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福山激辩中国模式和西方模式Word文档格式.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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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今天是来学习的,因为中国模式已经对世界产生了积极影响。
中国模式有很多优势,其政治制度的特性使它拥有高效决策功能。
与印度这样的东方国家相比,中国高铁已经开通,机场、桥梁等现代化基础建设也日新月异,而印度著名的塔塔公司想在某地建厂,谋划多年最终却因政治反对力量强大而流产。
与英、美、法、意等西方国家相比也是如此。
以美国为例,由于民主党和共和党互相制衡,金融危机时问责制难以良好运作,不仅没能阻止危机发生,连政治体系也险些因此瘫痪;
同时,美国利益集团非常强大,一个从长远来看非常合理的决策,在实际运行中通常被迫向部分利益集团低头;
此外,美国的经济制度也很教条,以致于民众至今还在赤字海洋中挣扎。
今后几年能否改变上述现状,这也是对美国制度长效与否的考验。
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已拥有了较自由的意识形态,政府也进行了很多创新摸索,正确的就坚持,错误的就修正。
我不知道这样的有效改革多大程度上受到中国历史的影响。
但反观美国,虽然号称务实,却很少愿意进行新尝试。
不过,长远来看,我还是更赞成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制度。
所以,今天很愿意和张教授探讨。
谢谢您对中国现状的关注以及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理解,也谢谢您开放的思维。
您的话使我想起2月份我在德国和《时代周刊》主编对谈中国模式。
他刚刚访问了上海,他说他觉得上海越来越像纽约,是不是可以说没有什么中国模式,而是中国越来越学习美国模式。
我说:
您恐怕观察得不够仔细,如果观察得仔细一点,您会发现上海在不少方面已经超越纽约了。
无论是高铁、地铁、机场、码头等“硬件”,还是人均寿命、婴儿死亡率、社会治安等“软件”,上海都比纽约好。
换句话说,我想告诉这位德国学者,我们的眼光已经超越了美国模式,超越了西方模式。
我们从西方学习了很多东西,现在还在学,以后还要学,但是我们的眼光确实超越了西方模式。
从某种意义上看,我们正在探索下一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法律制度。
问责制在中美的不同效果
中国的道义问责制需要弥补“向下落实”的缺失
中国当下对问责制的探索范围已经超越美国
中国早在2500多年前的秦朝就率先建立了有效的国家统治,非常超前,比英国等欧洲国家早17个世纪。
我在新书《政治秩序的起源》中提到,一个现代化国家必须具备三个要素:
有效的国家统治、问责制、法治。
先着重谈谈问责制,我认为中国是一种道义问责制,与西方议会制产生的程序问责不同。
中国传统决定了政权非选举产生,但国家治理者接受了道义责任的使命教育,因此也只对朝廷负责,问责得不到“向下落实”。
这种传统延续至今,导致人民往往无法制约管理者的晋升,容易滋生腐败。
20年西方生活的经历让我觉得,您所说的西方的政治问责制很难奏效。
坦率地说,我认为美国政治制度的设计是前工业时代的产品,已无法解决美国在今天面临的挑战,美国的政治改革任务不亚于中国。
三权分立仅在政治范围内起制约作用,不能解决美国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也无法阻止金融危机爆发。
因此,我认为现代社会需要一种更大范围内的制约与平衡,我称作“政治力量、社会力量和资本力量之间的平衡”。
