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笔下的妇女形象Word文档格式.docx

赵树理笔下的妇女形象Word文档格式.docx

《赵树理笔下的妇女形象Word文档格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赵树理笔下的妇女形象Word文档格式.docx（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4、小腿疼、吃不饱——常有理、惹不起在新形势下的发展。

（三）劳动妇女的先进人物。

1、小飞蛾——由呻吟到反抗的妇女形象。

2、于小芹、艾艾、燕燕——追求美满幸福爱情生活的新女性。

3、孟祥英、金桂——冲出家庭、走向社会的崭新的妇女代表。

三、妇女形象的意义——封建社会毒害了广大妇女，形形色色的妇女形象像枪一样，批判的锋芒直指各种封建思想。

赵树理笔下成功的妇女形象被讽刺、嘲笑、批判的居多，肯定赞扬的则少。

几十年来对赵树理创作中的这一现象，有的评论工作者要么避而不谈，要么兴笔问罪。

本文试图对赵树理笔下的妇女形象进行认真研究，作出符合实际的评价。

一

如果说鲁迅在他的小说中塑造的妇女形象始终贯穿着这样一条主线——“一切女子，倘不得到男子同等的经济权，我以为所有的好名目，就都是空话。

”只有“解放了社会，也就解放了自己。

”⑴社会得不到解放，无论是祥林嫂坚韧而执着的对于命运的搏斗，对于生活的追求，还是三仙姑对于封建家庭、封建礼教的大胆而激烈的反抗，都只能以失败结局。

那么赵树理小说中的妇女形象则阐明这样一个主题——新制度的诞生，旧制度的灭亡，只是为妇女真正获得解放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即为这理想的实现提供了先决条件。

要使广大妇女彻底从“代表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四条极大的绳索”⑵中解放出来，还有待于广大妇女进一步的努力奋斗！

如果说鲁迅为妇女的解放，在他的小说创作中更多地揭示了旧中国妇女不幸的悲惨遭遇以及她们淳朴善良的美德，唤醒民众，为争取社会解放而奋斗。

那么赵树理在他的创作中始终站在妇女彻底翻身解放的思想高度，着重描写了广大劳动妇女因袭的重负和心灵的创伤，激励她们为争取自身的彻底解放而斗争。

因此，作家在社会解放的欢乐浪潮中，始终清醒地认识到封建思想、封建礼教使广大妇女心灵上受到创痛的严重后果，通过具体感人的艺术形象，向时代敲起警钟！

二

一提起赵树理笔下的妇女形象，第一个闯进我们记忆中的恐怕就是《小二黑结婚》中的“三仙姑”、“米烂了”、“忌讳”、“吃鲜果”的痴想、“三仙姑许亲”、区政府上丢丑……这一连串令人难忘而又饶有风趣的故事好象走马灯似的在眼前浮现。

其实少女时代的三仙姑也是一个美丽端庄的姑娘。

十五岁嫁给于福，这种“父母之命、媒之言”所注定的婚姻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

“并不是主观的爱好，而是客观的义务，不是婚姻的基础，而是婚姻的附加物。

”三仙姑这个年轻美丽的姑娘虽然没有能力抗拒父母之命，但她却不愿尽这“客观的义务”，于是，慢慢就和自动来的年轻人玩得“十分哄火”，以填补她精神上的空虚和寂寞。

以前的一些研究文章对于三仙姑的评价，只是看到她放荡、轻薄、不正派的一面，而忽视了促成她如此做的社会原因，恐怕有失偏颇。

在封建社会中，偷情与勾引男人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常常是和封建婚姻制度的不合理相联系着的。

由于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原因，天下的有情人难成眷属，得不到封建法律的承认，只好用所谓“非法”的私通方式进行反抗。

尽管这种反抗方式是个人的、不自觉的，但仍具有社会的意义。

当然，笔者这里并不认为三仙姑的放荡、轻佻是一种美德，但她毕竟“是可怜人，不幸上了历史和数目的无意识的圈套，做了无名主的牺牲。

”⑶因此，作家的批判、讽刺的笔锋并不指向这里，而是指向三仙姑不但自甘堕落，而且又反过来利用毒害过她的封建婚姻制度毒害青年一代的行为。

在《孟祥英翻身》中，孟祥英的婆婆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家长，她统治媳妇的“老规矩”，就是封建统治思想束缚奴役广大下层妇女形象而又通俗的代名词——

