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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女权主义、妇女和女性
特丽尔·
莫伊曾说:
“最近十年来,女权主义者以多种不同的方式运用‘女权主义’、‘妇女’和‘女性’等术语。
……只有清楚地了解它们之间的差别,才能说明当地女权主义中真正关键的政治和理论问题。
”①因此在论述女权主义批评之前,有必要对女权主义、妇女和女性这三个术语的概念略加说明。
女权主义(Feminism)是一种政怡观点,指赞成并支持60年代后期新妇女运动所提的目标。
因此女性主义批评是一种特定的政治话语话,它赞成并支持反对男权统治和性别歧视的斗争,而不仅仅局限于文学中的性別问題。
由于这种政治性质,不论什么方法或理论,只要适合女权生义的目标,无一不可应用。
换言之,一切承认是女权主义的批评和理论,必须与两性之间的权力关系联系起来。
也就是与性或性别政治联系起来。
因此女权主义批评的主要任务,就是揭露男人对妇女女的统治,这种统治如何构成文化中普遍存在的意识形态,以及如何提供它的最基本的权力观念。
在实现这一任务的过程中,女权主义者将现行的批评方法政治了;
在此基础上,女权主义批评逐渐变成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的分支。
女权主义者处于与其他激进批评家相似的地位,在学术机构外围,从边缘立场讲话,强调所谓“中性”或“客观”作品中也有政治,在“批评家”一词最广泛的意义上充当文化批评家的角色。
就文学方法和理论选择而言,女权主义是多元化的。
如前所说,不论什么形式,只要适用于它的政治目的,无一不为其所用。
其实,既然女权主义坚持男权统治的普遍性,它必然是多元化的;
因为,既然男权统治普遍存在,就不可能有纯属女权主义或妇女的空间。
一切思想,包括女权主义思想,无一例外地要受男权意识形态的影响。
当然,问题不在于某种思想的始源,而在于它的实际运用和效果。
就是说,关键不是看一种理论或方法首先由男人或女人提出,而是看它的实际运用和效果是否具有女权主义特征,事实上,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许多女权主义批评家都曾借用他人的思想,例如法国的埃莱娜·
西苏借用了雅克•德里达的哲学;
美国的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借用了哈罗德·
布鲁斯的文学理论;
还有一些人借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和拉康的心理学,解释性別差异和男权社会的性别构成。
由于女权主义是政治性的,所以并非一切妇女都同意女权主义。
就是说,女权主义和妇女的槪念不可混淆。
妇女写的论妇女作家的著作,并不一定都反对男权思。
文学中的某种妇女传统,也不一定就是女权主义传统,正如罗莎琳•考沃徳所说:
““决不能说以妇女为中心的著作必然与女权主义有关。
以妇女为中心的小说决不是一种新现象。
‘米尔斯和布恩’,出版的浪漫小说由妇女所写,被妇女阅读,为妇女销售,一切都是关于妇女的。
然而,以性、种族和阶级服从为基础的幻想,常常构成这些小说的特征,它们最最脱离女杈主义的目的。
”①
不过,确实有人将“女权主义的”文本与“妇女的”文本混为一谈。
这是因为,他们设想描写专属妇女的经验本身就是一种女权主义行为。
单从一方面看,这是正确的,既然男权制总是压制妇女并抹杀妇女的经验,那么使人了解并认识这种独特的经验无疑是一种反男权的策略。
但另一方面看,妇女的经验也可以以异化的、欺骗的、乃至低下的方式表现出来,描写这种经验的作品并不是为了妇女的解放。
因此,决不能把妇女的经验当做女权主义政治的本质。
应该说,共同的妇女的经验,本身并不形成对妇女处境的女权主义分析。
