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经》教学课件导读PPT资料.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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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只要翻开有文字以来的最早的历史记载，我们虽没有发现殷商时代用“孝”字来概括“孝道”的实例，但从考古发掘中，可以看到殷商时代厚葬的习俗，如湖北黄陂盘龙城东墙外李家嘴的丙种中型墓“李”M2，随葬的器物，仅铜器就有六十三件，还有玉器、陶器和木器等；

此墓还发现殉人三具如何对待以上两种意见?

河南安阳小屯墓M5，据统计有青铜器和玉石器各约四百余件，骨角牙器，亦达二百余件，海贝六千余枚；

小屯墓的椁顶及其周围就殉葬了十五人之多。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编著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

）从甲骨卜辞中，也可以看到殷商时代人们尊祖、敬宗的活动记录。

譬如：

（1）辛巳卜，其告水入于上甲，祝大乙，二牛，王受又。

（粹148）

（2）召方来，告于文丁。

（甲810）（3）贞，祖丁若，贞，祖丁弗若。

（乙3422）殷人对祖先的这种厚葬及虔诚的祭祀活动，实际上表现出对祖先的崇敬、孝敬思想，其目的是为了求得祖先亡灵对自己的庇护和保佑。

礼记表记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思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

”说明向祖先卜问，对祖先进行祭祀，更多地是为了祛灾、除祸、求福，希望永远保持世袭统治的地位。

尽管从殷人对祖先态度看，虽不同于周人的“孝”，但却有了周人“孝”的某些内容和活动。

从孝慈的伦理观念方面来看，殷人在这方面虽然表现得朦胧、淡薄，但却可以认为是“孝道”思想的萌芽阶段。

任何事物的产生，都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

把“孝”作为伦理道德的标准，用它来概括“孝道”的内容，这是由周人首先提出的。

西周典籍及青铜铭文中就有关于“孝”的记载：

（1）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

（尚书康诰）

（2）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

（尚书酒诰）（3）用追孝侃前文人。

（井人钟0056）周人对祖先的虔诚祭祀，其目的同殷人一样，也是为了得到祖先的保佑，以达到世袭统治的目的。

从这一点来讲，应该说周人继承了殷人“孝道”的思想，这也是西周时期“孝道”的主导方面。

国语周语上所谓的“言孝必及神”，国语鲁语下所谓的“各致齐敬于皇祖，昭孝之至也”，正是这种现实的概括。

上引三例，不仅反映了周人对“孝养”的重视，对“孝道”的发展，而且预示着“孝”的内容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便是由对死者的祭祀、祈求鬼神的保佑，向善事父母、孝敬活人的方向过渡。

这种过渡，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考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周初汲取了殷亡的教训，一方面看到了“人”的力量的重要，因而，在建国初期，特别重视发展生产，使老百姓安居乐业，这就有了史家所谓的“成康之世”；

另一方面也看到了“人”的繁衍教育同父母息息相关，家庭的稳固，同社会的安定息息相关。

所以，“孝”就增加了“善事父母”的内容。

春秋时期，由于铁器的使用，牛耕的推广，社会生产力空前发展，旧有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固有的天命、神权等观念发生了动摇，人的价值被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人们逐渐从对虚无的天神世界的期望，回到现实生活中。

所以对祖先的虔诚祭祀、祈求保佑的观念已居于次要地位，而“父慈子孝”却成了这一时期“孝道”的主要内容。

关于这一点，在左传的隐公三年、昭公二十六年和国语晋语中都有明确的记载，仅论语一书，孔子论“孝”的言论就多达十四处。

分析孔子的这些言论，我们认为，孔子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为孝道的完善和丰富作出了贡献。

