的代表。

清代最大的散文流派是桐城派。

因为该派代表人物方苞、刘大櫆、姚鼐都是安徽桐城人,所以有“桐城派”之称。

他们思想上尊崇程朱理学,散文上近接唐宋派,远宗唐宋八大家,强调以严整之文,明封建纲常之道。

方苞是桐城派的鼻祖。

方苞提倡“义法论”,“义”是“言有物”,指文章的中心思想,“法”是“言有序”,指的是表达中心思想或基本观点的形式技巧。

他要求作文“明于体要”、语言“雅洁”,重新高扬了儒家以正为雅、以古为雅的美学传统。

刘大櫆是方苞的弟子,又为姚鼐所推重。

他发展了方苞的义法论,提出“因声求气”说,要求由字句求音节,由音节求神气。

刘大櫆本人的古文,基本上遵循方苞的义法规矩,写得清通雅洁,铿锵上口,具有桐城古文的一般特色。

从《书荆轲传后》、《送姚姬传南归序》、《息争》、《观化》等文中可以看出他对音节之美的追求。

同时,刘大櫆行文能有所变化,将文章写得宏肆绚烂,富有文采。

他的《游晋祠记》、《游大慧寺记》、《游万柳堂记》等文讽世刺时,雄肆奇诡,表现了他的精神气质。

对桐城派理论作出新的总结和发挥,使之更加系统化和细密化的是刘大櫆的弟子姚鼐。

姚鼐的成就比较大。

他与方、刘被后人称为“桐城三祖”。

姚鼐在理论上继承“义法”说,并有所发展,提出了义理、考据、文章三合一以相济的主张。

他在方苞义法的基础上加上许慎、郑玄的考据,以考据为义理、辞章服务。

他还提出了文章的“八要”:

“神理气味,文之精也;

格律声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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