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热处理技术发展史一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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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热处理技术发展的基础是火。

火的利用是不能不提的。

在旧石器时代，火主要被用于取暖照明烹饪和驱赶野兽。

中国古人类在用火方面素有传统。

最迟在46万年前的北京猿人时期，我们的祖先已学会了用火。

已有的考古资料表明，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居住的洞穴中发现的灰烬，是世界公认的具有典范的人类用火的最早遗迹之一[1]。

中国古代先民将火用于材料热处理是从新石器时代开始的。

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古代先民在劳动和生活中，经常与泥土打交道，发现泥土与适量的水混合后，就会有粘性和可塑性，可以用手随意地塑造成各种形状。

泥坯凉干变硬，可盛东西，但泥器怕水。

过火的泥坯不怕水，这可能是源于一次偶然的发现。

从此开始，由于火，由于热处理，使粘土转变为经久、耐火、耐水的陶器。

这是人类自觉进行热处理最早事例。

根据现有考古资料表明，我国陶器出现在距今7千～1万年以前，它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陶器。

经测定早期的陶器大都经历750～1000℃温度左右的热处理，这使得泥坯中的石英、云母、长石等粘土矿物发生高温转变。

此后，人们对陶器的选料和烧成条件不断实践，使我国早期的陶瓷工艺远远领先于世界其它地区[2,3]。

普通泥质陶具容易破碎，我国先民又发明了在泥土中加入一定量的砂，由于在粘土中加砂烧制成夹砂陶器，使材质的膨胀系数降低，抗冷热稳定性大大提高。

夹砂陶器在很多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均有发现。

在夏朝和商朝时期，我国古代先民也开始认识金属、加工金属以及冶铸金属。

人类应用铜的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7250年以前[4]。

退火工艺的发明应该说是人类金属热处理的开端。

研究表明早期的铜及其合金不经过退火是不适宜进行大形变量加工的[5]。

铜及其合金容易发生加工硬化，中间退火产生再结晶使铜合金软化，以便进行进一步的加工，这一技术以后广泛应用于制造兵器和生活器具[6]。

国外采用锻造和退火的工艺对青铜进行加工处理很早就已经出现[7]。

中国古代先民应用铜及其合金的历史要晚于两河流域。

根据发掘出的早期器物，有的认为我国约于公元前5千年已有冶金术的萌生[8]。

迄今所知的中国最早的金属遗物是临潼姜寨属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一期遗址发掘的铜片、管。

此外，还有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距今约6000年的红铜屑和辽宁建平出自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的红铜环等。

可以认为在大约公元前7千年至第三千纪出现的远古的金属遗物已经表明金属技术在这块土地上开始萌生。

尤其是公元前3千年后半叶的龙山文化时期，中国有关的出土铜器有11类50多件。

龙山文化时期的铜器都属于刀、锥、凿、钻一类的小件工具和饰物，其成形方法用铸造或锻造，有的刃具在加工中可能经过退火处理[9]。

原北京钢铁学院冶金史组[10]对由甘肃永靖秦魏家遗址出土的约公元前1700年的青铜锥的分析表明，其基体组织为再结晶固溶体，晶粒粗大，α+δ共析组织沿加工方向变形，很明显该组织经历过再结晶退火。

古代兵器如剑、戢、斧、戈等，需要进行锻打成锋刃，为防止锻造过程中的开裂，须采用锻间退火处理。

“锻乃矛戈”是商周时期有关制作兵器的记载，有效地应用退火技术，才能制作出制型复杂、锋利异常的宝剑。

退火还在陨石加工中被应用。

陨铁实际上属高铁镍合金。

居住在两河流域的人类从公元前3000多年以前就开始使用这一“天赐”的金属。

为了制造刀具或小件物品，他们采用了退火或锻造工艺[8]。

这是人类最早的钢铁热处理。

我国在商周遗址中共发现了七件陨铁制品[14]，有经过锻造和退火加工的痕迹。

其中年代最久的是1972年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出土的属公元前14世纪的铁刃铜钺。

