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有个阎锡山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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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锡山是独子，迫于压力才续娶。

阎锡山一家

阎锡山为了治理山西，可谓是殚精竭虑，苦心经营，他的许多政策和措施也烙有鲜明的阎氏印记。

三十年代，他用不到十年时间，在山西建起了初具规模的经济、交通、国防和金融体系，以农业发展为例。

从1917年开始，阎锡山重拳出击，推出“六政三事”（“六政”：

水利、种树、蚕桑、禁烟、天足；

“三事”：

种棉、造要、牲畜）来发展农业。

在推行“六政三事”的过程中，有两点值得一提。

一是阎锡山的政策非常灵活。

例如，为解决水利建设中资金不足的问题，他允许先贷款后偿还；

在发展蚕桑业时，他不仅设置专门机构，还向农民提供技术和管理服务。

其二，阎锡山在推行经济政策的同时，特别注意把政治教育糅合其中，向农民不断灌输儒家思想和军国主义思想。

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农民在实现经济自足的同时，阎锡山也建立起一个有利于自己统治的社会秩序。

阎锡山因此成为第一个在全省范围内把政权渗透到村一级的人。

阎锡山在农村的改革为山西农民带来不少利益，社会秩序也很稳定。

稳定到什么程度呢？

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

有一次宪兵司令部逃走了一个犯人，阎锡山立即给各县打了个电报，结果不到三天，就在孟县查获。

治安效率之高，令人叹为观止。

梁漱溟在1922年到山西考察村政建设时，也曾在山西国民师范发表了一篇夸奖山西农村建设成绩的演讲：

“现在全国各地都乱到极点，个人自由的权力，全被剥夺无遗。

……如广西、广东、湖南、四川、陕西……，哪处不是民不聊生!

……山西这方面，无论如何，我们总是可以赞美地方政府有一种维持治安的功劳。

事实上，阎锡山不仅有维持治安的能力，在危机处理上也很有一套。

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时候，山西一个北部贫瘠地区曾爆发一场肺疫，其疫情的严重程度不亚于2003年的“非典”。

阎锡山在接到疫情报告后，反应迅速。

他立即命令各县实行交通封锁，督促各级官员清洁隔离、埋尸封室，同时聘请在山西的各国医生、牧师、传教士帮助诊治。

结果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有效地控制了疫情。

阎锡山能做到这一点在当时实属不易，因为所有这些都是在交通不便、信息难通、医疗设施差的条件下进行的。

除了花大力气治理农村，阎锡山对山西工业特别是军火业的发展也不遗余力。

他所设立的太原兵工厂和山西火药厂，曾与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汉阳兵工厂和沈阳兵工厂并列。

生产的弹药不仅能满足自己军队的需求，也成为他拉拢和要挟其他军阀势力的重要工具。

由于弹药充足，阎锡山曾下令官兵在打靶时，一律用实弹。

这种气派，在全国军队中绝无仅有。

在航空业的发展上，阎锡山同样具有长远目光和雄心壮志。

早在1920年的时候，他就着手为发展航空业创造条件，准备自己制造飞机。

为此，他不仅多次派人去法国学习航空技术，还从德国高薪聘请工程师、机械师，带领技术工人组装飞机。

1925年，阎锡山从法国引进飞机制造术，组装出了自己的飞机。

到1930年底的时候，他先后斥巨资购买或组装了二十多架飞机，成立了“晋绥军航空大队”，成为当时轰动一时的大事。

在阎锡山的治理下，山西的实力走在了全国的前头。

因此，山西在当时被称为“模范省”，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就连吴佩孚也于1922年致电阎锡山，表示了他的钦佩之情。

