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舆情报告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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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民建宁夏区委会主委孙贵宝指出，“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造成了社会的不公平，使和谐社会的建设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刘克崮认为目前发展状况有其历史客观性，符合阶段性改革初衷。

但是，如果持续下去，将加重利益分配结构失衡，产生较大负面影响。

收入差距扩大、贫富悬殊严重阻碍中国的全面进步。

从经济层面上说，英国《金融时报》等的看法是“中国调低增长目标一个要因就是要增加中低收入者收入，鼓励家庭把更多储蓄用于消费”。

从社会层面上说，如法新社所说，“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社会挑战，在穷人与富人、城市与农村间取得平衡”。

近年来，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不断下滑。

不少网民认为，居民收入增长过慢，拉动内需、刺激消费就陷入空谈。

同时，城乡、区域、行业和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为百姓仇官、仇富心理的滋长和社会矛盾的积聚提供了养分。

温家宝总理指出，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体现，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不仅要通过发展经济，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做大，也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

收入分配、贫富差距已经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问题。

如果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能解决国民收入分配不均、贫富分化的问题，必将导致社会财富的两级分化，这也将有悖于我国改革开放的意义，弱化改革开放的成果。

正如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蕴岭所说：

“我们在市场经济前面加上了社会主义这4个字，就意味着我们的收入分配应该更公正。

当然，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我们一直在努力。

然而，这一问题的解决，任重道远。

其背后有长期积累下来的发展不平衡，如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的差距；

也有相关体制机制的障碍，如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都有待完善；

更有分配制度本身的问题。

这些，都需要我们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更好的协调与设计来逐步解决。

真正的富，归根到底是老百姓的富。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利益关系的深刻调整和变革，要兼顾各方合理诉求。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缩小贫富差距，需要更多地倾听民声、了解民意。

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共同富裕”，凝聚民众，长治久安。

有关建议

　　　　一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完善收入分配的调节机制，使全民真正享受到社会发展的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赵人伟在《收入差距过大的原因从哪里找》一文中指出，减少和弱化政府干预是初次分配领域改革的重要任务，要加大再分配力度，特别要在社保、医疗、教育等领域对贫困人群、农村地区和西部地区加大转移支付力度；

推动分税制改革，将不动产税、增值税、消费税等更多地分配给地方，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权与事权格局。

苏海南提出，要进一步健全收入分配宏观调控体系，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最低工资制度、失业保险制度、工资指导线制度、薪酬信息调查发布制度、垄断行业薪酬水平调控制度、个人所得税征管制度等。

余斌认为，在初次分配环节，可减少企业营业盈余和政府生产税净额，相应增加劳动者报酬和居民财产性收入。

在二次分配环节，可调整非生产税税制，扩展社会保障范围，增加向居民的经常转移。

在政府支出调整环节，增加政府消费中的实物转移，增加公共服务供给。

杨宜勇认为，应将收入分配改革进行目标量化，设置一些硬性指标。

比如城乡收入差距比、行业收入差距比、基尼系数等在未来5年或10年控制在什么水平。

　　二是强化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设计更加合理的税制结构，通过多元化、多层次税收缩小收入差距。

新加坡《联合早报》北京特派员曾昭鹏撰写的《避免越改革越不公平》一文认为，2000元的起征点造成了工薪阶层成为纳税主要群体（约占个税总收入的50%左右）的扭曲现象，大量游离于税收监管之外的“灰色”或隐性收入反映了另一种不公：

依法缴税，反而吃亏。

赵人伟指出，遗产税有利于解决财产和收入差距的代际传递问题；

房产税有利于地方政府从土地财政转向可以持续的税收财政；

资源税有利于克服相关管理部门把管理权变为所有权的行为，资源所在地的税收分成有利于缩小收入分配上的地区差别。

推行这些税种，既要克服技术上的困难，更要克服既得利益的阻碍。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提出，应加大对所得和财产的课税力度。

一是适时开征遗产税；

二是实行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模式，对劳动所得、经营所得和财产所得实行综合课税，对资本所得和偶然所得实行分类课税；

三是开征社会保障税，将社会保障收支纳入国家预算。

　　三是深化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理顺生产要素价格，缩小部门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认为，需完善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政策，适当提高收取比例。

国企上缴的收益纳入公共财政并用于社会公共福利性支出，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苏海南认为，国有企业应成为收入分配改革的排头兵，应搞好企业内部分配，建立薪酬分配激励约束机制，正确安排企业高管、中层、一般职员和一线工人的薪酬分配关系。

迟福林认为，要尽快出台《反垄断法》实施细则，降低垄断领域门槛、引入竞争，规范国有企业的投资领域；

理顺资源性产品的分配格局，改变少数企业享受资源红利的状况；

推行“职工持股计划”，使职工真正享受到企业增值红利。

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林毅夫认为，加快推进收入分配改革，三个领域非常重要。

一是金融领域。

我国金融体系仍以大银行和股票市场为主，主要为大公司和富人提供资金服务。

二是财富转移领域。

比如国家的资源转移到资源开采企业，造成巨大的分配不公。

三是垄断性领域。

四是建立健全收入分配的体制机制和法律法规体系，从根本上确立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的王占阳在《分配制度改革的成功有赖于公众参与》一文中指出，分配制度改革需要广泛、持续、有力的公众参与，要由人民代表大会制定有关市场经济、工会、最低工资、社会保障、社会保险等方面的法律制度。

