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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相对于神和物而言的,比如西方早期的人本思想,主要是相对于神本思想,主张用人性反对神性,用人权反对神权,强调把人的价值放到首位;
中国历史上的人本思想,主要是强调人贵于物,“天地万物,唯人为贵”。
“本”在哲学上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世界的“本原”,一种是事物的“根本”。
以人为本的本,不是“本原”的本,是“根本”的本,它与“末”相对。
以人为本,是哲学价值论概念,不是哲学本体论概念。
提出以人为本,不是要回答什么是世界的本原,人、神、物之间,谁产生谁,谁是第一性、谁是第二性的问题,而是要回答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什么最重要、什么最根本、什么最值得我们关注。
以人为本,就是说,与神、与物相比,人更重要、更根本,不能本末倒置,不能舍本逐末。
其次,人类生活的世界是由自然、人、社会三个部分构成的,以人为本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寻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体性和谐发展。
一、《诗经》把人的价值放在首位
《诗经》共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
在《诗经》这些作品中,除了少数作品略具有神话因素沉积外,其他作品都没有任何神秘的色彩。
在这里几乎不存在凭借幻想而虚构出的神话世界,也不存在诸神和造物主的特异形象和特异经历,我们看不到诸神的足迹,也看不到神对人事的判决和预言,而是归结于人的努力。
《诗经》对人的描绘往往非常具体,其内容也是以日常性、现实性为基本特征。
比如商代颂诗里,“天命”所以垂顾商人,是商人自己努力的结果,如《长发》诗中所云:
“何天之休,不竟不絿,不刚不柔。
敷政优优,百禄是遒”,这百样的好运归商人承受也仍然是商人努力的结果。
而商的中兴则由于天子能礼贤下士和伊尹的帮助,“允也天子,降予卿士。
实维阿衡,实左右商王”(《长发》)。
《周颂》、《大雅》中描写周人受命于天的发迹过程,就是自后稷、公刘、古公亶父、王季、文王等圣君不断努力、进德修业的过程。
如《皇矣》诗中所云:
“帝作邦作对,自大伯王季。
维此王季,因心则友,则友其兄,则笃其庆。
载锡之光,受禄无丧,奄有四方”;
“比于文王,其德靡悔”,“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
反之,当宗周面临崩溃之时,尽管上天垂下了日食、地震等凶象,诗人仍不上战战兢兢祷告上天,而照样认为:
“下民之孽,匪降自天。
噂沓背憎,职竞由人。
”《小雅·
十月之交》对国家的兴亡从人事上寻找最终的原因,并且把它诉诸诗的创作,这是周人以人为本的哲学、政治思想在文学中的最鲜明体现。
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神为本,这使中国人很早就摆脱了原始社会的巫术宗教观念,也使诗这种文学体裁很早就从巫术宗教中脱离出来。
如果说,在中国的原始诗歌中,像伊耆氏的《蜡辞》乃至甲骨卜辞中的乞雨词,还带有鲜明的宗教意味的话,那么到了周代,这种原始宗教神学观念已经被周人的实践理性精神逐步取代。
所以在《诗经》中,除了颂诗这种“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的祭祀歌之外,在占有作品总数近十分之九的雅诗和风诗中,几乎很少带有宗教巫术观念的诗作。
其实,即使是在《周颂》这样的祭祀诗中,面对冥冥中的上天先祖,周人也并不把自身的一切托付于神,更重要的意义是借此追念先公先王的道德功业,表达自己要“不懈于位”,要敬德保民,以求国家长治久安的想法。
如《周颂·
访落》一诗,《毛诗序》云“嗣王谋于庙也”。
朱熹《诗集传》曰:
“成王既朝于庙,因作此诗,以道延访群臣之意。
言我将谋于始,以循我昭考武王之道。
”在《周颂·
敬之》一诗中,则直写群臣如何在庙中劝戒嗣王“敬之敬之,天维显思,命不易哉。
无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监在兹”。
这里没有像奥林皮克山上的众神存在的场所,他们也不能相信神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并决定自己的生活,在这里人就是自己生活的主宰,了是诗歌的全部内容,情感投射的全部指向。
他们是那样肯定自己,信任自己,心情地表现着自己,并且以自已的创作实践,把“文学是人学”这一在西方近代社会才真正提出的永恒命题,早在2500多年前的时代就给予了充分的表现,并且奠定了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神为本的中国诗歌发展的民族传统。
二、《诗经》描写了以人本身为主的世俗生活
