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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开始后不久，英国侵略军就按照既定政策北上天津，在大沽海口，向清政府递交了英国外交大臣致中国宰相书，史称“白河投书”，并与直隶总督琦善进行谈判，其目的在于扭转清政府的禁烟政策，迫使道光皇帝妥协。

西方殖民势力的东扩（开辟新航路）

从16世纪的里斯本港、再到16、17世纪的鹿特丹港大约从1480年至1780年的三个世纪中，欧洲的海洋探险家们通过驾驭海洋，在各大陆之间建立了直接的海上联系，为欧洲船舶打开了除两极地区以外的所有海域，预示着中国面临的海上威胁即将到来。

为了寻求“自由贸易”，1655年（清顺治十二年）7月，称霸海上的荷兰向中国派出了由东印度公司高级商务官哥页（PieterdeGoyer）和开泽（JacobdeKeyzer）率领的外交使团。

荷兰使团在前往北京的途中于1656年7月4日来到天津，繁华的天津使他们认为天津是中国三个主要港口之一。

当18世纪来临的时候，中国人还沉浸在“康乾盛世”的自我陶醉之中，而此时在遥远的西方，英国正孕育着人类历史上一种崭新的生产方式的变革——工业革命。

1776年，作为工业革命标志的瓦特（JamesWatt1736～1819）蒸汽机开始进入厂矿，它是一种启动新时代的机器；

就在同一年，亚当·

斯密（AdamSmith1723～1790）的《国富论》出版了，这是一本对社会发展产生革命性意义的经典著作，为工业革命缔造了一个自由竞争的经济秩序，自由贸易开始成为英国的国策。

1793年是清朝乾隆皇帝八十三岁寿诞之年。

英国政府以为乾隆祝寿为名，派出了由前驻俄公使、孟加拉总督马戛尔尼（GeorgeM.Macartney1737～1806）率领的官方代表团。

1792年9月26日，马戛尔尼率领有84名成员的外交使团从普利茅斯起航，前往中国。

使团包括外交官、青年贵族、学者、医生、画家、乐师、技师、士兵和仆役，算上水手近700人。

1793年8月5日，这支英国派出的最庞大的外交使团，从天津大沽登上中国大陆；

8月6日，专程从保定赶来的直隶总督梁肯堂在海神庙会见了马戛尔尼一行。

8月11日，英国使团抵达天津。

马戛尔尼使团为中国宫廷准备了琳琅满目的礼品，包括天象仪、地球仪、机械工具、天文钟、望远镜、测量仪、英国军舰模型、铜炮、榴弹炮、橱窗玻璃、毛毯、伯明翰五金制品、谢菲尔德钢铁、玻璃制品、铜器和韦奇伍德陶器等。

这些礼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英国科技与工业生产水平。

1793年9月14日，乾隆皇帝在承德避暑山庄召见了马戛尔尼使团的部分成员。

在会见中马戛尔尼提出了准许英商在天津等地贸易和在北京设立货栈等要求，遭到了乾隆皇帝的拒绝。

而马戛尔尼使团携带的礼物，也被清王朝当作“贡品”收藏了起来。

马戛尔尼的中国之行耗费了78522英镑，但并未达到外交目的。

然而，他却收集到关于中国国情的第一手情报。

马戛尔尼察觉到，中国的科学和医学知识程度很低，知识阶层对物质进步漠不关心，军队仍然使用弓箭，缺少近代火器，普通民众生活贫穷，官场中贪污腐败非常普遍。

1816年，英国再派外交使节阿美士德（WilliamPittAmherst1773～1857）来华，8月13日（一说12日）抵达天津。

后因礼节争议未能见到嘉庆皇帝就离开了中国。

回国途中，阿美士德来到位于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会见了在此关押的拿破仑。

阿美士德讲述了在中国的经历，认为只有通过战争才能敲开中国的大门。

拿破仑对此反驳道：

中国并不软弱，它只不过是一只睡眠中的狮子，并进而预言：

“中国一旦被惊醒，世界会为之震动。

”