一个人与他人有共同的经验,并不一定就与他人结成共同的政治阵线。
虽然女权主义重视反男权的妇女经验,但作为一种政治性的理论,它不可能仅仅是那种经验的反映或后果。
确实,女权主义批判大多评论妇女作家;
但这只不过是一种重要的政治选择,而不是对女权主义批评的界定。
女权主义批评相对统一的原因,不在于它的对象,而在于它的政治观点。
女权主义批评家完全可以评论男作家的作品。
事实上,不少女权主义者都这样做过,例如,凯特·
米莱特在《性的政治》(1969)里就论述了诺曼·
梅勒、亨利·
米勒和D.H.劳伦斯等男性作家,揭露了他们作品中所表现的性别歧视。
与“女权主义”和“妇女”的概念相似,“妇女”也不可与“女性”的概念混淆。
长期以来,许多女权主义者惯于用“女性”表示“社会构成”(即文化和社会标准所造成的性别特征和行为模式),用“妇女”和“男人”表示纯生物上的性别差异。
就是说,“女性”表示修养,“妇女”指自然属性。
“女性”是一种文化构成,是后天生成的。
从这种观点出发,男权压迫包括把某些社会的女性标准强加于生物性的女人,使人相信那些女性标准是“自然的”或“天生的”,而不符合这些标准的妇女便是“非女性的”或“不自然的”。
事实上,“女性”和“妇女”两个概念的混淆,恰恰是在男权制的影响下形成的。
男权制要求人们相信存在某种妇女的本质——“女性”。
因此,女权主义必须澄清这种混淆,明确“妇女”和“女性”的差异:
妇女都是女的,但并不一定都有“女性”。
不过,女权主义并不想固定“女性”的含义。
因为男权制已经确立了一套“女性”的特征(如温柔、怯弱、训从、谦卑等等),如果女权主义再确定一套“女性”的特征,势必会形成二元对立中的一个方面,重新陷入男权制的陷阱--毕竟一向是男权主义者相信“女性”的品质。
例如,如果女权主义者对男人说妇女女是强有力的和富于创造性的,其意识深处仍然是希望得到男人的承认。
按照以上对女权主义、妇女和女性的区分当前西方的女权主义批评理论可以分为两个主要的范畴:
“妇女”批评和“女性”理论。
“妇女”批评指以某种方式集中于妇女的批评,但不注重从政治上研究运女作家和作品,它本身不是女权主义的,但以妇女为其观察研究的客体。
不过在男权制的社会环境里,即使对妇女作家和作品的非政治研究,也必然被客观地认为是对女权主义事业的支持,因为它毕竟使妇女受到了注意。
当然,明显带有性别歧视的“妇女”批评则另当别论。
“妇女”批评家不一定是女权主义批评家。
但是,在女权主义批评领域里,大多数重视“妇女”的批评家都采取女权主义观点。
因此美国女权主义批评家伊莱恩•肖华尔特提出要区分两种不同的批评:
一种是“女权主义批评”,关注作为读者的妇女;
另一种是“女性批评”,论述作为作家的妇女。
肖华尔特认为,第一种虽然论述男性作者的作品,但在批评中仍然侧重于妇女,因为它一般要由妇女实现,以妇女的经验为依据,洞穿男性作者歧视妇女的手法。
第二种完全集中于妇女的写作,以经验为根据,说明妇女写作的每一个方面,如作品的历史、题材、风格、结构、以及妇女的创作心理等,同时提供对具体作家作品的研究。
对肖华尔特来说,论述妇女作家本身就是一种女权主义行为,但被论述的作家并不一定是女权主义者。
在她看来,认识妇女的创造性比认识作品的政治观点更加重要。
现在再简单地看看“女性”理论。
就其最简单的定义而言,它指的是关于女性构成的理论。
但构成论者不一定是女权主义者。
例如弗洛伊德的理论提供了性别差异的分析基础,强调性特征不是天生的、生物学的本质,而是婴儿进入人类社会过程中的文化和社会构成,但弗洛伊德非但不是女权丰义者,而且还常常受到女权主义者的抨击。
因此所谓“女性”理论实际是读者或批评家应用的一个范畴,并不是女权主义本质的东西。
1、安·
杰弗逊和戴·
罗比合编《现代文学理论》(第二版)(新泽西,1986),第204页。
2、伊莱恩·
肖华尔特编《新女权主义批评》(纽约,1985),第230页;
其中“米尔斯和布恩”为一家出版商的名称。
(二)女权主义的理论问题