《诗经》中的诗歌,大部分是反映现实的人间世界和日常生活、日常经验。
有的是关于政治风波、春耕秋获、男女情爱的悲欢哀乐。
《诗经》充满了浓郁的人情味,使诗成为表达商人、周人宗族伦理情感和乡土情蕴的最好形式,举凡是他们的念亲、爱国、思旧、怀乡等各种喜怒哀乐之情,都可以在这里得到最好的表达。
它使《诗经》带有亲切的生活感,使诗成为描写世俗生活最好的艺术,举凡是他们的农事、燕飨、战争、徭役、恋爱、游观等各种世俗生活,都成为诗中的主要内容。
它让人看到,周人的内心生活世界,就是一个既没有幻想错综的神怪故事,也没有张皇幽渺的浪漫色彩的平凡人间世界。
那农夫们身着狐裘的逍遥神态,武士们袒裼暴虎的矫健雄姿,情人们水边相会的深情注目,夫妻间琴瑟好和的切切心声,这一切的一切,都会把读者带进一个熟悉而又亲切的世间,看到人类自身所创造的——并不是神创造的生活之美,体会到人类自身在平凡中的伟大。
可以说在世界民族的文学中还没有哪一个民族的文学像《诗经》那样,早在2500多年之前就对人本身进行这样的肯定与歌颂,从这点讲,《诗经》无愧为凝聚了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最伟大的艺术。
三、《诗经》追求一种朴素的和谐
毛泽东喜欢读《诗经》,认为《诗经》就是老百姓的民歌,“老百姓也是圣贤”。
《诗经》中人们向往的生活是统治者体恤人民、人人和睦相处的大同社会。
《诗经·
小雅·
伐木》“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相彼鸟矣,犹求友声。
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听之,终和且平。
”描写了一个盛大聚会的场景。
这场景中有伐木比赛,有美酒佳肴,有歌有舞。
人们通宵达旦,享受着生活的快乐。
从中我们仿佛感到了我们最原始、最纯真的文化基因,这基因孕育于和谐适意的生活环境。
所以他们对自然报有崇敬之心,却无敬畏之意;
对人有亲敬之意,而无争斗之心。
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睦,无过于此。
又如《诗经·
斯干》“秩秩斯干,幽幽南山。
如竹苞矣,如松茂矣。
兄及弟矣,式相好矣,无相犹矣。
似续妣祖,筑室百堵,西南其户。
爰居爰处,爰笑爰语。
”(涧中流水清又清,终南山上树青青.翠竹片片遮望眼,青松棵棵阻人行.如兄如弟手足情,同气连根一条心,不欺不诈永相亲.继承祖业传祖训,盖起宫室上百间.门户向西或向南.兄弟一起同居住,和睦友好笑开颜.)描写了一幅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和谐的画面。
其他还有很多,《无衣》“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反映出士兵之间的和谐。
《关雎》以雎鸠之雌雄和鸣,以喻夫妻之和谐相处。
而一旦有人破坏这种和谐,人们就加以斥责,所以《诗经》中有许多揭露统治者贪暴和许多弃妇诗。
如我们熟知的《硕鼠》对统治者发出的控诉,《诗经·
邺风·
柏舟》、《诗经·
日月》、《诗经·
谷风》、《诗经·
卫风·
氓》、《诗经·
我行其野》、《诗经·
白华》等充满悲愤控诉的弃妇自白。
《诗经》反应出的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实际上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特征,中国文化中的“天”(或“上帝”)主要指宇宙的自然力量,“天”对人的主宰只能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出现,而不是有意志的神发号施令,人的命运主要由人自己来把握。
中国古代文化中也有一种所谓“天命”的东西,但是这种“天命”决不是把握在神手中的“命运”,更不是神的预言或征兆,而只是人自身的善恶之行的必然结果。
这种观念在周人那里已经根深蒂固。
“天命靡常,惟德是辅”,在周以后的中国人看来,尽管黄帝、颛顼、尧、舜、禹、成汤、周文等传说中的“明君圣王”都发迹于“天命”的眷顾,但“天命”眷顾他们的原因却是因为他们本身的“德”,也就是靠他们自身的努力获得的。
人的命运,或者是国家的命运靠人自身来争取,正因为具有这种面对人类自身的理性精神,中国文化才真称得上是人文文化,中国文学才真正称得上是人的文学而不是神的文学。
而古代西方文学则把神看做人的主宰,认为上帝和众神永远控制着人类的生活与命运,并且以这种观念和情感进行艺术创作。
总之,《诗经》是中国诗歌,乃至整个中国文学一个光辉的起点。
它从多方面表现了那个时代丰富多采的现实生活,反映了各个阶层人们的喜怒哀乐,以其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早期诗歌,开辟了中国诗歌的人文道路。
参考文献:
1、《诗经》中生活习俗研究作者:
王志芳山东大学
2、《中国大百科全书·
考古学卷》
3、朱熹《诗集传》
4、《汉书.艺文志》《毛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