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注 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注释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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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易注”，中国传统哲学，注释，母本，结构语义

OnTheAnnotationinChineseAncientPhilosophy

CHENJian

（DepartmentofPhilosophy,ShandongUniversity,Jinan,Shandong,P.R.China,250100）

Abstract:

AnnotationisamainmethodinChineseancientphilosophy.Itiscompletelywrongthatpeoplealwaystreatthismethodasequivalentas“classicsbeingmyfootnoteandIbeingfootnoteofClassics”,because“classicsbeingmyfootnoteandIbeingfootnoteofclassics”isapropositionofXinologycreatedbyLu-jiu-yuan,notaprincipleormethodofannotation.ThisarticleexaminesanewthephenomenaoftheannotationinChineseancientphilosophyandconcludesasfollowsbyanalyzingsomeexamplesoftheannotationinChineseancientphilosophy:

theessenceoftheannotationinChineseancientphilosophyistoexpressthethoughtoftheannotatorinthestructure-meaning-languageofClassicstext,theannotationinChineseancientphilosophyisaphilosophicalwritingwayoftheancientChinesephilosophers,notthemethodofsemanticsofancientChineselanguage.

Keywords:

AnnotationofYi,Chineseancientphilosophy,annotation,Classicstext,thestructure-meaning-language

一

标题中的“易注”是一种方便的说法，系指历代对周易的注释。

我们都知道，注释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主要方法，学界对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注释的研究不可谓不多，但基本上都是研究注释的内容或思想的，很少对注释这种方法本身进行研究。

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西方哲学从基督教对《圣经》的注释中发展出了解释学②，那么，“在中国，本来有很长解释经典的历史传统，我们是否有可能从考察中国哲学家对古代经典注释的历史的梳理，并参照西方解释学来建立中国的解释学呢？

”这是北京大学的汤一介教授在《关于建立＜周易＞解释学问题的探讨》一文（载《周易研究》1999年第4期）中提出来的问题。

想必中国哲学界的许多人也都曾想到过这个问题，现在汤一介教授将它摆到桌面上来了。

除了上面提到的这篇论文，汤一介教授在另两篇论文中亦探讨了能否以中国哲传统哲学中的注释为基础来创设中国解释学的问题：

一是《能否创建中国的解释学》（载《学人》1998年第13期；

二是《关于建立＜周易＞解释学的通信》（这是汤一介教授致山东大学刘大钧教授的一封信，载《周易研究》1999年第3期）。

在这些论文中，汤一介教授所关注的焦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如何以“易注”为基础来建立中国解释学，换言之即，汤一介教授将作为建立中国解释学之基础的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注释具体地落实到了“易注”上，他这样做的实质显然是认为“易注”足以代表整个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注释——这是我所完全赞同的一个观点。

按照一般的学术程序，要想以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注释为基础来建立中国解释学，首先必须要做的工作就是弄清楚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注释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然而，中国传哲学中的注释实例五花八门，举不胜举，有儒学的，有佛学的，有易学的，还有道家的。

我们显然不可能――事实上也没有必要――把所有的实例都拿来研究一番，才来确定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注释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必须选择有代表性的实例来“以斑窥豹”，这就好比在科学研究中，科学家只有选取恰当的有代表性的样本进行研究，才能事半功倍，得出某个普遍的规律（比如孟德尔选取豌豆来研究生物的遗传规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笔者认为，要想研究和了解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注释的样态和特征，“易注”是最好的样本，所以，本文的内容之一就是通过对“易注”样本的分析，来看看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注释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读者们从中可以理解为什么我说“易注”是理解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注释的最好的样本了。

但是，“易注”样本与其所来自的那个总体即整个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注释语境，始终存在着双向互动的关系。

一方面，若要看清楚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注释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需要透过“易注”来观察；

另一方面，若要理解“易注”的真实状态，又必须将其放回到整个中国传统哲学的注释语境中，否则，孤零零地看“易注”，难免失真。

“易注”与整个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注释语境之间的这种关系就是部分与其所属的整体之间相互阐释、相互照明之间的关系，这就好比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需要通过人来理解社会；

反过来，亦需要通过社会来理解人，只有在这种双向互动理解体制下的人和社会才是真实的人和社会。

本论文也是要在“易注”与整个中国传统哲学的注释语境之间架起一座双向互动的理解之桥，以期人们对“易注”和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注释能有一个“双赢”的理解。

为此目的，本文的思路打得比较开，对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注释有关的方方面面问题都涉及到了，并不仅仅局限在“易注”的范围内讨论问题，尽管“易注”在本文中占有特殊的重要性。

不过，就事论事地研究“易注”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注释及其双向互动并不是本文的最终目的，本文的最终目的乃是要回应汤一介教授建立中国解释学的努力，在建立中国解释学的大背景下探讨“易注”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注释，为建立中国解释学提供一些基础性的研究信息。

