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追寻符号的魅力到探索中国古代文明甲骨文逻辑学思想史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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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科学画报》这个杂志对我影响很大，我七八岁就开始读，每期必买，我的很多自然科学知识都来自这份杂志。

所以我对理科比较有兴趣，读中学时理科成绩还不错。

跑旧书店是我的一大乐趣，新书比较贵，不能总买新书。

当时，我家住北京的东城区，离东安市场较近，东安市场西部的“丹桂商场”聚集了不少书店、书摊，不过那里的书都比较贵。

“丹桂商场”东侧有条胡同，也有很多书摊，卖的书比较便宜。

另外，东安市场东部，杂耍场和润明楼饭庄附近的二、三道街，也有一些书摊。

我去得勤了，店主、摊主都熟了，称我“李学生”。

我想要什么书，他们都会帮我留心，《科学画报》的创刊号，就是一位摊主刘珣先生赠送给我的。

除了近处的东安市场外，我有时也去远处的隆福寺和琉璃厂，那是北京古旧书业的中心。

那时我没钱坐车，每次都是步行去，每次去琉璃厂都从西琉璃厂的商务印书馆开始，穿过东琉璃厂，直到杨梅斜街的中华书局，逐个书店看。

李先生，您少小时这些阅读，和您的研究领域没有直接关系，对你的工作有影响么？

小时候的一些阅读兴趣我一直保持着，像是对科学、哲学的兴趣等等。

近年我还是继续看《科学画报》。

这些专业外的阅读激励和满足了我的求知欲和好奇心，视野也随之大开，其实，对我的工作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李先生，您理科成绩很好，那个年代又很推崇理工科，您有没有考虑学理工科呢？

如果不是因为一个意外，我可能已经学了工科，成为厂长之类的人了。

我初中毕业后，曾经报考“国立北平高等工业学校”，这是北京工业大学的前身，考进这个学校的学生后来很多留苏了。

当时我是电机系榜首，但入学体检时，却检测出有肺病。

当时肺病是很难治，很严重的，不能入学。

我便去另一个医院复查，才发现上一个检查是误诊，他们把X光片弄错了。

可是，经过这个风波，我便对这个学校没有兴趣了，就继续读高中、考大学。

李先生，您入大学时，应该有很多选择，当时您选了进清华大学哲学系，想学逻辑，为什么呢？

我学逻辑，纯粹是个人兴趣。

我父亲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

我小时候，他和我母亲都希望我当医生，可是我不喜欢，我觉得自己不适合。

我从小就特别喜欢看不懂的符号。

有一回我在旧书摊上买到一本书，是英国人印的，样子像个皮夹，用非常好的羊皮包着，书里全是看不懂的符号，实际上还是英文，是本小说，只是把二十六个字母用键盘上的符号代换了，目的是练脑子。

我如获至宝，在书包里搁了很长时间。

逻辑学就是一种用符号建构的学科。

有一次，我读金岳霖先生写的《逻辑》，里面有一章叫“介绍一个新逻辑系统”，其实就是介绍数理逻辑，金岳霖先生是介绍数理逻辑这个学科到中国的第一人。

我一看，都是不认识的符号，这一下子就引起了我的兴趣，决定以后学这个，然后就计划报考清华。

1951年，我顺利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

李先生，既然读逻辑学是您自己的兴趣，那为什么仅仅一年之后您就放弃了这个学科，转而研究甲骨呢？

1950年，也就是考入清华的前一年，甲骨文引发了我的浓厚的兴趣。

在我看来，甲骨文是另一类符号，也像逻辑符号一样，非常难懂，令我着迷。

我小时候读书有个特点，越看不懂就越有兴趣，也就越喜欢，数理逻辑是这样，甲骨文也是这样。

那时候，甲骨文的书很贵，我就常常骑自行车到文津街上的北京图书馆去学习甲骨文。

当时，北京图书馆查书很方便，通过查阅甲骨书刊，我结识了馆中负责金石资料的曾毅公先生。

曾先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不仅让我看已编目的书，还使我有机会看到不少馆中特藏的书籍、拓本，开阔了眼界。

二破解中国古代文明的谜团：

多领域的建树

研究轨迹

（一）：

从甲骨文到思想史

您的第一部甲骨学成果是参与编著的《殷虚文字缀合》，这和您1952年离开清华大学而转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有关吗？

