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族与殖民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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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殖民的思想、方略以及正当性与合法性的理论，一般称之为殖民主义。

在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相对峙、后殖民理论与新殖民主义相对垒的当下，西方学者开始重新检视种族、民族、民族国家以及这些概念所关联着的诸多主义与殖民的关系问题。

例如最近阿里夫?

德里克就有如下论述：

“从根本意义上讲，所有历史皆为殖民史。

……文明这个思想本身就其假设来说就是一个殖民概念。

这一假设是，同文明相联的规范在消除其他规范和生活方式的过程中为转变文明的他者（即‘野蛮人'

）提供了手段。

”“究竟是殖民化缔造了民族国家，还是民族国家创造了殖民主义，这是一个至今仍悬而未决的问题。

”尤其考虑到中国自近代以来的社会与思想所受到的西方殖民主义的重要影响，在中国语境中对此类问题进行研究，亦非毫无意义。

作为笔者思考近代东亚民族主义与殖民主义关系问题的一个铺垫，本文试图对西方殖民主义史中的族际观念作简要考察，以期得一明了观念，对将来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古希腊的族际政治观念与殖民逻辑的滥觞古希腊人至少在公元前1600年的迈锡尼、梯伦思、柯林斯等地就建立起了克里特的殖民地；

罗代尔也认为，“早在腓尼基人之前，（古希腊的）这些早期移民就充当起殖民主义者来了。

或许，殖民传统最早就是从他们那里流传下来的。

”到公元前550年，古希腊的44个母邦经过长期的殖民活动先后建立了139个殖民地，“大量的史料和论证描绘出了希腊早期殖民的完美过程随着一座座相隔不远的城市在地中海沿岸相继拔地而起，

在克里米亚至西班牙之间形成了一个由各种大小城镇组成的城市网络，而且每座小城镇都以一座母邦作为依托”。

如此之多的殖民地使得“希腊人的海岸仿佛是一条密缝于‘蛮邦原野'

这大片织锦上的花边”；

柏拉图则将这些殖民地形象地比喻为散布在地中海这个池塘边上的青蛙。

马克思就此强调指出：

“在古代国家，在希腊罗马，采取周期性地建立殖民地形式的强迫移民是生活制度的一个固定的环节。

这两个国家的整个制度都是建立在人口的一定限度上的，超过这个限度，古代文明就会有毁灭的危险。

……为了保存自己的文明，它们就只能有为数不多的公民……由于生产力不够发展，公民权要由一种不可违反的一定数量的对比关系来决定。

那时，唯一的出路就是强迫移民。

”在这一背景下，古希腊思想家很早就有了对不同族类之间差异的思考。

早在公元前5世纪，希罗多德就颇有人类学旨趣地把不同民族的政治与社会形态归因于基于气候和环境的文化：

“我认为平德尔德诗说得对：

“惯例和习俗是一切的主宰。

”修昔底德、色诺芬等人在重视气候影响的同时，也强调地区的水平和垂直构造及土质肥瘠对于生活方式所发生的影响。

借助《环境论》一书，身为古希腊医学之父德希波克拉底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把人类生存的环境与种族的观念勾连起来。

”

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古希腊思想中已经形成明显的文明／野蛮对立的族际政治观，并在此基础上展开殖民主义的论述。