我认为，要建立中国解释学，至少要做如下三件工作：

（一）弄清楚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注释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二）弄清楚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注释与西方基督教对《圣经》的注释究竟有何不同；

（三）弄清楚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注释究竟有何哲学意义。

其中第一件工作是建立中国解释学的最基础的工作，也是本文所着力要做的工作，尽管我不一定能把它做得很完美，甚至也有可能完全做错，但这是我热切的心意。

二

注释虽不是中国传统哲学中唯一的方法，但却毫无疑问应是占第一位的方法。

注释在建构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作用是功不可没的。

由于注释的方法在中国传统哲学中被如此广泛地使用，以致于人们见怪不怪，对它缺少深入细致的考察，往往认为这种方法无非就是“六经注我，我注六经”。

然而，笔者认为，以“六经注我，我注六经”来概括和指认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注释是不妥的。

考诸来源，“六经注我，我注六经”乃是陆九渊提出来的。

《陆九渊集·

语录上》载曰：

或问先生何不著书？

对曰：

“六经注我，我注六经”。

韩退之是倒做，盖欲因学文而学道。

[1]（P399

同书的另一个地方又载曰：

《论语》中多有无头柄的说话，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之类，不知所及、所守者何事；

如“学而时可之”，不知时习者何事。

非学有本领，未易读也。

苟学有本领，则知之所及者，及此也；

仁之所守者，守此也；

时习之，习此也。

说者说此，乐者乐此，如高屋之上建瓴水矣。

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

[1]（P395）

另，《宋史·

陆九渊传》载曰：

（陆九渊）尝谓学者曰：

“汝耳自聪，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无欠缺，不必它求，在乎自立而已。

”又曰：

“此道与溺于利欲之人言犹易，与溺于意见之人言却难。

”或劝九渊著书，曰：

“六经注我，我注六经。

“学苟知道，六经皆我注脚。

”[2]（P12881）

综合上述这三段引文，我们分明可以得出如下两个结论：

（一）“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并不是一种注释行为，因为注释是古代著书立说的一种主要写作方式（如朱熹著《四书集注》），如果“六经注我，我注六经”是一种注释行为，那么陆九渊以“六经注我，我注六经”为自己的不著书辩解就是自相矛盾。

（二）“学苟知道（或学苟知本，或学有本领①），六经皆我注脚”乃是对“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进一步解释，因此，理解“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关键就是要理解“学苟知道，六经皆我注脚”这句话。

“学苟知道，六经皆我注脚”的含义可作如是分析：

“六经”中所说的都是带普遍性的话，没有具有所指（“无头柄的说话”），比如《论语》中所说的“知及之，仁不能守之”和“学而时习之”都没有具体指明究竟知之所及者何事，仁之所守者何事以及时习之者何事，但是一个人如果真正地领悟到了“不必它求”、“我”自固有之“道”–––––当然是指“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的儒家伦常之道①，那他就会明白“六经”中所说的就是“此道”，“知之所及者，及此也；

”这就是说，“六经”中所说的，其实都是“我”自固有之“道”，而不是说了别的什么；

反过来，“我”自固有之“道”也都体现在“六经”的文字之中，而不在别的什么地方，“我”与“六经”之间具有同一的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陆九渊才说“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六经”与“我”互为“注脚”②。

既然“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六经”中都已表达和体现了“我”自固有之道，那“我”陆九渊还有什么著书之必要呢？

但是陆九渊认为，从根本上来说，“道”在“我”中，“六经”充其量也只是“道”的记载而已，所以学道最终还是要回归到“我”，而不能求之于“六经”之文–––––这实际上就是陆九渊“内求诸已”的心学理路。

韩愈的“文以载道”思想与陆九渊的这一心学理路相反，认为“文”中（既然）有“道”，就应从“文”中学“道”，“因学文而学道”，故陆九渊斥之为“倒做”。

以上的分析告诉我们，所谓的“六经注我，我注六经”根本就不是什么注释的方法，而是陆九渊根据自己个人的哲学实践而得出的一个哲学命题，用来表示“我”–––––一个儒家伦常实践者––––与“六经”之间所具有的同一关系③，这种同一关系其实就是陆九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心学思想的一个具体表现（“六经”是圣人之心之理，“我”与“六经”的同一就是“我”与“圣人”同心同理）。

当陆九渊用“六经注我，我注六经”来表示“我”与“六经”之间所具有的这种同一关系时，他实际上是在比喻的意义上使用“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然而，人们不究其实，望文生义，以为其中有一个“注”字，就把“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当作一种注释的行为或方法来看待④，并用它来解释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注释现象，这就离题万里了。

三

既然“六经注我，我注六经”连注释的方法都不是，那我们显然就不能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注释方法归结为“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