在铁刃中有高、低镍层状组织，确认系采用含镍较高的陨铁锻制而成。

另有一件是1977年在北京平谷县刘家河村的商代墓葬中发现铁刃铜钺。

其中的铁刃被锻造成2毫米左右厚的薄片。

这一铁刃铜钺明显是经历过锻造和退火加工。

相比之下，中国的陨铁加工较两河流域晚些，这些制品的退火加工是否是中国先民所为，在国际考古学界仍有争议。

国外有相当多的学者认为，这一件物品很有可能是从中东或亚洲其它地区引入的，他们认为中国用铁历史较短，在当时还没有能力进行类似的金属加工[11]。

退火在商代被用于自然金的加工。

自然金主要来源于天然金块和砂金的熔块。

金的早期一个重要用途是做成很薄的金叶或金片，来装饰器物。

国外早期通常采用冷加工使金片的厚度减到百分之几毫米。

中国出土的金制品多为饰物，如金臂钏、金耳坠、金珥、金叶等，出土的商代遗存中还有相当薄的金箔。

如安阳大司空殷商墓出土的金箔，其厚度为0.01±

0.001mm，经原北京钢铁学院冶金史教研室分析，其晶粒大小均匀、晶界平直，认为是采用锻打和退火工艺制成的[12]。

由于中国早期在建筑等方面的大面积装饰需要，促使中国工匠在金箔的加工中应用了退火处理。

退火的应用，使中国商代就拥有金箔。

周朝，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的冶铁术的肇始时期。

这期间出现了固体渗碳制钢术。

固体渗碳是采用将工件埋入固体渗碳物质中进行处理的工艺技术，它是最古老的热处理技术之一。

中国固体渗碳处理大约开始于春秋时期，其年代大约在公元前7至前6世纪左右，这是金属化学热处理的开端。

固体渗碳钢可以制作更加锋利、细长的兵器，是换代的兵器材料。

中国古代的文献《越绝书》对此有描述，“黄帝之时，以玉为兵，禹穴之时，以铜为兵，当此之时（文中指春秋时期，笔者注），做铁兵，威服三军”。

固体渗碳制钢在我国的应用比国外制铁业的发源地落后了大约十个世纪。

采用固体渗碳法制取的产品被称为快炼铁。

我国出土的块炼铁实物不多，考古证实在春秋晚期墓葬中已经出现中碳的块炼铁渗碳钢。

如对湖南长沙杨家山出土的春秋晚期钢剑的分析表明[8]，其含碳量为0.5％左右，属块炼铁渗碳钢制品，其年代为公元前6世纪左右。

战国时期，我国古代热处理的一项举世瞩目的成就是发明了铸铁柔化术。

经大量的考古证实，我国铸铁的发明大约在春秋中期。

迄今发掘出年代最早的铸铁残片是在山西天马——曲村晋文化墓葬中出土的。

属于战国早期用白口铸铁制成的产品亦发掘出十余件[13]。

中国工匠为了克服白口铸铁的脆性，大约于公元前五世纪发明了适用于铸铁柔化处理的退火技术，在河南洛阳战国早期灰坑出土的铁锛，其内部组织为莱氏体，表面有约1毫米左右的珠光体带。