婆媳们的老规矩是当媳妇的时候挨打受骂，一当了婆婆就得会打骂媳妇，不然的话，就不象个婆婆派头；

男人对付女人的老规矩是“娶到了媳妇买到的马，由人骑来由人打”，谁没有打过老婆就证明谁怕老婆。

孟祥英的婆婆不但有一般人都有的“老规矩”。

譬如“他脑筋里”的“媳妇样子”：

头上梳个笤帚把，下边两只棕子脚，沏茶做饭、碾米磨面、端汤捧水、扫地抹桌……从早起倒尿壶到床上铺被子，时刻不离，唤着就到；

见个生人，马上躲开，要自己不宣传，外人一辈子也不知道自己还有个媳妇。

封建的伦理道德，宗法观念，在她脑子里不但根深蒂固，而且还那么系统缜密。

作者在孟祥英的婆婆这个形象中，着重刻划了在封建家庭中她作为封建阶级的帮凶的凶狠残暴的性格。

她压迫虐待媳妇，还不允许媳妇向别人诉苦。

有一次媳妇孟祥英正把自己的苦水向一个本家叔吐了吐，就引起了婆婆的一串的报复。

作者紧紧抓住“老规矩”这个关键，并以压抑不住的愤怒，多次强调这个“老规矩”，因为它是婆婆的理论支柱，是套在媳妇头上的紧箍咒，它象幽灵一样在年轻媳妇的心头徘徊、禁锢，统治着年轻媳妇的思想。

而把定切付诸实践的便是婆婆！

“在每一时代里，统治阶级的思想总是占着地位的。

这就是说，本身代表着社会统治的物质生产力量的阶级，同时就是这个阶级统治的精神力量。

”⑷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这一光辉论断在《孟祥英翻身》中被作家用典型形象阐发得淋漓尽致的话，那么小飞娥的婆婆虐待媳妇则是对封建婚姻制度的驯服与投降。

她挑唆儿子张木匠用小锯梁子把小飞娥打得皮开肉绽，痛不欲生。

岂不知她“年轻时候也有过小飞蛾跟保安那些事，后来是被老木匠用这家具打过来的。

”作家虽对小飞蛾的婆婆着墨不多，但这个人物却刻划得有血有肉，栩栩如生。

她的愚昧落后不觉悟，正揭露了封建思想作为统治阶级的思想毒害广大劳动妇女的程序之深，这种“被虐待的儿媳做了婆婆，仍然虐待儿媳”⑸的历史现象的一再重复，实在是令人可悲可叹的！

在封建社会，广大妇女不但有“夫权”这条绳索的束缚，而且还同男子一样“普遍要受三种有系统的权力支配”。

作为一个执着探寻妇女解放道路的现实主义作家，就不能不注意到，除婚姻问题外，其它精神桎梏也紧紧束缚着广大的劳动妇女。

赵树理在他的小说创作中，塑造的另一类便是受封建宗法思想、私有观念、旧的习惯势力毒害至深的落后的妇女形象。

《传家宝》中李成娘是一个新社会的“九斤老太”，她用旧的眼光看待新事物，这也“不顺眼”、那也“不满意”。

她认为“男人有男人的活。

女人有女人的活”。

因此她对儿媳妇金桂“当干部这个事早就有一大堆不满意”。

为了把金桂囿在家庭生活的小圈子里，婆媳俩经常发生摩擦。

你看，就是新正初二，婆媳俩又是一场冲突：

李成娘一看见金桂这些举动就觉着不顺眼：

第一，她觉得不像个女人家的举动。

她自己两只手提起个空水桶来，走一步路还得叉开腿。

金桂提满桶水的时候也才只用一只手；

她一辈子常是用碗往锅里舀水，金桂用的大瓢一瓢就可以添满她的小锅；

这怎么象个女人？

第二，她洗一棵白菜只用一碗水，金桂差不多就用半桶，她觉着这也太浪费。

李成娘这口气，这理由，与鲁迅先生笔下的九斤老大“常说伊年轻的时候，天气没有这般热，豆子也没有现在这般硬”的牢骚何其相似！

赵树理在谈到他对李成娘的态度时说：

“我不否定她的话，我就不会去写她。

”⑹但有的评论者认为作家对“农村妇女老一代的代表人物”持“一味的否定态度是和现实有一定距离的，是不吻合的。

”⑺。

笔者为这是没有真正了解当时农村的社会现实状况，没有真正理解作家笔下的李成娘是一个充满着象征性的形象。

如伤口中写李成娘“传家宝”的失传，领导权的丧失，婆媳斗争中婆婆的失败。

这一切都象征着——新的战胜旧的，狭小的私有生产方式必将为新的公有生产方式所代替，这是历史的新陈代谢。

笔者认为作家这样写李成娘正是他慧眼卓识。

《传家宝》以洗炼、朴素的笔触，刻划了李成娘这个墨守成规、安于旧业、目光狭窄、思想僵化的旧式的农村中的落后的妇女形象。

从生活习惯到生活方式，从家庭琐事到婆媳关系，无不反映了新旧两种思想的斗争，表现了她们人虽然已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但思想仍然停留在旧时代的现实。

