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商品经济发展对社会生活的商业化的影响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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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活的这种变化情况。

（一）社会价值观念的衍变

宋代社会是一个变迁的社会，在商品经济的影响下，人们的生产、生活、思维以及道德伦理观念等等，都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发生着变化，其中属于观念形态变化的社会价值观念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论题，它是人们以自身需要为尺度来评价对象世界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意义的根本观点，当它所根源的社会经济发生变化的时候，它本身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新的内容。

关于宋代社

会价值观念的变化情况，本文将作如下阐述。

第一，婚姻观的变化。

婚姻观是人们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对男女之间的婚姻关系所持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看法，它是当时人们思想意识的变化在婚姻关系上的反映。

从婚姻史的角度来看，宋代是我国婚姻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其表现在于一方面改变了从前的“婚姻必由于谱系”[2]的现象，打破了门阀制度对婚姻的

限制，另一方面在商品经济影响之下出现了以财论婚的独特现象。

尽人皆知，两晋南北朝的婚姻是极其讲究门当户对、士庶不婚的，此风绵延一直到唐代，但“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3]，随着门阀制度的衰弱，与之匹配的婚姻观也逐渐淡薄、瓦解，“士庶婚姻成风俗”[4]。

到了宋代，这种情况更加普遍，身份、等级上的门当户对已不为人所遵守，很多官僚，甚至宗室贵族在择婿嫁女时往往不太看重门第，“宗室女当嫁，皆富家大姓以货取，不复事铨择”[5]，与寒族联姻的现象比较普遍，整个宗室的联姻状况毫无特殊性可言，这样的现象在宋以前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但在宋代却成为大多数人皆能接受的现实，婚姻观的转变显而易见。

也就是说，当时的人们在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已开始突破传统等级制度对婚姻关系的约束，在他们的观念中，旧的门当户对已不合时宜，取而代之的是新的婚姻标准，

即不问士庶，以进士或富有者为婚。

宋代婚姻重科举士人的现象比较普遍，这与国家的用人政策有直接关系，“国家用人之法，非进士及第者不得美官”[6]，这势必影响到人们的择偶标准。

科举制兴于隋代，发展到宋代更加完备发达。

宋政府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防止武人分裂割据，重文臣轻武吏，使科举考试成为选拔官员的重要渠道，士人不论门第高低，一旦及第，即授以官职，进入政府官僚阶层，并可享受多种特权。

而与中举士人联姻，就意味着也拥有了这些荣耀和特权，所以时人择偶以进士为最佳选择，

出现“榜下择婿”、“榜下捉婿”的现象。

“本朝贵人家选婿于科场年，择过省士人，不问阴阳吉凶及其家世，谓之榜下捉婿”[7]，甚至富商巨贾也加入到挑选进士做女婿的行列，“近岁，富商庸俗与厚藏者嫁女，亦于榜下捉婿”[8]。

实际上，很多新科进士出身寒门，门第无足称道，且生活贫困，但由于他们未来前程远大，所以成为达官和富室择婿的对象，这是对传统门阀等级制度的沉重打击，也是人们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下婚姻观念发生变化的结果，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选择科举士人为婚固然是宋代社会婚姻观变化的表现之一，但最重要、也是最普遍的还是以财论亲婚姻观的盛行，所谓“观今之俗，娶其妻不顾门户，直求资财”[9]，也就是在男婚女嫁之时不顾门第、等级的差别，而以对方家庭是否富有作为标准，甚至还专门选择有钱的富户联姻。

这种现象的出现是有着相应的社会背景的。

商品货币经济在宋代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大小城市中都是店铺林立，热闹非凡，工商业者面街而居，随处经营，商品种类齐全，而商人的富有则为世人所羡。

如“京城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10]，以至于宋人感叹曰:

“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纹不如倚门市，此言末业贫者资也”[11],商人的经济地位不可谓不高。

而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和土地资产买卖的盛行，又使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演变为一种明显的契约关系，这种契约关系渗透到婚姻观念中，就是嫁娶论财。

因此随着门阀士族势力的削弱和门第观念的淡薄，以及经济观念的加强，婚姻论财也逐渐为世人所接受，并很快普及到社会各个阶层。

官僚士大夫阶层应该是传统等级制度的积极维护者，但在宋代他们不仅身体力行从事商业活动，而且还与商贾联姻，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长期以来士商由于社会地位悬殊差异而造成的情感隔阂。