有关系，我进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就是因为要参与《殷虚文字缀合》这项工作。

当时，《殷虚文字乙编》出版，董作宾先生在这部书的序中提出，30年代第十三次殷墟发掘发现的YH127坑甲骨一部分是“文武丁卜辞”，并据此创立了将殷墟甲骨分为新旧两派的说法，这引发了学界对“文武丁卜辞”问题的争论。

国内的陈梦家先生和日本的贝塚茂树、伊藤道治先生反对这一说法，认为“文武丁卜辞”实际上就是武丁时候的卜辞。

他们的讨论也引起了我的兴趣。

当时《殷虚文字甲编》和《殷虚文字乙编》的上辑与中辑已出版了，《殷虚文字乙编》的下辑还没有印，我就买了一部《殷虚文字乙编》的上辑与中辑，试图自己整理YH127坑甲骨，以便研究“文武丁卜辞”问题。

整理中，我发现很多片可以拼起来，就开始缀合，尤其注意“文武丁卜辞”的缀合。

恰好那时候，上海郭若愚先生将殷虚文字甲、乙编缀合的文稿送呈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先生。

郭先生转交考古所，当时经过院系调整，陈梦家先生调到考古所，所长郑振铎征求陈先生的意见，陈先生看了后说，这书需要再补充，还有两个专门做缀合整理的人，一个老的，一个小的。

老的是曾毅公先生，他是外国甲骨文学者明义士（JamesMenzes）在齐鲁大学国学所的助手，专门拼缀甲骨文，有专著《甲骨缀合编》。

小的就是我。

那时候全国搞甲骨文的很少，谁做什么都知道。

考古所便邀曾毅公先生和我去参加这项工作。

就这样，我离开了清华大学。

当时正值院系调整，清华大学的哲学系全部并到北大，我的同学还把我的一个箱子搬到北大去了，不过这时我已到了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没在北大注册过，也没上过课，不是北大的学生。

从清华大学进入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是我学术道路的转折点，从此我正式开始研究古文字和古史。

《殷虚文字缀合》是您参与的第一个甲骨研究项目，进行了多长时间？

这个工作从1952年到1953年末，进行了一年多，差不多两年，主要是修改原稿，并补充一部分，成果就是1955年出版的《殷虚文字缀合》。

《殷虚文字缀合》的工作完成不久，您就从考古所转到历史二所，研究领域也从甲骨文转到思想史，有的学者说，您在古文字、古史与古文献等众多领域都有杰出贡献的原因之一是您早年研究了思想史，您可以介绍一下这个过程吗？

《殷虚文字缀合》编成之后，当时有个机会认识了侯外庐先生。

我认识侯先生很偶然。

那时我家里经济比较困难，一位外交部工作的先生介绍我教一位华侨古文。

这位先生认识侯先生，对他说有个小孩教人念古文，侯先生就把我找去，说要建立历史研究所，问我愿不愿意去。

那时候，中国科学院决定新成立两个历史所，一个古代的，一个中古的，加上原来的近代史研究所，叫历史研究所第一、二、三所，侯外庐先生任二所副所长。

后来一所、二所实际上没有分，并在一起叫历史研究所。

我征求考古所的意见，考古所也同意我去历史所，说以后再把我要过来。

1953年底，我到历史所报到，当时正在筹备，还没有开展工作。

1954年春，我正式报到上班，先后在资料室、图书馆工作过一段时间，那时还没有研究室。

到了夏天，才有研究室，那时叫小组。

我就在侯先生领导的中国思想史研究组工作。

您调到历史研究所后，直到“文革”前，都是侯先生的助手之一，一直在他身边工作，在侯先生指导下研究中国思想史，能否请您介绍一下主要工作？

1954年，我进入历史研究所，就开始在侯先生身边工作。

1964年去搞“四清”，两年后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降临，就不可能做研究。

所以工作主要是做到1963年。

在这期间，我主要是在侯先生的指导下，研究中国思想史，陆续参加了一些工作。

1957年，《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唐宋元明）的编写启动，我执笔了部分章节。

这都是严格遵照侯先生指导撰写的，成稿后又经他反复修改。

1959年《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出版上册，1960年出版下册。

在参加这个工作的过程中，我接触到很多学术课题，有的很希望继续研究，但没有机会，尤其是对朱子的研究，当时细读了很多他的著作，前些年读到钱穆先生的《朱子新学案》，又想在这方面做些工作，至今也没有能够。