第一，强调“敬”在实行“孝道”时的重要性。

他说：

“今之孝者，是谓能养。

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论语为政。

）这是孔子论“孝”的核心，也是孔子所赋予“孝道”的不同于前人的新内容。

第二，强调“不违”。

“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

”（论语里仁。

）第三，把“孝道”推向社会，并上升为治国安邦之本。

“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言，泛爱众，而亲仁。

”（论语学而。

）第四，强调“孝”和“忠”结合。

“孝慈则忠。

”（论语为政）这是孔子将“孝”推广到社会以后提出的一种做人的原则，绝非后世所谓的“忠君”之意。

第五，“孝”作为一种伦理道德标准，不只限于一般人，而是包括了各个阶层的人。

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论语颜渊）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亲要像父亲，儿子要像儿子。

战国初期，由于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孝道”学说，主要表现为：

一，孟子提出“亲亲”的“孝道”原则。

孟子所讲的“尊亲”、“事亲”、“得亲”、“顺亲”都是从这一原则出发的。

二，孟子把孔子所倡导的“孝”，扩充为评价一切是非的最高标准，他说：

“事孰为大，事亲为大。

”（孟子离娄上）“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

”（孟子万章上）又说：

“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

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

”（孟子离娄上）三，孟子还极力反对“不孝”，提出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娄上）的箴言，并历数了世俗所谓的五不孝：

“世俗所谓不孝者五：

惰其四肢，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

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

好财货，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

纵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

好勇斗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

”（孟子离娄下）除孟子外，这一时期的作品如大戴礼记、礼记乃至荀子中，都有不少论证“孝道”的言论。

由于儒家学派对“孝道”的重视和倡导，专门阐述儒家“孝道”的专著孝经在战国末期便应运而生，这部著作的问世，充分反映了儒家学派决心通过进一步推进“孝道”，以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

这是时代的产物，也是儒家“孝道”思想发展的必然。

历来众说纷纭。

概括起来有八种：

1、孔子说。

汉班固汉书艺文志：

“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

”孝经的作者2、曾子说。

汉司马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曾参，“孔子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

3、曾子门人说。

宋胡寅：

“曾子问孝于仲尼，退而与门弟子言之，门弟子类而成书。

”（参见朱彝尊经义考卷二二二）4、子思说。

宋冯椅：

“子思作中庸，追述其祖之语乃称字，是书（指孝经）当成于子思之手。

”（参见王应麟困学纪闻）5、孔子门人说。

宋司马光古文孝经指解序：

“故孔子与曾参论孝，而门人书之，谓之孝经。

”6、齐鲁间儒者说。

宋朱熹：

“孝经独篇首六、七章为本经，其后乃传文，然皆齐鲁间陋儒篡取左氏诸书之语为之。

”（参见朱彝尊经义考卷二二二）77、孟子门人说。

近人王正己、孟子门人说。

近人王正己孝经今考孝经今考：

“总之总之孝经孝经的内容，很的内容，很接近孟子的思想，所以接近孟子的思想，所以孝经孝经大概可以断定是孟子门弟子所著的。

大概可以断定是孟子门弟子所著的。

”（参见参见顾颉刚主编顾颉刚主编古史辨古史辨第四册第四册）孟子门弟子孟子门弟子8、汉儒说。

清姚际恒古今伪书考：

“是书（指孝经）来历出于汉儒，不惟非孔子作，并非周秦之言也。

”以上几种说法，皆可备一说。

我们认为：

孝经是孔子向曾子讲述孝道的言论，上古著书就是口耳相传，孔子应是孝经的当然作者。

孝经的最后成书是经过孔子、曾子的弟子归纳整理，记录而成的。

孝经的成书年代当在战国末期，至少不会晚于吕氏春秋（公元前241年修成）。

因为吕氏春秋察微篇和孝行览中均引用了孝经。

孝经的“经”和诗、书、易称“经”不同。

诗经、书经、易经是汉人把儒家著作奉为经典后加上去的，孝经的“经”是“原则”、“方法”的意思，并非后人所加。

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皇侃孝经皇氏义疏：

“经者，常也，法也。

孝为百行之本，故名曰孝经。

”吕氏春秋中已明确引用孝经这一名称，可见它在成书时就是如此。

孝经一书，从成书之日起，绵延至今，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

四库全书总目记载，东汉蔡邕在他的明堂论中，曾引用战国时期魏国国君魏文侯的孝经传。

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同其他几部经书一样，孝经亦有今古文之分，相传古文有孔安国注本，今文有郑玄注本。