“进士登科娶妻论财，全乖礼义”[12]，进士及第还未做官，就已违背传统礼仪，选择富有者为婚，实际上也就是与有钱的商人联姻。

甚至还有进士卖婚的现象，进士奇货可居，“市井驵侩出捐千金，则贸贸而来，安以就之”[13]，以进士的身价得钱而婚，他们一般出身贫寒，一朝中举，既可做官，又可娶妻，还可得钱财，一举几得，很快就形成一股风气，并有愈演愈烈之势，这其实是商品交换在婚姻方面的一种反映。

官僚阶层的婚姻状况也是如此。

据《宋史》记载，吏部侍郎孙祖德“及致仕，娶富人妻，以规其有财”[14]，作为政府官员的孙祖德明显是为了财产而娶妻。

同样，神宗元丰年间，屯田郎中刘宗古“规孀妇李财产，与同居”[15]。

另外，哲宗时，由于“常州江阴县有孀妇，家富于财不止巨万”，以至于知秀州王蘧“利高赀，屈身为赘婿”[16]。

更有甚者，真宗年间，同为朝廷命官的向敏中和张齐贤，居然为娶一有钱的妇人发生争执[17]。

所有这些现象，都是前所未有的，为了钱财，政府官员不顾身份地位，不顾礼仪道德，争娶孀妇，私下同居，甚至甘愿屈身为赘婿，这不能不说是当时商品经济影响的结果。

经济的发展使人们对物质生活的需求越来越高，作为政府官员，俸禄已不能满足其奢侈生活的需要，因此与富人联姻是获取钱财、

满足物质欲望的最快捷的方法，在利益的诱惑下，传统的道德礼仪也是可以违背的了。

婚姻不求门户，直求资财，不仅在官僚士大夫阶层中比较突出，而且在皇族宗室女选婿时表现得

也同样明显。

宋代宗室女下嫁，对于对方的门第、身份，朝廷是有较严格的规定的。

仁宗于天圣八年（1030）曾下诏曰:

“禁以财冒士族娶宗室女者”[18]，规定“宗室嫁女择士族之有行义者，敢以财冒为婚，御史台街司察举之”[19]，英宗时进一步规定，“壻家有二世食禄，即许娶宗室女”[20]。

但实际上宗室婚嫁并没有严格遵守朝廷的规定，反而是以富为准，甚至是只要有资财，全然不顾其身份，甘愿与杂类通婚，宗室赵宗惠“有女嫁徐州进纳人石有隣之子，其母倡也”[21]，石家就是属于当时社会地位低下、身份卑贱的杂类，但由于资财雄厚，居然能娶到宗室女为媳，这是对传统门第

观念的挑战，同时也说明商品经济关系的发达使人们的婚姻观发生了质的变化，人们已经认识到，所谓门第、身份、等级均是虚的东西，不能带来生活上的享受，只有金钱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实物，能让他们过上富裕奢侈的生活。

对于有钱的商人来说，他们与官僚士大夫、宗室结为姻亲是有利可图的，其目的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宋代商人已摆脱了“贱人”的卑微地位，成为“四民”之一，但他们所拥有的更多的只是经济地位的提高，与为官者相比，其政治地位仍然很低，与经济地位不相符合，因此社会上仍存在轻视商人的偏见，而与官僚士大夫、宗室联姻，就是商人们彻底摆脱卑贱地位的快捷途径。

同时，由于宋政府在封建传统的影响下，实行了一些有悖于商品经济发展的措施，如商税过重、禁榷制度等等，损害了商人的既得利益，致使他们只得寻求与有权势者联合，以便获取免税权或偷税、漏税，或得到一些专卖商品的特许权，而联合的最好方式就是联姻，所以有钱的商人也很愿意与官僚、士人、宗室结亲，希望通过这种婚姻关系，借助为官者的力量，保护他们的物质利益并进一步获取高额利润。

前述“榜下捉婿”的特殊现象就是这一社会背景之下的产物。

而很多商人也因此得以进入政府统治阶层，苏州商人朱冲“弟妷数人皆结姻于帝族，因缘得至显官者甚众”[22]，同样是商人的王永年，“娶宗室女，得右班殿直，监汝州税”[23]。