因为治理有功，阎锡山曾两次被蒋介石封为“模范省长”。

在一次国民党党政军高级干部会上，蒋介石甚至这样说：

“过去，我们学苏联、学美国、学德国，都失败了，落了个一切都没办法，还不如阎锡山在山西有办法，我们今后要学阎锡山。

阎锡山造的铁路自成一体，全是窄轨。

正太铁路局局长朱霁青曾对人说：

“不知阎老西到底安的什么心。

他坚决不肯让同蒲和正太两条路与全国铁路成为同样的轨道，以便衔接，我屡次向他建议，他就是不理。

”无论如何，1919年胡适陪同杜威到太原，1934年潘光旦走在正太路上，都曾留下赞美之辞。

阎锡山从大连回到山西后，山西经济因为战争的破坏已经濒临崩溃。

阎锡山埋头经济建设的同时，开始编制《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方案》。

当时，连中央政府都做不到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更别提其它的省市了。

阎锡山又做到了，而且做得有声有色。

山西经济在省政十年计划方案的保驾护航下，渐渐步上正轨，再现了山西当年的繁荣。

大批外省人和外国人涌入山西，观摩学习。

据一位美国的新闻记者说，山西省的工人每天可以拿到六角至一元二角钱，与其他省市工人相比，这简直就是高工资，而另一位访问过山西的外国人说，山西工业发展的前景是“无限美好的”。

1935年，一位上海的工程师在对阎锡山的经济政策做调查后，建议蒋介石以山西为榜样发展经济。

这位工程师的看法引起了当时北京和天津两家报纸的共鸣。

这两家报纸指责南京政府整天讲空话，而“山西却在一声不响，脚踏实地地做了好多好事”。

也许是受此刺激，蒋介石也在1935年发起了自己的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

君不见，曾经的山西，是“海内最富”。

可叹的是，现在的山西，一趟趟列车开进，一趟趟煤车开出，山西已经沦为京津的锅炉房。

满清灭亡以来，山西人最认可的“省长”不是别人，正是阎锡山。

阎锡山

被遗忘的抗战功臣：

山西阎锡山晋绥军事集团

晋绥军事集团，阎锡山是当然的领袖。

他对这支部队的编制，很有个性和创造性。

单独设立迫击炮团，手榴弹旅外加九个手榴弹营，仅此两项创，便创造了中外历史的先河。

这种编制在抵抗北洋军阀和日本鬼子的入侵，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日时期的绥远抗战、忻口会战、太原保卫战、坚守晋西等抗日行为都为当时国人所称道，并涌现出傅作义、徐永昌、商震等一大批战功卓著的名将。

阎锡山在这些抗日行为中使自己苦心经营多年才积累起来的军队本钱几乎损失殆尽，晋绥军的主要军事将领有商震、徐永昌、李服鹰、张荫悟、周玳、楚溪春、杨澄源、杨爱源、王靖国、傅作义、孙楚、李生达、陈长捷、郭宗汾等。

这些人物大都出身保定系，这些人物也大都是阎锡山的“十三太保”，如李服鹰、张荫梧、楚溪春、李生达、傅作义等等。

这些将领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傅作义。

这位被阎锡山由太原陆军小学保荐到北京清河陆军学校的15岁的青少年。

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五期步兵科，即回山西，由少尉排长连升至少校团副的他。

在讨冯玉祥国民军的战斗中，由于守天镇指挥有方，一年之内，傅作义由上校团长升到中将师长。

这在晋军、晋绥军历史上是没有过的。

晋绥军的战斗力就是以傅作义的三十五师及其后来发展为三十五军为典型代表。

后来，另起炉灶的傅作义，更是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出尽风头。

抗战时期的1940年，他指挥的五原会战，击毙日本水川中将、步兵联队长桥大佐、特务机关长原中佐和五原矿日本籍军事技术人员500人，击毙日军1100人，生俘日军大小指挥官50人；

毙俘伪蒙军3000人。

傅作义本人也继蒋介石之后第二个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

而他手下的几乎清一色的晋绥籍将领，诸如鲁英麟、董其武、郭景云、杨维垣、孙兰峰、安春山、朱大纯、刘春方、卫景林等抗战名将，也得到提拔重用。

晋绥军史上，杨澄源之三十四军的战斗力也非常出色。

守原平的那个姜玉贞旅即196旅，即属于该军编制。

其它诸如商震、徐永昌、周玳、楚溪春、王靖国、陈长捷等，在抗战时期，为民族的抗战事业作出了贡献，在近现代历史上，也算是了不起的人物。

抗战时期，寺内寿一大将、坂垣师团、东条英支部，都曾遇到这些晋绥军将领率部进行的顽强抵抗，吃了晋绥军的不少苦头。

一支地方部队能有这样的表现和成就，这在近现代史上，恐怕只有桂系可以与之一比；

一支地方部队能出这么多的人才，这在近现代史上恐怕没有一支地方部队可以与之相比，包括桂系。

山西义务教育奇迹

阎锡山有一整套治理山西的理念，如“村本政治”、“公道主义”、“按劳分配”……今人对这些理念已经相当隔膜，自然也很少有人能够了解阎氏其实是在中国搞义务教育的第一人。