18世纪，在对外贸易中，中国的顺差较大。

当时，中国的出口商品主要是茶叶、生丝、瓷器等。

自隋唐代开始，中国就向国外出口瓷器，外销方式主要包括馈赠、贸易和外商来我国收购、订购和订造等。

外国人用金银支付中国商品。

英国东印度公司驶往中国的船舶经常装载90%的黄金，只有10%的货物是商品。

1781～1790年间，流入中国的白银为1640万元，1800—1810年则达2600万元。

这种有利于中国的贸易顺差持续到19世纪20年代中期。

天津销烟

为了改变贸易逆差，英国人开始大量向中国输出鸦片。

鸦片的泛滥严重地危害了中国人的身心健康。

据估计，中国人每年花费在鸦片上的银两在1823年～1831年间为1700万～1800万两，在1831～1834年间为2000万两，1834～1838年间则达3000万两。

鸦片的涌入导致大量的中国白银的外流。

天津作为中国北方最大的鸦片走私口岸和贸易市场。

据不完全统计，仅1838年秋，从来津的闽广洋船上就起获烟土5000公斤左右；

天津的鸦片流向北京和内地。

为了铲除鸦片贸易，清政府在大沽口采取了缴烟行动，1838年11月13～14日，将查获的约4100公斤鸦片在天津小西关南运河旁销毁。

天津销烟早于1839年6月进行的著名的虎门销烟。

白河投书

1840年2月，英国政府任命懿律（GeorgeElliot1784～1863）和其堂弟义律（CharlesElliot1801～1875）为驻华正副全权代表，并派懿律为侵华英军总司令。

同年4月，英国议会正式通过了发动战争的决议案，派兵侵略中国。

1840年6月，懿律率领英国远征军抵达中国海面，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开始。

英国远征军包括配备了540门大炮的16艘军舰、4艘蒸汽战船、27艘运输船、1艘运兵船和4000名士兵。

按照部署，英国远征军于6月底封锁了广州湾，7月初占领定海，8月初懿律、义律率领英国8艘军舰驶抵天津大沽口外。

在英国人的眼中，天津是距北京首都最近的海口，是最能接触中国皇帝往来公文，引起皇帝恐慌的地方。

于是1840年8月11日，在大沽口外，义律要求清政府派人接受《帕默斯顿致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

其内容主要是攻击中国的禁烟运动，并无理要求中国赔款割地。

这一事件史称“白河投书”。

英舰北上天津最终成为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转折点。

一、抵御外侮——从三次大沽口之战到抗战枪声

为了扩大在华权益，1856～1860年，英法两国对中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濒海临都的天津，开始成为西方列强自海上征服中国最重要的桥头堡，因而也是近代中国军民抵御外侮的前哨主阵地。

英勇悲壮的三次大沽口之战、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重创八国联军的庚子之役、保卫老西开、天津抗战等，都向世人昭示了天津人民同侵略者血战到底的气概。

三次大沽口之战

为了扩大在华权益，1856年10月，英国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7年，法国与英国组成侵华联军。