柏拉图就特别提醒道，“把所有的非希腊人混为一谈，以为这可以构成一个真正的类别，只是因为他们都有一个被强加的共同名称一一野蛮人”。

“我们对于野蛮人从心底里感到厌恶，因

为文明是纯血统的希腊人，没有混杂一点儿蛮夷的血液。

……只有我们是纯粹的希腊人，没有被外来的血液所玷污，因此我们城邦的血统中就有一种对异族人的憎恶”。

“希腊人与希腊人是亲戚，它们之间的争执是内部事务，对希腊人来说蛮族是外人，他

们之间的争执是外部事务。

……那么我们说，希腊人对野蛮人开战或野蛮人对希腊人开战，他们是天敌，因此战争是个恰当的名词，适用于这种敌对和仇恨”。

基于这样一种观念，柏拉图认为针对异族的殖民是正当的，这种殖民是一种“美德”和针对全人类的“拯救”：

“……应当努力执行西西里的定居计划，把西西

里从野蛮人手中解放出来，把那些野蛮人赶走，用一些比希厄隆更简便的办法使其他野蛮人归化。

还有，如果这些结果是由一个正义、勇敢、清醒的学哲学的人带来的，那么公众就会对美德抱有相同的看法，并能在实际中使全人类随着美德的传播而获得拯救。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柏拉图还借苏格拉底之口在两千年前就描述了霍布斯笔下的“自然状态”和“丛林法则”：

“如果我

们想要有足够大的耕地和牧场，我们势必要从邻居那儿抢一块来；

而邻居不以所得为满足，也无限制地追求财富的话，他们势必也要夺一块我们的土地。

……下一步，我们就要走向战争了。

”这样的观念被亚里士多德承继下来并在其政治学领域中次第展开：

他和柏拉图都认定，气候通过决定个人的人格与智力，进而决定该社会的政府形式和宗教类型；

亚里士多德甚至认为温和的气候产生希腊的民主政府，炎热的气候产生专制政府，寒冷的气候则根本无法产生任何真正的政府形式。

他还进一步论述说

地理位置、气候、土壤等影响个别民族特性与社会性质，希腊半岛处于炎热与寒冷气候之间而赋予希腊人以优良品性，故天生能统治其他民族：

“寒冷地区的人民一般精神充足，富于热忱，欧罗巴各族尤甚，但大都拙于技巧而缺少理解；

他们因此能长久保持其自由而从未培养好治理他人的才德，所以政治方面的功业总是无足称道。

亚细亚的人民多擅长机巧，深于理解，但精神卑弱，热忱不足；

因此，他们常常屈从于人而为臣民，甚至沦为奴隶。

唯独希腊各种姓……他们兼具热忱，也有理智；

精神旺健，所以能永保自由，对于政治也得到高度的发展。

倘使各种姓一旦能统一于一个政治体之内，他们就能够治理世上所有其他民族了。

”在确立了希腊人与非希腊人的种族优劣关系之后，亚里士多德旗帜鲜明且毫不犹豫地把非希腊人视为为野蛮人或野蛮民族，并进而把野蛮民族定义为“天然的奴隶”：

“野蛮人应该由希腊人为之治理。

……野蛮民族天然都是奴隶”，“世上有统治和被统治的区分，这不仅事属必需，实际上也是有益的；

有些人在诞生时就注定将是被统治者，另外一些人则注定将是统治者”；

“自然所赋予自由人和奴隶的体格也是有差异的，奴隶的体格总是强壮有力，适于劳役，自由人的体格则较为俊美，对劳役便非其所长，而宜于政治生活――政治生活包括战时的军事工作和平时的事业”；

“非常明显，世上有些人天赋有自由的本性，另一些人则自然地成为奴隶，对于后者，奴役既属有益，而且是正当的”。

至于财产的所有权，亚里士多德认为不仅是奴隶的财产就连奴隶本人也是财产。

“奴隶，于是，也是一宗有生命的财产；

一切从属的人们都可算作优先于其他［无生命］工具的［有生命］工具”。

在1913年出版的《希腊帝国主义》一书当中，威廉?

弗格

森就此分析说，“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全部都被下述观念支配：

人类世界是由上等人和劣等人的无限过程组成的，将这一过程向前推进，乃人类最基本的本能之一”；

“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由于天生劣等种族存在，才能证明奴隶制的合理性，而且劣等者又特别在亚细亚民族中常见，在希腊根本没有，所以无论希腊城邦奴役任何其他希腊城邦的居民，都是不公正的，这样，它只能发动对蛮族的战争，从那里抢劫奴隶”。

亚里士多德的这些说辞，几乎就是后世西方殖民理论和奴隶制的先声，而经由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创立的族际政治观念也一直影响到后世，当之无愧地成为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理论的渊薮。

