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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西方哲学史论文

西方哲学史是是欧洲哲学的历史，从公元前6世纪的古希腊哲学到西方现代哲学的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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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西方哲学史论文范文

关键词：

哲学;用处;怀疑精神;批判意识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哲学没落的时代，在麦当劳、“好莱坞”等快餐文化席卷全球的浮躁氛围中，哲学像堂吉诃德显得滑稽可笑。

感性化和短平快的求知方式，使得一切复杂的理由都变得简单化、单面化了，所有高深的哲理似乎都可以通过几个学术明星在电视上以一种调侃的方式来加以言说，在这种情况下，探讨事物抽象本质的哲学当然就成为一种“屠龙之术”了。

生活在一个哲学凋敝或者“戏

说”哲学的时代，或许是一种不幸;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也许是一种幸运，因为一个哲学没落的时代是一个轻松

的时代，一个使人可以像动物一样跟着感觉走的时代。

这个时代的特点是快乐而不是崇高，是舒适而不是深刻。

在这样的时代里，哲学遭到冷落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尤其是与三十年前的人都像着了魔似地学哲学、用哲学的那个疯狂时代相比，这种哲学的冷寂又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呢?

无论人们对于这个时代的价值判断是褒还是贬，但是有一点是大家都必须承认的，那就是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市场化的时代，一个浮躁的时代，一个急功近利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里，人们学习任何东西，首先都要问：

“学它有什么用?

”比如年轻人上大学，父母为他们选择专业，都会考虑学这个专业将来毕业以后有什么用。

正因为如此，所以没有人愿意学哲学。

大家都明白，在我们这个时代，学哲学是没有任何用处的。

如果在课堂上有学生问我：

学哲学有什么用处?

我往往会反问他：

你说的这个“用处”到底是指什么?

如果是指用途、功利作用上的用处，也就是说，学哲学能够给你带来什么实际的好处?

那么我会直截了当地回答你，学哲学没有任何实际的用处!

假如有一位教哲学的老师对你们说，大家学好了哲学，将来就一定会经好商、当好官，会在实际工作方面高人一筹。

我认为，这位老师如果不是在欺骗别人，就一定是在骗他自己。

在我看来，学哲学与经好商、当好官并没有任何直接的因果联系，哲学没有这么大的能耐，可以让一个人在商场上财源亨通，在官场上飞黄腾达。

美国20世纪的一位哲学家詹姆士曾经说过：

“哲学不能烤面包!

”他的意思就是说，哲学并不能给人带来什么实际利益。

这一点，其实早在哲学产生之初就已经被注定了。

一、从哲学产生的理由看哲学的用处

哲学的用处与哲学产生的理由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哲学最初是怎样产生的呢?

这个理由实际上在古希腊时就有人考虑了。

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就曾经分析过哲学产生的理由。

在《形而上学》这本书中，亚里士多德探讨了哲学产生的前提理由，说明了为什么我们会有哲学。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别的学科都是与某种实际用途联系在一起的，比如说，我们研究物理学，是因为我们要了解自然界的规律;我们研究逻辑学，是因为我们要进行合乎理性的深思;我们研究语言学和修辞学，是因为我们要把语言变得更加有力和优美，这些当然都是非常实际的用处。

但是哲学产生的情况却不同，它完全超越了实际用途。

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的产生必须要有两个条件，一个是惊异，另一个则是闲暇。

惊异，就是当我们面对大自然和人类社会时，往往会对世间的万千气象产生一种惊奇之感。

惊异感是我们人类的一种非常好的素质，动物很少会有惊异感，动物只有恐惧、警觉之类的感受，它们不会在没有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自觉地对外界事物产生一种惊异感。

只有人才会在面对不解现象时产生惊异，才会在面对大自然和人类社会时提出各种理由。

这种由于惊异而产生的理由意识构成了哲学思维的开端，正是由于惊异，才产生了最初的哲学思维。

但是亚里士多德又认为，光有惊异是不够的，人还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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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有闲暇，才能使哲学产生。

闲暇是什么意思呢?