她（他）们“并不会因为革命开始变成圣人”⑻这种思想在《三里湾》中，作家则更充分地表现出来。

在这部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作品中，作家并没有正面地直接描写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两条路线，两个阶级的尖锐斗争，到直接而又真实地描绘了农村中的封建宗法观念、宗族势力在顽固退守中与新的生活关系的抗争。

《三里湾》中妇女界的知名人士常有理、惹不起、能不够恐怕早为读者熟悉。

在《有没有面》一章，常有理与三儿媳的辩论，才真正让我们领略了她善辩的口才：

孩子都是我的孩子，媳妇自然也都是我的媳妇；

哪一根骨头也是自己的骨肉，我也犯不上偏谁向谁。

可是咱们这庄户人家，不到过年过节，每天也不过吃一些家常便饭，我吃了这么大也没敢嫌坏。

大家既然都吃一样饭，自然也没有给媳妇另做一锅的道理——我和孩子爹这么大年纪了，也没有另做过小锅饭。

先说自己不偏不党，后说陈菊英嫌饭坏意在找事。

“常有理倒说得端端有理。

”岂不知她这里首先玩了个花招：

回避了事实本身。

下面为了按自造的“自然”之论推下去，事实也只好服从她的需要了——

今天的晌午饭是黄蒸和汤面，男人们在地里做重活，每人有两个黄蒸汤面管饱。

女人们在家里做轻活，软软活活吃顿汤面也很舒服，我和大伙家吃了没意见，不知道我们的三伙家想吃什么！

人和人的心事不投了，想找碴儿什么时候都找得了来！

象这样扭扭别别过日子怎么过得下去呀！

事实本来是，常有理她们让陈菊英从早上开始磨面直到下午，“早饭只喝了一碗稠粥”，上午给陈菊英娘俩只留一点面汤（并非汤面）……可是经常有理巧舌一拨，事实被推到哈哈镜前还不说，倒好象她这个“宽厚待人”的婆婆受了天大的委曲，是陈菊英故意“找碴儿”。

她把一套瞎话编的那么圆圆展展，又那么有条有理，有板有眼，最后又加一句“我也不会说什么！

请你们大家评一评吧！

”其神态是何等惟妙惟肖，活灵活现！

而惹不起则是农村中那种“母老虎”的形象：

蛮横、刁赖、撒泼。

在《惹不起遇一阵风》中，本来是自己八岁的男孩十成欺负了陈菊英的四岁的女孩，主满喜好心出面调解未遂，反把十成惹得“又哭又骂，又趟在地上打滚”。

作母亲的理应哄劝自己的孩子，惹不起不愧是惹不起！

“十成！

你这小该死的！

吃了亏还不回来，逞你的什么本事？

一点眼色也认不得！

人家那闺女有妈！

还有爹！

你有什么？

”

“你这小死才怎么还不出来？

不怕人家打死你？

人家男的女的在一块有人家的事，你搅在中间算哪一会哩！

惹不起果然名不虚传——恶语伤人，指桑骂槐，胡搅蛮缠，倒打一耙。

常有理巧舌如簧，惹不起难缠难斗，能不够卖乖弄巧。

她们虽然性格不同，各有千秋，然而一旦纠合在一起，便成了一股旧的封建宗法势力的逆流。

《三里湾》中这三驾马车式的三个妇女形象，便是作为一个集合体活动在三里湾的这个大舞台上，其意义便超出了她们各自形象的本身。

例如她们精心策划的用“亲上加亲”联结宗法势力的手段，打击进步力量，对抗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妙计，正如恩格斯早就揭露的那样：

“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⑼。

然而，尽管常有理她们代表的农村中的封建宗法势力在当时还很强大，但是时代不同了，她们苦心经营的“新的联姻”终于在“有翼革命”中坍塌，能不够“做媳妇的经验”在新一代的王玉生身上试验失败，都是历史的必然——生产关系的改变，也改变着社会关系，因为“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

⑽

如果说作家在四五年创伤的《三里湾》揭示了农村中封建宗法观念与旧的习惯势力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对抗还处于隐伏状态，而在五八年，作家写的《锻炼锻炼》则反映了这种顽强的封建残余和宗法势力利用我们党的当时农村经济政策的“左”的错误，破坏和反对社会主义改造建设的斗争已比较明显。

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