注重发挥协商民主的功效，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凝聚共识，制定出拥有坚实民意基础、比较公正合理的改革方案。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研究员狄煌认为，应推行工资集体协商专项立法，与《集体合同规定》一起纳入劳动关系法律体系。

政府部门应放弃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的管理办法，尽快实行职工薪酬水平控制和职工薪酬总额预算管理制度，特别是完善工资水平和工资总额的双重调控管理。

　　五是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全面推行同工同酬和阳光工资制度，逐步缩小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

有学者认为，推动政府改革，从制度上减少寻租和非法收入的空间，清理和减少行政审批、许可，降低“三公”费用，减少社会制度的运行成本，通过做“减法”的方式提升居民的收入，无疑是弱化分配不公的一个重要手段。

赵人伟提出，可将财政预算公开化和明细化，各项消费中的公私界线就比较容易划分，预算外开支、“三公消费”问题能较容易解决，从而真正实现收入货币化的改革目标。

有专家指出，薪资收入尤其需要体现公平，需彻底打破员工身份界限，全面树立同工同酬理念。

苏海南认为，公务员应实行职务与级别并行的制度，事业单位要进一步落实绩效工资制度。

同时进一步建立法律手段、经济手段、信息手段和行政手段等一揽子的调控体系，更好地打击非法收入，保护合法收入，规范灰色收入。

六是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平，促进财富分配格局的合理化。

清华大学教授白重恩认为，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失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约占个人工资收入的40%。

也就是说，劳动者报酬中相当一部分都缴给了社保，除买房时可提取住房公积金外，其他几项都变成了无法支配的收入。

政府应当加大对社会保障的投入，降低企业和职工缴纳比例，企业省下来的钱可用于给职工涨工资，职工省下来的钱就变成可支配收入。

双管齐下，劳动者收入提高的幅度会比较明显。

郑功成认为，从现在到未来10年，应大幅度提高全口径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大幅度提高财政性社会保障支出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贡森认为，国家过度保障可能窒息地方、单位、社区、家庭和个人的自我努力，导致依赖心理甚至“养懒汉”。

因此，基本保障需要精心设计、认真组织。

　　七是努力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促进农民合理转移和就业，抑制和缩小城乡发展和收入不平衡。

金融学者汪康懋提出，首先可逐步降低公交系统等公用事业的消费费用，减少低收入人群的支出；

其次，采取实名储蓄制度，对低收入人群进行利息补贴；

再次，可设立保险卡制度，国家和企业每月分别向低收入人群的保险卡中存入一定费用；

此外，可将国家在过去一年所得的红利按35%的比例分配给相对低收入的家庭。

白重恩认为，国家应出台更多的优惠政策支持服务业发展，促进中小企业成长，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通过充分就业进一步提高居民收入占整个国民收入的比重。

李实提出，促进更多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二、三产业，加大对低学历、低技能工人的在职培训力度，使劳动者的收入随着职业的改变而相应提高。

茅于轼提出，缓解收入分配不公，缩小贫富差距和城乡差别是首先要正视的问题。

可通过户籍改革，推动教育、养老统筹等改革，进而消除收入分配不公的体制性障碍。

迟福林提出，尽快出台土地物权法配套法规，明晰农村土地产权并赋予农民产权主体的地位，使农民能够充分享受土地流转的增值收益。

　　八是合理配置社会资源，促进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协调发展。

陆学艺认为，形成与经济结构相适应的现代社会结构，其中重要一环就是大力缩小收入差距。

必须改变国家过分介入土地资源的配置，改变市场在医疗等公共资源配置过程中的泛滥，加强社会组织在劳资关系中的作用。

孙立平提出，扩大中产阶层在社会结构中的比重，同时保护普通民众特别是下层社会的生存生态，健全合理的社会流动机制，建立健全利益均衡机制。

一要承认不同的社会群体追求自己利益的合法性并保护其权利。

二要在社会利益主体间建立沟通和协商的渠道，特别是要在劳方和资方建立制度化的利益谈判机制。

三要明确国家充当规则制定者和冲突裁决者的角色。

四要形成制度化解决社会利益冲突的机制。

　　此外，专家学者们还提出了其他一些建议和意见，总的观点还是着眼于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继续深化改革，通过进一步增强改革决策的科学性以及各项改革举措的协调性，使社会财富分配日趋合理公正，促进城乡之间、脑体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协调发展。

（陈亦琳）

专家建议

怎样看待提高居民收入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如何让居民的“钱袋子”鼓起来？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离我们还有多远？

昨天，记者采访了多位全国政协委员，对于这个话题，大家纷纷建言。

稳增长扩内需

先要让“腰包”鼓起来

中共十六大明确提出“调高、提低、扩中”的收入分配改革思路。

很多全国政协委员都认为，“提低扩中”是关键，尤其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这不仅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