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论的正名近年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去西方中心主义”思潮.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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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及本世纪初，中国文论学界的一个渐渐明朗的思潮，即“去西方中心主义”。

本文以近年来的若干现象为观察对象，分析了这一思潮不仅体现在明确的宗旨，口号和主张上，而且体现为深入的学术史反思，以及实实在在的考证材料和重建批评历史的工作中。

本文认为，求用和求实相互岐异的两种学术取向，在这一思潮中的联手合力，有利于从单一的知识逻辑中解咒，有利于本土文学思想传统的强调，有利于参与当代文化实践，有利于中国文论在二十一世纪的正名。

关键词：

中国文论竹书孔子诗论新儒家诗学去西方中心主义文化意识近五六年，中国古代文论学科颇为景气。

既沉潜又轻扬，有一种生动的态势。

这里，我既无力也并不打算对学科发展所取得的成果作全面介绍，只是企图对某种走向：

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去西方中心主义”思潮，——作一点扫描。

藉以察见学科活力之源，以期于日新不已之进境。

一，“中国文论”的正名趋向　　倘要以一个具体而微的角度来描述古代文论学科的新开展，似可从学科名称不经意的变化谈起。

越来越多的学者，自觉或不自觉，不满意于原有的名称，开始采用“中国文论”或“中国美学”或“中国文学理论”一名，去指称原有的“古代文论”“古文论”，或“中国文学批评史”。

其实正如朱自清早就指出过：

“文学批评”一名本身就是舶来的，与中国原有的诗文评结合，长期的磨合本来就是免不了的。

正如孙悟空本来就是要回家的，往西天取经就注定了磨合之命。

“中国”的强调与“古”字的隐退，正是一个“回家”的信号。

　　随手举几个例子：

较早由张伯伟蒋寅主编的《中国诗学》1，不仅已渐成为学院研究的一种共识，或以此作培养博士生的方向，或以此作国家社科基金的课题设计，甚而，已经有两所学校以此成功申报了国家重点学科的研究中心。

这是通过体制力量来确立或强化了学科的某种变化。

从出版方面看，蔡仲翔教授主编的一套书系，原先叫做《中国古典美学范畴丛书》2，现在已经去掉了“古典”二字。

更早些时候，王运熙教授主编的《中国文论选》（近代卷）3，就已明确标举“中国文论”一名。

而在比较文论和比较美学研究界，早已将“古代”二字去掉，专以中国文论来代表古代文论。

譬如以《东方丛刊》为阵地4，已经多次开设专栏讨论“中国文论”的各种问题。

而在域外中国学方面，尽管十多年前就有刘若愚《中国诗学》的译介5，但是近年宇文所安《中国文论：

英译与评论》的译介6，还是新奇有力，不仅大为满足了古文论界隐约一种希望被理解的自尊心，而且似更进一步达成国内外某种不约而同的共识：

只有古代中国的文学理论传统，才代表了中国文艺学的主体性。

在接下来的今年六月与七月，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即将分别召开以“中国文学”“中国文论”为题，有意识打通古今为目的的研讨会。

凡此种种，我们可以认为，近几年的的文论研究，加入了不少不同的力量，从四面八方隐隐地汇成一个声音，要将原有的学科正名为“中国文论”。

似乎我们的学科太活泼好动，也一如孙悟空在向西天取经的路途中，头上的紧箍咒，没有不行，有了又太紧，时时要求唐僧的同意，松懈开来，以获得更大的自由。

　　一个基本的事实是，现代文艺学中不少概念话语体系，确实大多来自西方的，因而无论是中外学术界，只要是标明“中国文论”chineseliterarytheory,，基本上就可以清楚是研究古代的传统而不会有疑问。

因此“古代”二字画蛇添足而不是画龙点睛的，反而限制了学科自身的生长。

　　另一个基本的学科参照是，中国哲学，中国宗教学，中国音乐，中国绘画，似乎都不须加上“古代”二字，即可明了其研究对象，为什么独独中国文论要加“古代”二字，来强调它的传统性呢？

还有一个理由是，中国哲学，中国音乐等，都没有这个“古代”二字，十分正常活跃地参与当代中国文化的建构实践，而文论却因为古代二字，反而画地为牢，平添出许多周折。

设想如果当初就叫“中国文论”，还会有人再谈什么“转换”么？

　　中国文论的正名化运动，沿着两股路线发展。

一是前几年的现代转换，“现代转换”是古代文论研究界一部分文艺学取向的学者，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就提出的口号。