所以中国探索的问责制,范围比美国广得多。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发表文章称,美国在过去10年中经济增长为零,就业创造率为零。
中国任何地方大概都找不到这样的记录,这是中国经济问责制的结果,各级政府都有发展经济、创造就业机会的责任,官员达不到目标便很难晋升。
我们现在讲座的地方是上海静安区。
这个区的许多硬件、软件指标都超过了纽约曼哈顿区,而去年一场重大火灾事故后,二三十个官员和经济负责人受到了政治与法律上的处罚,这正是政治问责制和法律问责制。
而比这场火灾严重不知多少倍的美国金融危机,导致了普通百姓财产平均缩水四分之一左右,但3年过去了却无任何人承担政治、法律和经济责任。
肇事的金融大鳄仍然可以依据合同拿千万甚至上亿的奖金,美国老百姓怎么愤怒也没有用。
中国在推动法治建设方面还有很多事要做。
但我们的传统中有“法”和“天”的概念。
用政治学话语来说,“天”代表的是一个社会的整体利益和良心。
我们在99.9%的事情上要严格按照法律办,但我们要保留那块小小的空间。
对一些涉及到“天”,涉及到社会整体利益和良心的重大事件,我们保留在法治范围内进行政治处理的权利,否则就是法条主义。
换言之,美国金融大鳄吞噬百姓钱财还可以照样拿巨额奖金的情况,在中国不会出现。
当比较政治体制时,一定要区分政策和体制。
毫无疑问,美国的决策者以往犯了一些错误。
比如贸然发动伊拉克战争,并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从华尔街开始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过度蔓延导致金融危机,事后无一人受到惩罚,等等。
但是,任何金融市场都有可能犯政策错误,这和民主制度没有多大关系。
1930年代,美国曾经历更大的金融危机,富兰克林·
罗斯福当选总统后逐步建立监管体系,将美国变成福利国家。
在群众极端愤怒下产生的问责制,也修正了政策上大的方向性错误。
这次危机爆发,隐患早在几年前便很大,但决策者毕竟也解决了一些问题。
民主体系内在机制中的自我修复功能由此可见一斑,所以必须长远地看,不能因为短期表现就断言民主政权必然比威权政体更易犯错误。
如何解决“坏皇帝问题”
美国总统才能有高低之分但都受到民主体制制衡
中国的“选拔”加“选举”可能胜过单靠“选举”
之前谈到,中国问责制中的“向下落实”很难做到。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对威权政体的制约性有所担忧,长远来看,它容易产生“坏皇帝问题”。
我们解决了“坏皇帝问题”,因为我们进行了政治制度的创新。
第一,中国最高领导人并非世袭,而是靠政绩产生。
第二,中国有非常严格的任期制,最高领导人至多两任。
第三,中国实行集体领导制,个人专断的可能性极小。
第四,中国有强大的“选贤任能”传统。
现在中国最高精英团队成员基本上需要两任省部级的履历,这种制度可能也有需要改进之处,但不大可能选出像小布什这样低能的领导人。
美国是个超级大国,选错了领导人,对美国和世界可能都是灾难。
坦率地讲,美国总统的确有才能高低之分,其制定的政策也可能会给美国带来八年低谷期。
中国目前的体制强调集体领导,限制领导人任期,确保不会发生卡扎菲、穆巴拉克这样的悲剧,而许多美国人也确实没有认识到当今中国社会的诸多制衡。
但是,我是否可以理解为,这种制衡更多来自于一代人的悲惨记忆,因为从中国历史来看,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破坏力实在令人记忆犹新。
所以长远来讲,中国需要明确这种可持续制衡机制,而民主制度和法治恰恰可以起到这种作用。
在新书中,我试图从历史文化角度追溯这种官僚体制里“亲其亲”的传承。
中国历来重人伦、亲情,虽然是人类普遍本性,但在政治制度中却是不允许出现的。
公元1世纪,西汉已经创立了非亲情关系的选拨机制,但是到了西汉末年就崩溃了,而晋朝出现的门阀制度进一步破环了这种优良的人才选拔制,世家望族垄断了统治阶层。
美国同样有这个问题,精英阶层的后代在接受精英教育后很自然地逐步进入社会高层。
除了单纯依靠选贤举能外,怎样防止精英垄断国家政权?