珠光体层的存在，使白口铸铁具有韧性，很明显这是通过退火处理得到的组织。

与铁锛同坑出土还有一个铁。

这一铁已基本绣蚀，其残部经金相检验表明，其基体组织为铁素体脱碳层，石墨组织为比较完善的团絮状退火石墨。

可以认为这是通过退火得到的展性铸铁。

据分析其大约是经过在900℃或稍高的温度下，进行长时间的退火，使渗碳体分解，得到团絮状的石墨，欧洲同类型的可锻铸铁的出现是在1720年之后[14]。

根据文物考古分析，中国古代淬火技术可能最早被应用于块炼铁中。

考古发掘的一件淬火实物[15]是河北易县燕下都武阳台村战国晚期遗址出土的钢剑。

其含碳量为0.5％～0.6％，整支剑身由高碳层与低碳层相间组成，刃部主要由淬火马氏体所构成。

这是典型的块炼渗碳钢叠打锻造的淬火组织。

经过锻打块炼铁，铁吸收了炭份，减少了夹杂物就成为钢。

这种钢组织紧密、碳分均匀，适用于制作兵器和刀具。

这一炼钢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是“百炼钢”技术。

对战国时期的钢铁制品的金相分析还发现钢铁内部有类似回火和正火的组织，我国工匠可能在无意之间应用了类似于回火和正火的工艺，从而拓展了钢铁制品的用途。

中国古代金属表面处理主要有“鎏金”、“鎏银”和镀锡。

最常用的是汞齐法，即将被镀金属溶于水银中，然后采用擦涂的方法将其被覆于基材之上。

该技术一般应用于铜器的装饰处理。

已知早期的鎏金物件为山东曲阜出土的长臂铜猿，墓葬年代为春秋战国之交。

陶弘景后来对汞齐的作用指出：

“水银能消化金、银，使成泥，人以镀物是也。

”中国古代的玻璃制造术也是在周朝开始发展起来的。

1976年在陕西省宝鸡茹家庄地区发掘出的西周都市遗址中，发现四种不同形式的玻璃扁株和绿色玻璃管状项链。

此外，还在金村、长沙、辉县等地战国墓葬中，出土过一批白色、翠绿色、暗绿色的玻璃制品，色泽美观，大都半透明。

据分析，它们大多是含铅、钡量较高的“铅钡玻璃”。

与西方常见的“钠钙玻璃”在成分上有很大的差异。

“铅钡玻璃”的加工温度低，虽具备多彩、晶莹的特点，但有易碎、透明度差的缺点。

秦汉两朝是我国冶铁规模蓬勃发展的时期，西汉的竖炉已发展到相当规模，南阳出土的铸铁炉耐火砖的复原情况表明，当时的竖炉高约3-4米，直径2米，东汉的太守杜诗还发明了鼓风工效大得多的水排。

而且在两汉时期，炒钢技术已经普及，用此技术可生产出熟铁。

相应的古代热处理加工也出现了全面发展的状况。

这时期的工匠在掌握和应用钢铁退火加工方面取得很大进步。

除了对锻钢件实施中间退火以外，以退火作为最终的热处理手段看来也被古代工匠所采用。

满城1号汉墓和呼和浩特二十家子出土的同时代的铠甲片都是块炼铁材料，从其表层的显微组织观察，为铁素体组织，其最终的处理工艺应属于退火工艺。

此外，原北京钢铁学院冶金史研究室对河南出土的188件汉代铁器进行过金相普查。

结果表明被普查的铁器的40％属铸铁经脱碳处理而制取的钢件，其中大部分的农具的显微组织均为珠光体和渗碳体，甚至有一部分渗碳体已经球化。

依此可以看出，古代工匠对中、高碳钢实施的是在723℃附近长时间的退火，他们采用了这种方法在某些情况下获得了球化退火组织[16]。

脱碳处理是一种化学热处理。

这一技术秦汉两朝被大量应用来加工白口铁。

灰口铁内部的石墨成片状，是性能较好的铸铁，当代的灰口铁是靠添加促进石墨化元素和控制冷却速度实现的。

中国古代则很早就获得灰口组织。

北京钢铁学院冶金史教研室曾经普查了汉代的铁器，发现在铸造生铁中灰口铁占21％、麻口铁占4%，他们认为汉代灰口铁的生产已属成熟的工艺，麻口铁则是生产灰口铁时偶然得到的[16]。

古代工匠似乎已经知道灰口铁的性能特点，在满城汉墓出土的公元前112年的车轴，用的就是灰口铁，其组织中有石墨，可起耐磨和减摩的作用。

这是发掘出的最早的灰口铁。

由于古代的灰口铁含硅量低于现代的灰口铁，灰口组织的获得很可能是灰口化的退火处理的产物。

当然，汉代灰口铁也有可能是依靠控制凝固的冷却速度而得到。

但更可能是对铸铁采用了在窑炉中高温退火的方法。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被普查的铁器的内部出现了球墨组织。

球状石墨是在鉴定渑池汉魏窖藏铁器时发现的。

我国的考古工作者通过对某些具有球墨组织的铁器的分析表明，其球状石墨的形貌、结构及力学性能与现代靠添加球化剂获得的石墨无异。

球化等级达到现代球墨铸铁金相标准的1—2级。

而国外的研究者是在1942年对意外获得的高韧性铸铁的金相观察后才进而确定出铸铁的球墨化退火工艺[17]。

汉代在淬火方面也取得很大成就。

这时期发明的“百炼钢”的主要用于制造兵器的技术。

百炼钢折叠、锻打次数很多，碳分比较多，组织更加细密，成份更加均匀，所以钢的质量有很大提高。

在西汉中晚期，我国又出现了新的炼钢技术“炒钢”，这是在生铁冶铸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炼钢新技术。

炒钢技术是炼钢技术的一项突破，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