自汉代以降，作为儒家的经典，历代君王推崇备至。

（二）孝经研究的历史状况蔡邕汉文帝时，孝经不仅被列入官学，置博士，而且成为儿童识字以后的必读书。

晋元帝作孝经传晋武帝作总明馆孝经讲义一卷梁武帝作孝经义疏十八卷梁简文帝作孝经义疏五卷唐玄宗于开元十年（722）用今文本作御注，又于天宝二年（743）增补修订，作为定本，颁布天下；

并于天宝四年（745）九月将御注孝经刻石于太学，即所谓的石台孝经，现保存于西安碑林；

宋代邢昺又为御注孝经作疏，即今通行的清阮刻十三经注疏本中的孝经注疏。

石台孝经清顺治皇帝御注孝经一卷雍正皇帝御纂孝经集注一卷据四库全书总目记载，关于孝经：

“自魏文侯而下，至唐宋，有名可纪者，凡九十九部，二百二卷。

元明两代不预焉。

近时曹庭栋孝经通释所引，尚于唐得五家，宋得十七家，元得四家，明得二十六家，国朝四家。

”又据清史稿艺文志统计，清代的孝经注本，有三十三部，七十四卷。

根据以上记载，我们可以这样说，自魏文侯至清，孝经的注本，有名可记者约一百六十二部，三百余卷，真可谓汗牛充栋，虽然这些注本大都亡佚了，但从中可以窥得历代皇帝和文人学士对孝经的重视和研究的盛况。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在民族主义一书中对孝经亦作了高度评价，他说：

“讲到孝字，我们中国尤为特长，比其他各国进步得多，孝经里所讲的孝字，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至。

现在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讲到孝字，还没有像中国讲的这样完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近三十年间，对于孝经，学术界无人问津，不仅没有新注本，就连阐述“孝道”的论文，也少得可怜。

可以说关于孝经的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1984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经书浅谈一书，其中收集了已故学术界老前辈杨伯峻的孝经一文。

杨氏在这篇文章中，对孝经采取了全面否定的态度，他说：

“孝经这部书，内容陈腐，文字简陋，实在值不得一读。

”杨氏的这种评价，未免失之偏颇。

这种现象之所以出现，和“左”的思想对学术界的影响不无关系。

有人总喜欢把“孝”和封建社会联系在一起，把“孝”和“封建”混为一谈，视“孝”为一切愚昧落后的根源，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正是有了这种误解，所以学术界就视“孝”为禁区，不少人怕抓辫子，怕打棍子，怕戴帽子，因而不敢贸然涉足。

但是，铸成民族性格的“孝道”思想，并不因此而窒息。

它作为人类的伦理道德，只要人类存在，它将永远存在下去，只不过由于历史的发展，时代的变迁，其内容会有所增减，但孝敬父母，尊敬长辈的思想永远不会变。

有关孝经的各种著述，朱彝尊经义考卷二百二十二至二百三十，收录详备。

蔡汝堃孝经通考也有孝经集目表略。

日本学者林秀一的日本孝经年谱（汉学会杂志第三卷第2号），记述了孝经在日本的流传及版本，可参。

孝经作为儒家学派专门阐发“孝道”的专著，它汲取了儒家先辈们论述“孝”的言论，加以综合和概括，使之成为儒家学派的“集大成”之作。

下面，我们将从七个方面对孝经思想内容作一简要的述评。

第一，论述了“孝”的重要性。

首章开宗明义指出“夫孝，德之本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