在那样一个军阀混战外敌入侵战火绵延的年代，阎氏能够将“受教育”与“当兵”、“纳税”并列，称之为“国民之三大义务”，放在《告谕人民八条》的首条，要求山西民众全体遵守，实属不易。

山西教育当时也在全国领先。

阎锡山很早推行国民义务教育，在《人民须知·

民智篇》中他说：

国民学校的功课，就是修身、国文、算术、体操、图画、手工等事，有四年功夫就毕业，学下算盘、写信、记账的本事。

稍有钱的，再上高等小学校；

实在穷的，也可自谋生活。

这就是求知识的第一样要事。

到1916年，山西每万人中有小学生290名，居各省之首。

从1924年起，山西适龄儿童入学率每年都在80%以上。

他在家乡河边村创办的川至中学也设附小，共7排140间瓦房，礼堂、会议室、生化研究室、标本陈列室、运动场等一应俱全。

头4年不收学费，每年还给学生发一身校服、一双皮鞋（后改为帆布鞋）。

这都是阎锡山自己掏的钱。

阎锡山说：

民众无知识，政权就会被少数人控制用来为少数人谋利

阎锡山治理山西期间，曾发行过一本装订朴素的小册子，叫做《人民须知》，印刷量很大，户户都有。

小册子的主要内容，是用极朴素的语言，向民众解释政府治理山西的理念和政策。

“义务教育”在当时是极新鲜的事物，故而阎氏在《人民须知》中如此解释：

“凡是山西百姓，不论贫富贵贱的小孩子，七岁到十三岁，这七年内须要有四年上学，这就名叫国民教育；

凡上过学的人，知识就高了，身体也壮了，为父母的无论如何贫穷，总要使子女上学，是父母对于子女的义务，又名叫义务教育；

国家法律定的，人民若不上学，就要罚了还得上学，又名叫强迫教育。

阎氏辛亥革命后出任山西督军，对本省民众民众“（竟）不知民主共和为何事”，无力参与到政治事务中来的状况深有体会，故有“受教育之国民愈多，人群程度愈高；

人群程度愈高，政治能力愈强”的感慨。

在一次公开讲话中，阎锡山如此阐释义务教育和优良政治之间的关系：

“国民教育，系义务的、低浅的，故对于社会无报酬。

受此教育者，亦无所发展，其不为社会所重视，盖有故也。

不过今日为列国并立之世界，此人群与彼人群遇，较量优劣，要在多数人民之智识，不在少数优秀之人才。

今日中国四万万人，不及他国二千万人者，因多数人无知识，一个人抵不住一个人之故。

此尚就对外者言之也。

说到对内，共和国家主体在人民，必人民之智识发达，然后能运用良政治，如其不然，则其政权，必将由多数人民移之少数人之手。

既移之少数人，则此少数人所运用之政治，必以少数人之利益为利益。

”阎锡山

“人民程度”虽“难骤臻完善”，但义务教育“在今日必须举办”

阎氏语境中的义务教育，所确立的最低目标，是使大多数因贫困而无力继续深造的子弟，学会打算盘、写信、记账等农村实用本领，同时能够看得懂报纸、告示和刑律，以便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新的政策和律令。

这种程度，自然谈不上对现实政治能有多少助益；

阎氏自己也很清楚：

“义务教育非常紧要，盖欲增高国际之地位，增进人民之程度，非此不行。

然此种教育，即使各省一齐办起，亦非二十年不能奏功。

但阎氏关注的是未来。

在另一本普及到每家每户的小册子《家庭须知》里，阎氏说：

“国民知识为民主立宪的根本，非教育普及不可”，义务教育虽不足以让民众立即知晓何谓“民主立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