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对我国产业集聚和产业升级的影响.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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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问题的提出经过２０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逐步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中去,国际化程度也有了大幅度提高,连续多年成为发展中国家第一位和世界第二位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

跨国公司对我国直接投资正在大幅增加。

如表1所示：

跨国公司直接投资成为我国经济领域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这从跨国公司在中国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中可以看出。

如表2所示：

外商直接投资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给我国带来了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等等,推动了我国相关产业的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一定程度上也解决了我国就业问题。

近年来，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不断递增。

截止到2001年底,已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90484户,合同外资金额达745909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达395469亿美元。

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中已经占据重要地位。

但是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外商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具有非常明显的地域性。

在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上，东部地区远远领先于中西部地区。

如表3所示：

跨国公司在中国进行直接投资的同时，在中国设立研发机构也变成了他们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近年来，无论从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的研发机构的规模，还是设立的速度都远远超过以前任何时期。

截至2002年，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R&D研发机构如表4所示。

例如,摩托罗拉、通用汽车、朗讯、三星、IBM、杜邦、宝洁、爱立信、诺基亚、西门子……都瞄准中国投资研发项目。

2000年,在华外商投资企业高技术产品出口高达298亿美元,占全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总额的81%。

几年前,摩托罗拉就在中国建立18家研发中心,均引进了母公司的先进技术设备和一流产品,为中国生产出世界一流产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本地研发最成功的例子当属该公司研制和生产的天拓A6188手机。

摩托罗拉今后在中国的研发中心将增至25个,在研发领域的投资也将增加到1.8亿美元。

截至2002年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情况如表5所示：

从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来看，主要以第二产业为主，第三产业次之，第一产业最少。

外商直接投资主要以制造业为主。

在截止到2002年外商投资合同金额中，投资于制造业的比重达63.32％。

资金、技术密集型企业明显增加，对产业结构升级、技术水平提高产生重大影响。

我们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大规模进入，通过促进资本形成与集聚、技术外溢、产业结构升级和人力资本形成等途径，推动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反过来东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将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扩大市场需求，提高要素生产率，改善外部环境，降低成本，产生集聚经济效应，从而进一步提高和扩大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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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enews.page--]2、跨国公司、产业集聚、产业升级：

理论综述

（一）集聚效应的描述和界定韦伯在1909年《工业区位论》中第一个提出集聚和集聚效应这个概念的。

韦伯的工业区位论的核心是“成本决定论”。

韦伯理论的核心是通过交通、劳动力和集聚因素相互作用的分析和计算，找出工业产品生产成本最低的点作为工业企业布点的理想区位，探讨工业区位选择的基本原则和工业区位移动规律。

所谓集聚效应，是指某些工业部门向某地域集中所产生的一种大于所追加的运费或劳动力费用，从而使产品成本降低的效果。

韦伯的集聚效应只考察了成本节约，因而只是产生于厂商内部的一种规模经济。

马歇尔在1920年《经济学原理》中提出外部经济的概念，马歇尔在韦伯的基础上更进了一步，表明行业内厂商的集中产生外部性，可以降低该行业的成本，带来整个行业的优势。

马歇尔认为行业集聚的外部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形成中间投入品市场、劳动力池共享和产生知识外溢。

俄林在1933年《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InterregionalandInternationalTrade）中是第一个将贸易和产业布局理论联系起来的经济学家。

俄林认为国际贸易理论只是产业布局理论的一小部分，它充分讨论了运输成本和规模经济对于作为贸易替代品之要素流动的重要性，以及对于影响区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经济活动布局的重要性。

在其他条件不变时，一个地方的运输成本决定了该地方的产业布局，但是生产活动集中的趋势之大，可以使布局从遵循运输条件的轨道上偏离。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集聚效应是产业布局的一个重要原因。

克鲁格曼的空间经济理论强调历史和偶然事件在经济活动的区位决定方面的重要作用。

空间经济理论认为在初始禀赋条件相类似的地方之间，产业分布得不均衡是由于积累循环因果关系和路径依赖所导致的。

克鲁格曼进一步发挥了俄林的思想，认为不仅是运输成本和规模经济，市场潜力也是集聚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有以上可以看出，本文所界定的集聚是指生产要素和经济活动在空间的集中，大量的集中形成集聚；而集聚效应也就是指生产要素和经济活动大规模集中所引致的对地区增长和发展的综合效果。

（二）产业升级的描述和界定所谓产业升级，主要是一个国家产业结构根据经济发展的历史和逻辑序列顺向演进过程中所达到的阶段和层次。

它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

（1）在整个产业中有第一次产业占优势比重逐渐向第二、第三产业占优势比重演进的历史过程；

（2）产业结构中有劳动密集型，特别是处级劳动密集型产业占优势比重逐渐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占优势比重演进的过程；（3）产业结构中制造初级产品的产业占优势比重逐渐向制造中间产品、最终产品占优势比重演进的历史过程。

从近代各国经济发展史来看，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产业结构高度也就越高，产业升级越快。

迄今为止，有关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产业升级之间的关系的论述主要有：

日本经济学家赤松提出了“雁行模式”（Flying-GeeseParadigm），该模式认为，已过产业成长经历了进口产品、进口替代、出口导向等几个阶段，而产业结构升级依次分为劳动和资源密集、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三个阶梯。

随着外资的进入及一国工业化的发展，某一产业会逐渐衰落，并将转移到低一个梯级的国家和地区，通过产业替代，推动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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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enews.page--]美国经济学家弗农（Vernon）提出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弗农把客观存在的产品生命周期分为产品创新阶段、成熟阶段和标准化阶段。