简单地说就是吃饱了饭没有事情干。

众所周知，古希腊社会是一个奴隶制社会，有一批吃饱了饭没事做、衣食无忧的人，这种闲暇使得他们可以去深思那些虚无缥缈的理由。

因此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一个人如果没有闲暇，每天要为五斗米而忙碌，那么他肯定不可能去深思哲学理由。

在西方，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学习哲学通常都是有闲阶层的事情，他们不需要为生计而操劳，不需要为稻粱谋。

在这种没有后顾之忧的情况下，他们就会去进行哲学深思。

正因为如此，哲学在希腊是一门“爱智”之学，是一门纯粹思辨的学问，或者说是一门形而上的学问，具有不食人间烟火的超越特点。

人们对于哲学通常都是抱着一种敬仰的态度，将其看作一门属于精神贵族的学问。

在希腊社会，从奴隶中是不可能产生出哲学的，因为奴隶们顾不上深思哲学理由，他们要为生计而奔波。

如果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标准来看，今天，当我们要求哲学必须与谋生、求职、经商、升官等活动联系起来时，当我们以为学习哲学可以在这些实际方面有所用处时，我们已经不配谈论哲学了。

亚里士多德一定会认为，我们对待哲学的这种实用主义态度恰恰表明我们已经把自己放在了一个奴隶的位置上，而奴隶是不可能进行真正的哲学思维的，他首先考虑的是现实的生计理由。

亚里士多德在探

讨哲学产生的理由时，曾经明确地表示，别的学问都是为了要掌握一技之长，以用于生活中的某个实际目的，只有哲学是超越实用目的的。

所以，如果你问亚里士多德，学哲学有什么用处?

他一定会告诉你，哲学是一门“没有用”的学问，因为它本身就是目的，学习哲学、掌握智慧，这本身就是人生的最高目的。

在亚里士多德以前，曾经有一批哲学家，叫做智者，这些智者教人们一套辩论的技巧，以及深思的智慧。

大家知道，哲学一词的英文是philosophy，这个词在希腊语里的原意就是“爱智慧”，sophia就是智慧。

而智者认为自己就是掌握和传授智慧的人，因此他们自称为“sophist”，就是“有智慧的人”或者“智者”。

从这个称呼中可以看出来智者们很狂妄。

智者认为，智慧是一种可以用来赚钱的东西，我教你们智慧，你们掌握了智慧以后，就可以用它来打官司、搞政治辩论等等，从而给你们带来实际上的好处。

智者们教人辩论术是要收钱的，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在教人们一种可以赚钱的智慧。

正因为这一点，与智者同时代的希腊伟大哲学家苏格拉底就非常轻蔑智者，把他们

称为“批发和零售灵魂粮食的人”。

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以及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在对待智者的态度上都是

一脉相承的，他们都看不起智者。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智者就是靠一种似是而非的智慧赚钱的人，而这种教人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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诡辩的技巧并以此来赚钱的做法，恰恰违背了哲学的本意。

可见，在古希腊哲学中，至少是在主流哲学家中，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那就是为知识而知识，为学术而学术。

也就是说，学习哲学，只是为了陶冶自己的性情，使自己从中体验到一种快乐，把握到一种智慧，从而提升自身的精神境界。

从这种观点出发，关于学哲学有什么用的理由，当然就成为一个假理由。

因为哲学、智慧这些东西本身就是目的，目的本身还会有什么用呢?

但是从另一种作用上来说，哲学又是无用之大用。

当一个人真正进入到哲学思维的境界时，就会感受到一种彻骨的豁达和愉悦：

当他面对哲学家们所谈论的智慧的时候，就产生一种赏心悦目、心旷神怡的感觉。

这就是哲学之大用了，它让人体验到一种精神的快乐。

如果有人要进一步追问：

这种精神上的快乐又有什么用?

那么我只能反问他：

听一曲贝多芬的音乐有什么用?

它能让你填饱肚子吗?

能给你带来荣华富贵吗?

如果人们所理解的用处仅仅只是指物质方面或者肉体方面的用处，

那么我可以斩钉截铁地回答：

学习哲学没有任何用处!

但是，如果人们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有灵魂、有精神追求的生灵，

那么哲学所带来的智慧本身就足以使精神怡然自得了。

在这种情况下，再追问哲学有什么用，岂不是贬低它了吗?