他们更多关注的是古代文论在现代的重新建构，重新焕发生命活力。

现在他们的努力有了一点标志性的成果，那就是越来越多不同学科的人开始关心古代文论，关心古代的的中国文论究竟有哪些东西，不仅可以接上现代，而且进而可以取代西方。

这条路线表明，“中国文论”的正名运动，其来有自，不是什么强加于外的提倡，而是学科内在逻辑的发展结果。

但是关于现代转换一直有不同的声音，有些学者认为根本不必提倡现代转换，古代文论就应该让它充分的古代化。

建构的研究永远不如还原的研究。

因而这条路线也表明，可能会使“正名”努力受阻，因为更多倾向于古代研究的学者，担心学科会变得过于庞杂，失去学科的特征，失去其内在的自足性。

　　另一条路线是近年来文化意识的自觉。

不少学者开始清算五四以来新文化借来的新诗学，相当数量的文章努力揭示新文学的新国家想象，新民想象，以及二元斗争式的思维模式，是如何操纵和改写着传统到现代的诗学话语变化。

新诗学如何是与中国文学自身的实际面貌隔了好几层。

早些年出版的戴燕《文学史的权力》（2002）7其实开了一个头。

戴着着眼于“文学史”这一舶来品，论析了中国古代文学的材料，是如何在二十世纪承受着启蒙与救亡的双重重量，首先通过了“民族精神化”，西方知识系统化和世界文学模式化，然后通过历史学科化和教育体制化，最后是意识形态化，一点一点变而为一种极富于现代性的知识体系。

一个缺点是中国近现代最根本的思想危机不够彰显，知识/权力的压抑机制讲得较多，被压抑的对象及其主体性讲得较少。

作者毕竟缺乏了一个文化意识自觉的角度。

　　去年新加坡的严寿澂更正是补充了戴文未尽之意。

更进而认为，中国文学理论研究中之所以长期存在着严重的“削足适履”的现象，其原因则在于，一直缺乏历史文化的自觉，持“一元论”世界观、文化观。

这种世界观文化观认为，尽管民族不同，但是文明发展规律是相同的，所以价值也是相同的。

随着“文化多元”观念的兴起，此种“一元论”文化观相形见绌。

严文比其它人更具有建设性的是，他又正面论述了中国文学理论根基于中国历史文化，与西方文化大不相同，其中极为重要的则为“气”的本体论，心与物，理与气，道与器等皆非两相对立，只是同一本体的不同面相而已。

中国文论有自己的文化思想根基，不可自乱宗统。

他这篇文章，就题为《中国文学理论研究与历史文化的自觉》8，表明了文论问题说到底是文化自觉问题。

这已经不同于知识考古学，文化自觉其实是在中国研究的方方面面蔚然成风的现象，其原因在于国际形势近年来发生的深刻变化，以及中国经济崛起在文化上的效应。

如果说，学术研究既有其稳固的长期的内在理路，那么诸如现代转换，文学史的权力分析，以及近现代文学自身的现代化新传统（从王国维写《人间词话》开始），是古代文论向着中国文论转化的内在理路，那么，当然也同时有着外在的机缘，自八十年代而九十年代，从启蒙批判到文化重建，中国文化研究的全面复苏，恰是转化的外在缘助与机遇。

　　这两条路线的正名努力是不同的，前者更多是从求用出发，着眼于当代，而后者更多是从求实出发，着眼于古典。

但是他们都共同指向“中国”文论的主体性，以及以此鲜明的主体性介入当代文化实践。

这表明，这门学科的参与性越来越强，外向性越来越突出，我个人向来认为，任何一门学问，都有其内在的自足生命，以保证其可持续发展的充沛动力，也正如孙悟空，再怎样腾云驾雾，也得乖乖地跟着唐僧一步一步走，才能到得了西天。

但是任何一种学问，也有着与周围学科和周围文化需求的关系，也是其生命活力的重要保证，也正如孙行者之“打”，如果不打，即使取来真经，也索然寡味。

也正如中国哲学既有中国哲学历史取之不尽的丰厚内涵，也有当代文化的上下文对它用之不竭的需求。

中国文论这一称名如果能加强学科的外向性，吸引越来越多的不同专业不同背景的学者，关心它，需要他；而同时又不损害学科的内向性，吸引越来越多的学者挖掘它的宝藏，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二，围绕着上博楚竹书《孔子诗论》的的讨论　　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于01年11月公布以后，时间已过去近四年了。

