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尼斯的偏向论及其当代意义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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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斯坦•凡勃伦（ThorsteinVeblen,1857〜1929），美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制度经济学派的创始人。

同时，他是芝加哥大学受热捧的经济学思想大师，也是英尼斯在芝加哥大学攻读经济学的同门师兄。

英尼斯受到凡勃伦的经济学观点的影响。

上海大学张咏华教授所言：

“伊尼斯的媒介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他的经济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学科背景留下的深深的印记。

”[1]P57

第一，英尼斯认为，经济学不能囿于经济谈经济，必须更多地吸收社会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把经济学重建成一门‘进化科学'

，努力追溯漫长岁月中人类的制度和习惯的复杂演变”。

[2]P161这为后来英尼斯研究传播领域中使用了以历史作为试验场的方法，提供了一个宏观的思辨研究。

“在他生命的最后10年里，伊尼斯的讨论不再仅将传播作为推动市场的动力，而是进而将传播作为一切历史运转的轴心来探索。

”[2]P166他以动态的态度看待过去，把历史当作一台戏，整个世界就是剧组。

他揭示了帝国要务的宏大模式。

在这一点上，他就是扭转剧情，揭开演员面具之神灵[3]。

第二，将经济学中的“知识垄断”与“偏向”概念引入传播学。

伴随着传播技术发展的时代而成长的英尼斯，是技术民族主义派别。

他一边警惕美国媒介的力量，一边要保持加国的传统文化的独立性。

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背景，使得英尼斯的余生研究转向了传播学领域。

另外，他把“知识垄断”与“偏向”概念引入传播学，也是深受凡勃伦的经济思想。

如“偏向”这一重要概念，凡勃伦在其制度经济学中已经提出，人的本能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会产生不同偏向的思想意识、习俗惯例，进而形成不同偏向的社会制度，影响制度环境中的经济活动。

[4]P92英尼斯在研究传播的偏向时，将“偏向”放在一个媒介与权力制衡的背景中讨论，提出了以时空偏向为基础的“媒介的偏向论”，证明了社会与权力结构的不同导致了媒介环境的变革。

二、媒介偏向论的传播思想英尼斯在其著作《传播的偏向》中指出，文明的兴起、衰落和占支配地位的传播媒介息息相关；

一切文明都是靠对空间领域和时间跨度的控制而存在的，而任何媒介都具有时间或空间的偏倚性，可以分为以时间为为重点的媒介和以空间为重点的媒介。

这两大媒介分别是有利于空间上延伸的媒介和有利于时间上延续的媒介。

前者是质地较重、耐久性较强的媒介，例如：

粘土、石头、羊皮纸等，较适于克服时间的障碍得到较长时间的保存；

后者是质地较轻、容易运送的媒介，如纸草纸、白报纸等，较适于克服空间的障碍。

不同的技术各有其传播取向，这些取向决定了社会组织的形式。

由这些技术决定的知识垄断控制了各种社会团体间政治权力的分配。

这里面的社会组织也即权力组织、政治组织。

[5]PVII这就是著名的“媒介偏向论”。

伊尼斯著作中的核心概念和理论就是传播与帝国、组织的关系。

也就是说传播的政治倾向已经带有政治经济学的萌芽。

[6]

图1英尼斯的“媒介偏向论”“媒介偏向论”与“帝国论”紧密相连，互相影响。

一个伟大的帝国的崛起，离不开宗教因素和政治因素。

要维护国家的稳定，从而建立起强大的帝国，最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实现其传播时空的平衡性，即在权力、资本、技术三者中制衡。

英尼斯理想的帝国就是古希腊。

古希腊城邦的口头的信息传播有利于时间上的延续传播，神权政治的发展使得古希腊土地有了扩展，有利于空间上传播。

这样，它实现了其传播时空的平衡性，做到了英尼斯所阐述理论中的事物发展的多面性与可持续性。

“媒介偏向论”主要有三个要素组成：

传播技术——作为偏向的物质基础、权力——偏向的实质、制衡——实现传播时空的平衡性。

传播技术是一种传播的工具，决定知识的垄断与信息的流通，促进某种文明文化形态的形成，可能会造成信息贫富的分化。

当今传播媒介可以划分为旧媒体与新媒体：

旧媒体是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新媒体主要是以网络为代表的电子媒体。

媒体代表着政治的话语权，引领着某段时间的舆论导向的发展，对文化的形态导向形成一定的影响；

权力与政治社会制度紧密相连，影响着社会体制的变迁，甚至社会生活经济条件的变化。

权力是核心，需要摆在人类历史的舞台上探索；

制衡则表现为文明社会生态的和谐。

当两个极端分化时，会导致帝国的文明传播的单一性，可能导致文明危机。

兰州大学刘艳则认为英尼斯为传播学做出了：

英尼斯的“大媒介”观念、媒介的偏向论、知识垄断、西方文明危机。

[7]P106

三、媒介偏向论的当代意义

1.研究的新视角

也就是说传播

的政治倾向已经带有政治经济学的萌芽。

图1英尼斯的“媒介偏向论”

“媒介偏向论”与“帝国论”紧密相连，互相影响。

兰州大学刘艳则认为英尼斯为传播

学做出了：

加拿大是一个“因为传播而存在”的，有着技术民族主义和技术大陆主义两种学派的国家。

[8]P55作为技术民族主义派别的英尼斯，持着批判态度看待大众媒介，一方面警惕美国媒介的支配力量，一方面又要保持加国的传统文化的独立性。

在这样特别的边缘环境的国家成长，英尼斯修读了经济学，深入分析加国经济、政治和历史，从大众物品研究中寻找因素。

在美国读了经济学博士，他深入了解美国的商业传媒。

有了对两国的传媒充分的研究，英尼斯希望通过研究自己国家的政治经济来发扬加国的传统文化，发扬加拿大人的精神。

其实，在《鳕鱼业：

国际经济史》中，英尼斯在很多方面都预示了传播研究的方向，注重开发、运输技术间的关系。

1946年的《现代国家的政治经济》一书就是英尼斯从经济史研究到传播研究的连接基石之作。

他在书中对19世纪欧美新闻出版业和政治经济生活有了深入的分析，强调媒介与它承载的知识信息对社会形态的变迁作用。

后期的《帝国与传播》、《传播的偏向》和《传播的历史》都明显地体现出传播对社会影响，甚至把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路子扩展到传播技术的研究上。

英尼斯把媒介放在一个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