可见，在宋代商品经济繁荣的大背景下，一方面是官僚士大夫、宗室直求资财，一方面是富商寻求权势的保护，这样就使当时的婚姻观发生重大变化，以至司马光也发出了“今世俗之贪鄙者，将娶妇，

先问资装之厚薄;

将嫁女，先问聘财之多少”[24]的感叹。

如果说官僚士大夫、宗室与商人联姻更多地是表现为一种互惠互利关系的话，那么在普通平民百姓中的婚姻论财就更能说明宋代婚姻观的变化。

“巴人娶妇，必责财于女氏，贫人至有老不得嫁者”[25]，而两广地区的很多人家为了贪图钱财，不惜将女儿嫁与和尚，“广南风俗，市井坐估，多僧人为之，率皆致富。

……妇人多嫁于僧”[26]，这都是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导致的新的社会

现象。

虽然婚姻论财风气的盛行，给宋代社会造成了一系列严重后果，如筹措聘财嫁奁的压力、由于家贫而导致的婚姻失时等等，但毕竟，在商品经济影响之下出现的这种婚姻观的转变，突破了传统

等级制度的约束，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第二，奢侈、享乐意识的盛行。

商品经济的发展使财富日益集中在个人手中，提高了人们的平均消费水平，从而使奢侈、享乐的观念逐渐为人们所接受，他们热切地追求财富，讲排场、求浮华，其主要表现就是人们对财富的占有欲的增强以及凭借金钱大肆挥霍，“都人士女，燕安太平，忘衣食艰难之患，习尚奢侈，重伤民力”[27]，这种侈糜之风首先在贵族官僚、豪门富户中开始盛行，他们“第宅园圃，服食器用，往往穷天下之珍怪，极一时之鲜明。

惟意所欲，无复分限。

以豪华相尚，以俭陋相訾。

厌常而好新，月异而岁殊”[28]，然后逐渐流行于整个社会，以至于处于社会较下层的农民“其服食器用比

于数十年之前，皆华靡而不实矣”[29]。

例如在建筑方面，宋政府曾下诏规定不同等级的人所居房屋的等级，“六品以上宅舍，许作鸟头门。

父祖舍宅有者，子孙许仍之。

凡民庶家不得施重栱、藻井及五色文采为饰仍不得四铺飞檐。

庶人舍屋，许五架，门一间两厦而已”[30]，但经济的发展刺激了人们的攀比心理，僭越行为不断发生，仁宗针对这种情况不得不再次下诏曰:

“屋室非邸店楼阁临街市之处，毋得为四铺作闹八;

非品官毋得起门屋;

非宫室寺观毋得彩绘栋宇，及朱黝漆梁柱、窗牖，雕镂柱础”[31]，但这一诏

令也形同虚设，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财富的积累，人们追求奢靡生活的心理与日俱增，城市中的豪富巨商们往往突破政府的限制，争相修筑豪华宅第，出现彩绘栋宇、竞相比阔的现象，“居室服用，以壮丽相夸，珠玑金玉，以奇巧相胜”[32]。

而且，宋代的富户和官僚阶层在建筑宅第时，还十分注重地点的选择，再加上雕梁画栋、池鱼园林，形成了别具特色的宋代建筑特点，这种变

化正是与社会上流行的华靡奢侈之风相适应的。

奢侈、享乐意识在南方地区似乎表现得更加突出。

首先看看两浙路的情况。

两浙风气之奢十分突出，“俗奢靡而无积聚，厚于滋味”[33]，也就是说，这里的人崇尚奢侈的生活，将钱财均用于享乐而没有积蓄，苏轼的诗更加揭示了这一点，“三吴风俗，自古浮薄，而钱塘为甚。

虽居室华好，被服粲然，而家无宿舂之储者，盖十室而九”[34]，只顾眼前的享乐，不顾未来的生活，其奢侈、

享乐的心理可见一斑。

我们再具体看一下他们在房屋装饰、饮食、玩乐等方面的表现。

两浙人对房屋装饰十分讲究，以杭州为例，熙宁八年，淮浙地区大旱，有的地方粮食颗粒无收，饥荒接踵而至，甚至出现饿死人的现象，但“杭人素轻夸，好美洁，家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