过去10年中,中国共产党有很多优秀做法,但在我看来,从整个制度本身而言,由于裙带关系和利泽亲友的传统,它仍然容易滋生腐败。
所以我们要建立向下落实的问责制,防止裙带关系进入甚至颠覆政治制度,这样才能真正解决“坏皇帝问题”。
我并非为美国辩护,我所居住的纽约便有很多犯罪,但至少在一个民主制度中,你有修正错误的机制和机会。
中国历史很长,但即使在所谓的好皇帝和坏皇帝时代,我粗略算一下我们还是有七个朝代的历史比整个美国的历史还要长,整个西方的近代史也就是两三百年,当中经过多少的战争冲突、奴隶制度、两次世界大战等等,也不能保证现代西方这个制度可以持续下去。
每个国家历史上都有些不光彩事件。
中国的大跃进、文革;
美国的奴隶制、种族歧视等。
福山教授认为美国通过自己的体制纠正了问题,中国也是通过自己的体制纠正了问题。
从探索政治制度的未来的角度看,我认为“选拔”加某种形式的“选举”,可能比仅靠“选举”要好。
西方选举制度越来越演变成一种“游戏民主”或“好莱坞民主”,只要程序正确,无论谁都可以当选,这与中国“治国者必须是人才”的传统观点迥异。
现在的世界是一个高度竞争的世界,再来一个八年执政无方的领导人,美国恐怕也赔不起。
民主制度能否解决腐败
腐败增加是和现代化同步发生的,要靠体制建设来解决
福
山:
民主制不一定能解决腐败,但有利于舆论监督
关于腐败问题,可从纵向和横向两个角度比。
中国目前的腐败问题是比较严重,处理起来也不容易,但从历史发展的纵向比较来看,所有大国包括美国在内都经历过腐败增加阶段,它往往和现代化同步发生。
您的导师亨廷顿就曾提到,现代化发展最快时也是腐败高速增长时。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监控体系的建设速度跟不上财富和资本的增长,但经历这个过程后,如有及时的体制建设,将能降低腐败。
我提出过“第二代腐败”的概念,比如美国金融危机中的罪魁祸首之一是“监管套利”,即评级机构为你打高分而换得大量利益。
但美国法律称其为“道德风险”。
我认为,如果把它作为腐败来处理,效果会更好。
你也可作横向比较。
尽管中国人非常抱怨本国的腐败,但和人口在5000万以上、发展阶段相对比较类似的国家相比,如印度、乌克兰、巴基斯坦、巴西、俄罗斯、埃及等,他们的腐败都比中国严重。
我把中国称作“百国之和”,是由成百上千的国家慢慢整合而成,这样的国家采用西方政治制度一定会解体。
同样,看腐败也要分板块,中国发达板块的腐败较低,上海的腐败肯定低于意大利和希腊。
讲到腐败,我并不认为民主制就一定能解决腐败问题,我们看到很多民主国家也有很高的腐败率。
但如果要遏制腐败,就必须提倡言论自由。
中国中层结构的现代化态度
不同文化和国度的人群对现代化的认识会趋同
中国传统会使社会和政府实现良好的互动
经过30年改革开放,我把中国社会分成上层、中层、底层3个结构,中国的中层结构正逐步形成。
中层结构指的是和现行市场机制匹配的各种行业和从业人员。
它的成型在结构上保证了中国体制不走极端,同时构成中国中产阶层的主力。
我的导师亨廷顿著有《政治的秩序》一书,我在斯坦福大学也教授这本书。
亨廷顿教授认为,革命并非由穷人发起,而是由中产阶级创造。
他们接受过良好教育,有机会过更好的生活,但这机会往往被政治或经济体系屏蔽,因此期望和能力之间会出现差异,也就形成了我们所说的革命。
北非、西亚的社会动荡,在我看来就有非常庞大的中产阶级基础。
因此中国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社会能否提供符合中产阶级需求和期待的服务。
那么,中国中产阶级与非华人社会中的中产阶级是否有差异?
我曾和亨廷顿有过许多辩论,他在1990年代出版《文明冲突论》,其核心观点是——文化决定行为。
虽然现代化带来很大变革,但实际上人们的行为很大程度上仍受制于他们不同的文明形态。
这里就有一个疑问,即文化能否穿透漫长的时间,影响政治、经济的各个方面?
或者说,现代化最终能否导致人们在文化上趋同?
举例来说,以前沙特政府为了维护伊斯兰习俗,曾从南亚雇佣50万海外劳力为女性开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