这个阶段参与编写的书还有《中国哲学史略》、《中国历代大同理想》、《中国思想史纲》等等。

此外，我还发表了一些文章，比较集中的是对方以智的研究。

1957年，侯先生发表《方以智——中国的百科全书派哲学家》，在国内首倡方以智研究，此前对他的研究很少。

我们也竭力收集方以智的各种资料，我在北京图书馆善本部找到方以智侄子方中发的《白鹿山房诗集》，发现了方以智遭清廷迫害而死的隐秘真相，1961年、1962年的几篇方以智的文章论述了此事。

1962年，我还标点出版了方以智的未刊著作《东西均》。

我早年在思想史方面的工作主要就这些。

研究轨迹

（二）：

从甲骨文到战国文字、青铜器

1、甲骨文

李先生，您在中国思想史组的这一时期，虽然主要研究思想史，但是在甲骨文、战国文字、青铜器等不同领域都有开拓性研究，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

甲骨学方面，您发表了不少对甲骨学影响深远的成果，例如，您出版了甲骨学专著《殷代地理简论》，率先鉴定出西周的甲骨文以及提出“非王卜辞”说等等。

您能谈一谈这一阶段您的甲骨学研究吗？

《殷虚文字缀合》完成后，我做的一个工作是用排谱法研究甲骨文反映的史事和历史地理。

当时，我受了董作宾先生《殷历谱》排谱法的启发，尝试以地理为线索进行甲骨的排谱，1954年写成初稿，几经修改，1959年以《殷代地理简论》为题发表单行本。

另一个比较有影响的工作是1956年发表的《谈安阳小屯以外出土的有字甲骨》，论证了西周甲骨，并意识到其与《周易》有关。

1957年，我继续围绕分期问题做了一些工作。

这一年，我发表了《评陈梦家<

殷虚卜辞综述>

》，提出对甲骨分期的一些想法，认为卜辞的分类与断代是两个不同的步骤，应该分开。

这一观点是由考古学原则推导来的，后来成为殷墟甲骨新的分期学说的基础。

我同期写成的另一篇文章《非王卜辞》是第二年发表的，在贝塚茂树等先生的研究基础上，提出“非王卜辞”的概念，并提出区别“王卜辞”与“非王卜辞”的一些标准。

近年来的一些新发现，已经证实了“非王卜辞”的存在。

另外，这一时期，我也继续做些缀合工作。

1957年发表了《论殷代亲族制度》，缀合了《库方》985和1106肋骨，论证商代日名是死后卜选。

这些研究之后，随后的几年没有时间专心研究甲骨。

从“文革”后直到近年，您在甲骨学方面仍然有不少研究，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对甲骨学研究影响深远的历组卜辞早期说，您能否介绍您这一时期的甲骨学研究？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我的甲骨分期工作有得有失，有的说法是错误的，我将四期卜辞（我后称为历组）归入晚期就是错误的。

六十年代初的头三年，我也没有专门做甲骨方面的研究。

1963、1964这两年，我先后读了姚孝遂先生发表的一版甲骨以及邹衡先生的《试论殷墟文化分期》，对于我五十年代将四期卜辞归入晚期的观点颇有不安，怀疑这组卜辞应该是早期的。

1977年，殷墟妇好墓发现，我发表《论妇好墓的年代与有关问题》，正式提出历组卜辞早期说。

当时支持新说的学者很少。

1980年《小屯南地甲骨》图版出版，第二年我利用这批材料撰写了《小屯南地甲骨与甲骨分期》一文，发展了新说。

其后，彭裕商先生、黄天树先生都对新说有所发展。

1996年，我和彭裕商先生合作了《殷墟甲骨分期研究》一书和两篇论文。

近十几年来，甲骨学的一些新资料发表，又有一些重要的新发现，如邢台西周甲骨、花园东地及大辛庄甲骨的发现等等，我也写了一些小文章。

李先生，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