学界极为重视，反响热烈。

从文字隶定、释读、文句解释、简序排列，到体裁、时代及作者的考索，到其中体现的上古书写体例、简策制度等等，都有人专门研讨。

随着研究的深入，也有不少学者从文论的角度研讨它的价值，譬如《诗论》的命名，《诗论》与《毛诗序》的关系，《诗论》中孔子对“情”、“志”的理解以及由此而来的对汉宋学者关于“诗言志”成说的检讨，对诗歌美、刺说的检讨，《诗论》与春秋时期诗学观念的比较，《诗论》与四家诗学的关系，《诗论》在批评史上的地位，《诗论》中所透露出来的关于《诗经》编纂的信息，对于孔子删诗说的再检讨，对于风、雅、颂等传统定义的再认识，春秋时代赋诗风气在《诗论》中的影响，春秋时代的乐教对《诗论》作者的影响，等等，围绕相关问题，在不长的时间内，海内外召开了一系列学术会议，发表了相当数量的论文和著作，形成了一个不小的热点。

　　那么，究竟近年来的讨论有没有涉及到关于儒家早期诗学的新评价？

究竟与朱自清相比，对于学术史已有定论有无补正或松动？

我个人的看法是，尽管还没有到这个程度，却不仅提出了问题，丰富了学术资源，拓开了新机遇，而且为上古的信史得分，为近年来文论研究中“去西方中心主义”，加了一把力。

譬如，李学勤从《诗经》和《诗经》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出发对《诗论》的价值予以高度评价，他说：

“《诗》与《诗》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心内容，佚书《诗论》的发现，关系于学术史以及文学艺术等方面的研究，意义至为重大。

”9。

后来他又进一步说：

《诗论》处于先秦至汉初经典形成阶段，涉及传统文化最核心部分，对于当时及其后乃至今后的学术、思想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至少有七大课题值得研究：

1.追索当时或更早的《诗经》文本及诗学真相；2.孔子与《诗》；3.孔子之后诗学的传授及其弟子和再传弟子的诗学思想；4.《诗论》与毛诗的关系；5.《诗论》与四家诗的关系；6.对先秦诗学的认识，重评历代诗学；7.近现代诗学研究的反思10。

如果没有《诗论》的出土，至少，从前第1到第5，有关问题都几乎题无余意，没有再谈的可能；而对于近现代的反思也缺乏新意。

现在，情况有了变化。

　　廖名春的《上博诗论简的学术史意义》11指出：

“从经学史的角度看，上博战国《诗论》简印证了儒家经学传授记载的可信，又补充了大量珍贵的材料。

比如孔子论《诗》，过去《论语》等文献的记载有限而且缺乏系统，基本上只是只言词组，鸡零狗碎。

这次不但从总量上大大超过了《论语》，而且质量更高，系统性更强，覆盖面更广。

”这是强调了上古信史的真实可靠。

　　俞志慧《竹书〈孔子诗论〉的论诗特点及其诗学史地位》12认为，竹书《孔子诗论》在时间上介乎春秋用诗之学与两汉释诗之学之间，其诗学思想既是对春秋诗学的继承，又下开子思、孟子、荀子的诗学思想及两汉诗学。

俞文认为，《孔子诗论》是迄今所见最早将诗、乐进行分疏的材料，也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大段论诗文字。

它以诗歌语言为主要讨论对象，论诗的目的是培养君子儒。

因为拥有共同的知识背景的崇诗氛围，孔子释诗方法与春秋诗学在精神上一脉相承，但因目标不同，双方阐释的结果每有差异。

不同的知识背景、阅读心态和方法，构成了孔子释诗方法与两汉诗学的巨大差异。

前者追求心得，是哲人的阅读方法，后者追求知识，是学者的阅读方法。

钱穆1960年在香港发表《读诗经》，尝云：

“诗至于孔门，遂成为教育工具，而非政治工具，至少其教育意义与价值更超于其政治的意义与价值之上”。

13将人文教育与功利政治适当区分，俞文其实也可视为是从现代学术的进路，呼应了钱文中提出的观点。

　　马银琴、王小盾《上博简〈诗论〉与〈诗〉的早期形态》14，亦从《诗论》的承上启下意义上肯定其价值，他们认为：

《诗序》是周代乐教的成果，《诗论》则是孔子按照“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造士路线讲学时继承诗教传统、又适应赋诗言志需要的产物。

这也是在二十世纪越演越烈的将《诗经》宗教化（巫术化）之外，还《诗经》人文化真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