古希腊思想家们之所以把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和政治制度与自然禀赋、地理环境和肤色人种等因素关联起来，首先在于古希腊的地理位置恰好是东西方文化发生接触的地方；

其次，航海技术以及爱琴海商业文明的传统，不仅造就了希腊城邦的繁荣，而且也使得古希腊人对于他们所处的多民族族际环境有所思考，“希腊透过与亚洲接触、比较，而发现了自己的特性”；

再次，民族之间的征战使得古希腊人由此得以建构出“希腊人／野蛮人（蛮族人）”这样一种两极对立的族际政治观念，“希腊城邦中的公民都管其他民族称为‘野蛮人'

”；

最后，在商业拓殖的同时，古希腊人还不得不面对着异族特别是东方异族入侵的威胁，当时使任何希腊人始终耿耿于怀的是那个经常在东方出现的可怕的波斯幽灵，这种潜在的威胁和“想得到偏又怕失去”的心态使得古希腊人自然而然地试图在思想上构筑起旨在整合集体精神的族际政治观念。

除了东方波斯的威胁，古希腊人及其城邦还面对着北方欧罗巴人的威胁，彼此间的征战使古希腊人建立了针对异族的殖民地。

尽管一些学者争辩说这些殖民地与后世的帝国主义殖民地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不同，但以武力为依托的商业殖民活动毕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也正是在这种看似比后世的殖民更文明的殖民当中，古希腊思想家们的种族主义观念使得古希腊人殖民活动获得了理论上的依托和正当性的基础。

二、殖民理论的系统化

古希腊之后，由基督教神学政治所把持的中世纪，对于世界的体系化构建，亦有不可或缺的特殊价值和意义。

第一，基督教打破了在此之前所有地方宗教之间的壁垒，它通过共同的价值观、规则和惯例构成了一个潜在的“世界社会”，这样一种宗教观念“在某些时候有益于创造并维持充满活力的社会和共同体，即便是在政治结构虚弱和不稳定之时”；

第二，因应着欧洲人扩张的冒险精神，从11世纪开始的针对异教徒的十字军东征为殖民活动提供了重要了正当性依据，而这种“独特的进步”又为商业社会和资产阶级的勃兴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第三，贯

穿整个中世纪的征服与殖民活动还为现代国家的出现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欧洲的海外扩张与现代国家的发展并行……对所有的欧洲国家来说，海外扩张伴随着加强和重组内部行政部门和政府机构的运动”；

第四，基督教在欧洲内部的整合与针对海外殖民地的征服还引致了民族主义观念的萌生，这又为现代国家构建过程打下了历史性的伏笔。

在15世纪之前，欧洲的殖民活动基本上局限在欧洲的范围内，而十字军东征则在相当意义上可以视为欧洲社会历史上首次大规模地试图永远将欧洲人的势力扩展到欧洲大陆边界以外的尝试。

十字军东征的失败和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的地理大发现直接推动了欧洲诸国的海上冒险，而教会又为海上冒险和伴生而来殖民活动提供了教权的保证，其中两份教皇诏书更为欧洲殖民者提供了确权：

1452年教皇尼古拉五世向葡萄牙国王阿方索五世颁布的教皇圣谕，对全世界所有非基督教国家宣战，并具体支持和推动征服非基督教国家及其领土，并对其实行殖民统治和剥削；

1493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在哥伦布航行到中南美洲的伊斯帕尼奥拉的岛之后，向西班牙国王和王后发布INTERCAETERA诏书，正式确定基督教对新世界的统治权，要求征服土著居民及其领土，并将所有新发现或尚待发现的土地的征服和统治权分别授予西班牙和葡萄牙。

大范围和大规模的殖民活动不仅为资本主义的兴起提供了充裕的资金支持，也带来了机器工业的蓬勃发展，而机器工业又反过来使得西欧国家出现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如何消化这些人口成为西方思想家们思考的焦点。

作为英国驻法国使团的随员，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