在西方学术界,传统的看法认为理论是男性的。
男人的严密谨慎、勇于进取和富于雄心的特征,使他们更适合于理论研究,因此女权主义者经常揭露男性科学中虚伪的客现性,回避理论的固定性和确定性,希望发展一种女性的话语,从观念上摆脱公认的、由男性产生的理论传统。
西蒙.德伏娃在《第二性》(1949)里明确提出了女权主义基本问题。
她指出,如果一个妇女想说明自已,她一开始会说“我是一个女人”;
但男人是不会这么说的。
这个事实说明,“男性”和“女性”决不是对称的。
英文“man”(男人)可以泛指所有的人,而“woman”(女人)则不可。
(同样,汉语里的“他们”可以包括男和女,而“她们”则只指女人。
)在西方,这种不平衡可以追溯到《旧约全书》。
妇女分散在男人中间,没有独立的历史,没有自然的统一性,也没有像其他被压迫团体那样联合起来。
妇女处于与男人不平等的关系之中;
男人为主,女人为次,或男人第一,女人第二。
男人的优势造成了妇女屈从的意识形态,立法者、牧师、哲学家、作家和科学家都试图说明妇女的从属地位乃上天的意志,因此保持这种不平等关系对人间有利。
德伏娃指出,由于男人相信妇女天生低下,所以才形成妇女应受压迫的观念。
虽然抽象的“平等”不绝于耳,但真正的平等却从未实现。
因此只有妇女本身才能说明妇女的特征。
大多数对性别差异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
生物学、经验感受、话语、无意识和社会经济条件。
从生物学出发而无视社会生活的观点,主要为男人所用,
他们企图以此维持妇女所处的地位。
所谓“妇女只不过是个子宫”的说法,淸楚地概括了这种态度。
换言之,妇女的身体就是她的命运,如果怀疑其身体的性的作用,那就是违背自然法则。
不过,有些激进的女权主义者也赞颂妇女的生物学特征,认为那是妇女优越而非低下的源泉。
这种辩护常走极端,有时甚至陷入虚幻的女子沙文主义观点。
从经验感受出发,诉诸于妇女的特殊经验,认为它们是艺术和生活中女性价值的源泉,常常构成激进女权主义者的观点,她们认为,既然只有妇女才经历女人特有的生活经验,如排卵、行经、分挽等,那么也只有她们才能谈妇女的生活。
她们强调,妇女有着不同的感觉和情感,妇女观察事物的方式与男人不同,对事物的感觉和看法也不同。
这些差异只有在妇女著作里才真正得到体现,因此研究这些差异的文学表现应称之为"
女性批评"
。
话语是女权主义者最关注的一个方面。
这与米歇尔•福柯的话语和权力理论的流行相关。
她们认为,妇女所受的压迫基本上是一种以男性为中心的语言的压迫。
因为,如果接受福柯的理论,承认"
真实性”取决于对话语的控制,那么人们就有理由相信,男人对话语的支配已经使妇女陷进了男性的"
真理"
从这种观点出发,女作家与男作家争夺对语言的控制便具有重要的意义。
不过,有些女权主义者也采取相反的观点,如社会语言学家罗宾•拉考夫认为,妇女的语言实际是低劣的,因为它缺乏阳刚之气,包含软弱和不确定的范式,多集中于琐碎、轻浮和不严肃的事物,且过于强调个人情感反应,因此妇女如果想在社会上与男人平等,她们就应该采用男人的话语。
然而大多数激进的女权主义者认为,妇女已经被强行灌输了这种男权意识形态,必须揭露、批判并与之斗争。
第四个方面无意识或无意识的过程深受雅克•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
一些女权主义者完全脱离生物论,将"
女性"
与无意识过程相联系,认为那些过程会暗中破坏男性话语的权威。
如她们相信,凡是有助于自由发挥意义的事物都是女性的,因为女性的性特征是革命的、破坏性的、异质的、"
开放的"
,既无范围限制,也无原型化的危险。
所以,即使有什么女性原则,也只能由女人限定,男人是无权过问的。
最后,社会经济条件或社会学方面,相对而言比较容易理解。
从社会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