根据俄国公使普提雅廷（Euphimis·

VasilievitchPoutiatine1803～1883）“使北京本身受到压力”的建议，从1858年4月13日开始，英、法等国军舰北上，到达大沽口外。

4月25日，英、法、美、俄国公使陆续发出照会，要求清政府派全权代表到大沽谈判。

清政府先是派仓场侍郎崇伦去大沽与四国周旋，后又派直隶总督谭廷襄为钦差与列强谈判。

英法借口谭廷襄没有“便宜行事”的全权，拒绝谈判。

要求清政府六日内派出全权大臣，否则诉诸武力。

当时，大沽海口有炮台4座：

南岸3座，北岸1座。

据1857年统计，有大小炮142门。

为了加强大沽地区的防御，咸丰皇帝不惜派遣京营援军2000名前往大沽。

当时大沽地区清军兵勇达8000—9000人。

1858年5月20日，上午8时，英法联军的两名军官前往大沽炮台，向前来大沽与列强谈判的直隶总督谭廷襄发出最后通牒，要求10时前交出大沽炮台，遭到拒绝。

10时刚过，2000余名英法联军立即发动进攻。

11时15分，北岸炮台被摧毁，英法联军随即占领；

12时，南岸炮台失守。

直隶总督谭廷襄驻扎的海神庙也被英法联军占领，大沽炮台失陷。

大沽炮台失后，英法军舰12艘和1000余名士兵沿海河向天津进发，于1858年5月26日兵临天津城下。

1858年5月28日，清政府急忙派出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前往天津。

6月4日至7日，桂良、花沙纳在城南海光寺分别会见了英、法、美、俄四国公使。

经过多天谈判，1858年6月13、18、26和27日，中俄、中美、中英和中法《天津条约》在海光寺签订。

《天津条约》的具体内容为：

1、公使常驻北京；

2、增开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湾（后定为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

3、外籍传教士可入内地自由传教；

4、外国人可往内地游历、通商；

5、外国商船可在长江各口岸往来；

6、修改税则，减轻商船吨税；

7、对英赔款银400万两，对法赔款银200万两。

中俄、中美《天津条约》攫取了除赔款外与英、法所得几乎一样的侵略特权。

《天津条约》的签订使咸丰皇帝感到切肤之痛，1858年6月2日，咸丰皇帝授予蒙古秦王僧格林沁（1811～1865）为钦差大臣，负责京津一带的防御。

同年8月，僧格林沁抵大沽，重建被英法联军毁坏的大沽炮台。

僧格林沁不仅修复了战前的4座炮台，还重建了1840年被废弃的北炮台。

此外，又在北炮台以北约1里的地方兴建了石缝炮台。

这样大沽口南北两岸各有炮台三座：

南岸前炮台高15米，中炮台高12米，后炮台高9米；

北岸前炮台高15米，中炮台高9米，石缝炮台高9米。

还兴建了兵营、营墙，挖掘了壕沟。

北塘炮台也进行了重建。

炮台用木材和青砖砌成后，外用二尺多厚的三合土砸实。

（三合土：

泥土、石灰、沙拌以糯米汤）南岸前炮台和中炮台各安设铜炮三门，分别为1.2万斤、1万斤和5千斤，后炮台安设5千斤铜炮1门；

北岸前炮台和中炮台各安设重炮3门，石缝炮台安设重炮3门。

这些重炮用于攻击舰船。

还在营墙上安设了用于攻击登陆部队的小炮。

僧格林沁调集京师、蒙古等处军队支援大沽地区。

到第二次大沽之战前，大沽地区共有官兵7000人，其中南北六炮台驻兵约4000人。

此外，新城、新河也驻有重兵。

北塘海口驻扎210名官兵。

驻军经常进行军事演习，加强军事训练，提高了战斗力。

1859年6月17日，英国驻华海军司令何伯（JamesHope1808～1881）率舰队抵达大沽口外。

20日，英、法公使也到达大沽口外，打算沿海河进北京交换双方批准的《天津条约》。

1859年6月25日下午2时30分左右，大沽炮台上的清军与12艘英、法舰艇发生激烈战斗，清军以准确、猛烈的炮火攻击敌舰。

英军3艘炮被击沉。

清军以小炮、抬枪、鸟枪狠狠打击登陆之敌。

到26日凌晨1时30分，英法登陆部队被迫撤出。

中国军队的第一轮炮火就击中了英国舰队司令何伯。

得知何伯受伤，英国舰只被毁，表面中立，正在观战的美国队司令达底拿（J.C.Tattnall）高喊“血浓于水”，冲入战场，援助英国人。

第二次大沽口之战是近代中国军民在反侵略战争中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

失利后的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