为了更好地解释跨国公司的投资行为，抚弄由中心发展了他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即以“创新为基础的寡占”、“成熟的寡占”、和“老化的寡占”替代原来的划分标准。

日本的另一位经济学家小岛清（Kojima）提出了边际产业转移理论。

该理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本国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亦可称为边际产业依次进行。

（1978）这些理论都有着一些共同的特点，他们都认为，国际直接投资条件下东道国产业升级的限度是由跨国公司主导下的国家生产和国际分工所决定的，其产业升级的高度必须服从于跨国公司内部的分工。

因此这些理论均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利用国际直接投资实现产业升级的局限性。

所以发展中国家要想从引进外资的过程中获得更大的收益，必须依赖于自身的条件和引进外资的战略。

（三）理论综述关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集聚效应的研究主要是从投资的区位及其影响来展开的。

GlickmanandWoodward（1988）通过对在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定位的模式和决定因素中研究发现，外国的制造商对美国的直接投资的产业定位主要是从区域市场来考虑的。

Barrell,R.andPain,N.（1999）研究了美国制造业自1978-1994年在6个欧洲国家的跨国经营活动和投资，研究发现劳动成本并不像以往那样在跨国公司区位决定中起中心作用，尤其是那些采取高科技生产技术的跨国公司；与主要的生产和研发中心接近到是重要的区位决定因素由此形成空间集聚。

Head,RisesandSwenson（1994年）通过对日本制造业在美国投资的分布状况进行相关与回归计算表明了[1][2][3]下一页，日本投资选址模式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产业的集聚效应，而不是基于自然禀赋或劳动力、基础设施等州际差异。

Hanson,G.H.（1998年）对墨西哥从一个封闭经济转向开放经济的一系列变化进行了计量分析，分析发现，随着贸易成本的降低集聚中心正在向墨西哥和美国的边境转移，美国和墨西哥的市场关联明显加强。

Coughlin等（1991）发现，外国直接生产企业（在州水平上）的数量与更大的土地面积、较低的工资、更高的个人收入、更高的失业、运输基础设施、较高的制造业密度等因素有关。

WheelerandMody（1992）将集聚经济定义为基础设施质量、工业化水平和利用外资水平等的函数，并发现集聚经济和市场规模决定了美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区位选择。

SmithandFlorida（1994）发现，空间群集是日本制造业企业在美国定位的重要特征，在美国的日汽车装配企业和与汽车相关的产业包括汽车零部件、钢铁生产、精加工和处理橡胶和轮胎制造业群集在一起。

SmithandFlorida（1994）发现，空间群集是日本制造业企业在美国定位的重要特征，在美国的日汽车装配企业和与汽车相关的产业包括汽车零部件、钢铁生产、精加工和处理橡胶和轮胎制造业群集在一起。

Guimaraer（2000）通过对葡萄牙外国直接投资的定位研究发现，由于仿效其他的外国公司的决策以降低不确定性，外国投资者可能被吸引到外国公司集中的区域。

贺灿飞和魏后凯（2001）认为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取决于信息成本和集聚经济以及人力资本等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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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enews.page--]关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技术进步的研究主要包括：

SingerandBallence（1982）认为，在劳动力转移过程并未完成，大量的非熟练劳动力禀赋存在的情况下，主张国际直接投资的技术不应当是资本密集型的，而是一种能与廉价劳动力相结合的技术。

Mansfield（1974）认为，发展中国家从国际直接投资中转移技术的适宜性，应该与东道国技术吸收能力和选择能力结合起来考察，认为发展中国家缺乏一种技术能力能够对适应技术产生影响。

Ahiakpor（1990）认为，只有那种能够从其使用中获利的技术，才可能持续地用在东道国的其他要素上，从这过程创造的利润方可产生更多的再投资，并将有助于东道国最为丰富的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Katrak（1991）的研究表明，在准工业化或半工业化的东道国，政府对市场人为的干预、市场竞争和市场进入壁垒三个方面可能是导致跨国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中使用资本密集型技术的重要原因。

金泳镐（1986，1987）认为，发展中国家国内技术储备越低，越难弥补所接受的技术和国内技术的差距，在技术接受方面的吸收能力差，技术上的差距就越大，发展中国家受制于技术差距的危险就越大。

Chen（1990）认为，在技术吸收能力差的情况下，技术进步不会发生。

VeblenandA.Gerschenkron（1962）通过对19世纪和20世纪初欧洲工业化和发展水平趋同的研究结果说明，跨国公司分公司和当地企业的技术差距越大，技术溢出效应就越大。

Cantwell（1992）认为，企业内的技术发展是一个累积的过程，技术进步是逐步累积的，是过去技术积累的反应，东道国企业自身技术发展水平与获得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和转移之间是一种正相关的关系。

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产业升级的影响主要有：

Meier（1989）指出，通过国际直接投资创造产业升级效应，客观上要求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投资项目具有“发动机单位”的职能。

Hirschman（1958）把关联效应视为外国直接投资在经济部门之间创造较强外部经济的一种有效地产业带动方式。

Radetxki（1977）,Girvan（1987）认为，对于资源禀赋较为丰富的东道国，外国直接投资的作用就是与东道国原料的开发和加工以及与外部经济发生垂直联系的关联效应。

Kojima（1993）认为，在以资源为基础的工业化战略选择中，一国工业化的发展进程以及外国直接投资对该国工业化的推动作用与东道国资源禀赋状况直接相关。

Sachs（1980）认为，借助国际直接投资所实现的东道国的工业发展可能是“扭曲”或是“不正常”。

Lall（1980）在研究印度卡车制造业时发现跨国公司与当地企业通过后向联系（backw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