所以，在西方，从很早的时候开始，哲学家们就已经表达了

一种对待哲学的基本态度，那就是学以致知的态度——学习哲学的目的只是为了求知，而不是为了致用。

二、“学以致知”与“学以致用”

中国人民大学有一位已经谢世的著名哲学家苗力田先生，他一辈子研究西方哲学，晚年又参悟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

在他80多岁高龄的时候，在西南师范大学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曾经有过一个总结性的发言。

苗先生说：

我毕生几十年学习西方哲学，后来又研究中国哲学，最后得出了一个比较性的结论，我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这两种哲学。

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特点是“重现世、尚事功，学以致

用”，而西方哲学和西方文化的特点则是“重超越、尚思辨，学以致知”。

与中国哲学相比，西方哲学的显著特点就是专注于纯粹思辨，喜欢追问事物背后的本质，学习的目的就

是为了获取知识，而不在乎功用。

这就是苗先生一辈子研究中西哲学所得出的一个结论。

我非常同意、也非常推崇这个观点，我认为，苗力田先生对于中西哲学的真谛及其根本差异，可谓是一语道破。

中国哲学也讲大道，也讲一种内在超越，但是实际上更多的却是注重人生关怀和现世伦常，所以我们在中国哲学中看的东西往往都与道德修养和经世致用联系在一起。

一门学问如果无助于道德教化，无助于建功立业，那么这门学问就是没有用处的，也就是所谓的“屠龙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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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种观点，在当今这个急功近利的时代里，哲学对于一般人来说，当然就是一种学而无用的“屠龙之术”了。

正因为如此，现在高考很少有人第一志愿会填报哲学专业。

在我所在的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大多数本科生都是由于没有办法，考分不够，不得已从别的专业调剂到哲学学院来的。

在这些学生中，一部分人通过耳濡目染，逐渐地会对哲学发生兴趣;而另一些人一直到毕业时仍然对哲学毫无兴趣可言，好歹混个学位文凭也就罢了。

这种现象其实也怪不得同学们，因为我们生活的时代就是一个讲究实利、讲究功用的时代，所以哲学这种“无用之学”就像一个怪物一样令人厌烦，没有几个人会真正对哲学感兴趣的。

以至于我们这些教哲学的人在外面与别人聊天，别人问你是学什么的，我当然只能说自己是研究哲学的，但是总要加上一句：

不是搞政治的，而是研究西方哲学的。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说明呢?

因为在一般人眼里，哲学总是与政治意识形态分不开的，一个哲学家往往就是一个满嘴大道理的政治说教者，就是一个夸夸其谈的无用之人。

所以从这种作用上来说，哲学就是一门“屠龙之术”，没有什么实际的用处。

我们由于是在中国文化的精神氛围中长大的，这种文化传统本身就具有“学以致用”的巨大惯性，再加上我们这个时代的急功近利特点，所以哲学成为一门冷僻之学，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在我看来，最可

怕的事情还不在于很少有人愿意学习哲学，而在于硬要让哲学这种“无用之学”派生出各种实际的用场来，这样就更加糟糕了。

以现代中国人的价值观来处理哲学，可能会导致两种正好相反的倾向：

一种倾向就是大家今天所看到的，由于哲学没有用，所以大家都不去学它;还有另一种倾向，现在的年轻人没有亲身体验过，那就是“文化大革命”时的情形，那时候全国上下掀起了一股学哲学的热潮，人人都争先恐后地学哲学、讲哲学，种田里面有哲学，炼钢里面也有哲学，什么事情都与哲学挂上了钩。

哪怕是大字不识几个的文盲，也敢大言不惭地谈论哲学。

今天回想起来，这种哲学的狂热恰恰是哲学的耻辱，如果把哲学变成一种“学了就要用”、“立竿见影”式的东西，认为学了哲学就可以多产粮食、多炼钢铁，这难道不是对哲学的一种亵渎吗?

这种态度从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在热捧哲学，实际上却是在戕害哲学，把哲学变成了一种功利之学和势利之学，抽掉了哲学的高贵的精神特质，把它变成了一副包治百病的狗皮膏药。

因此，哲学的狂热甚至比哲学的冷漠更多地表现了哲学的悲哀，如果一个社会中人人都大谈哲学，这一定是一个疯狂的社会。

哲学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阳春白雪式的学问，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对哲学感兴趣。

哲学所关注的基本理由，始终都是超越于实用层面之上的，它永远也不可能“学了就要用”。

所以，如果有一位教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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