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趣谈暗杀宋教仁的真正凶手是陈其美袁世凯太冤枉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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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中枪了！

”

在一片惊呼声中，凶手却身手敏捷，一转眼便消失在迷蒙的夜雨之中。

这时，宋教仁已经歪倒在地上，手还紧紧地捂着受伤的腰部，等被送到附近的铁道医院后，已经是奄奄一息。

经检查，子弹系从背后击入并斜穿到腰部，肾脏、大肠均被击中，更要命的是，这颗子弹上竟然有毒！

由于宋教仁刚刚领导国民党赢得国会选举的胜利，毫无疑问，这是一桩精心策划的政治暗杀，目的就是要置其于死地。

经手术后，子弹虽被取出，但此时的宋教仁已经是脸如白纸，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便呻吟着对陪护的于右任口授遗嘱：

一是将他在南京、北京及东京寄存的书籍全部捐入南京图书馆;

二是他家中一向贫寒，老母尚在，希望在他死后请黄兴及各位故人代为照料;

三是诸位同志要继续奋斗救国，勿以他为念而放弃责任。

言毕，宋教仁痛苦至极，他一会双手抱肩，一会合成十字，似乎有说不尽的苦况，旁边一班送死的友人，也都为之恻然落泪。

在第二次缝肠手术后，宋教仁的伤情更加恶化，他还呻吟着说：

“我为了调合南北，费尽苦心，可是造谣者和一般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误解，我真死不瞑目。

宋教仁

捱到3月22日凌晨四点，在黄兴、于右任等人的围侍下，宋教仁在辗转苦痛中气绝而亡，年仅三十二岁。

临终前，宋教仁双目直视不瞑，双拳紧握不张，眼眶中尚有泪珠，足见他对这个美好的世界是何等的眷恋和不舍。

宋教仁，字遁初，号渔父，湖南桃源人，他出身于一个耕读世家，曾考中过秀才，后与黄兴等人成立华兴会并由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04年底，宋教仁在长沙起义失败后流亡日本，并于次年参与了同盟会的组建，成为革命党早期的重要领袖。

武昌起义后，宋教仁在南京临时政府中任法制院院长，协助孙中山制定法令。

但在政治体制问题上，宋教仁主张责任内阁制，与孙中山主张的大总统制发生冲突（之后颁布《临时约法》却又改成责任内阁制，以限制大总统袁世凯的权力），好在后来南北议和成功，首任内阁总理唐绍仪又提名他做农林总长，但这个职位显然满足不了宋教仁的大志。

在唐绍仪辞职后，宋教仁也辞去内阁职务。

在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并获得国会选举的胜利后，宋教仁极有希望出任新的内阁总理，但谁也没有想到，最后竟然会是这样的结果。

谁是杀害宋教仁的幕后元凶？

第一个怀疑对象当然非袁世凯莫属，因为他有太多理由要杀宋教仁。

袁世凯曾经很欣赏宋教仁，并试图将他拉进自己的队伍中，譬如宋教仁在准备回湖南老家省亲时，袁世凯曾赠予其一本50万元的交通银行支票，让宋教仁随意支用，可宋教仁除用了二三百元外，将支票基本原物退还。

另外，袁世凯还为宋教仁订造西装，连尺码都量得非常准确，足见其用心良苦。

可是，在袁世凯的亲善拉拢下，宋教仁却是如此的“不识抬举”，他在各地演说中曾毫不忌讳地攻击袁世凯政府并言动一时，由此引起袁世凯的恼怒与仇恨，似乎也在话中之意。

如今，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获胜，宋教仁也即将成为一个难以对付的对手，袁世凯怎能不萌生杀意？

令人无语的是，宋教仁在临终之前还请黄兴代笔致电北京，向袁世凯报告了被刺经过，他说：

“窃思自己受任以来，束身自爱，从未结怨于私人。

如今国本未固，民福不增，遽而撒手，死有余恨。

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临死哀言，尚祈鉴纳。

临死之人，殷殷期望，章士钊说他是“至死不悟”，闻者何尝不心酸？

袁世凯得知宋教仁被刺的消息后，也是十分的惊诧，他随即致电江苏都督程德全，要求迅速缉拿凶犯，按法严办，以维国纪。

在宋教仁身亡的凶讯传来后，袁世凯更是发布命令，要求国务院从优议恤，并称：

“前农林总长宋教仁，奔走国事，缔造共和，厥功至伟。

适统一政府成立，赞襄国务，尤能通知大体。

擘画劳苦，方期大展宏猷，何遽闻惨变？

民国新建，人才难得，该凶犯胆敢于众目睽睽之地狙击勋良，该管巡警并未当场缉拿致被逃逸，阅电殊堪发指。

凡我国民，同深怆恻。

就当时而言，似乎还不能认定袁大总统就是幕后凶手。

道理很简单，如果在国会选举结束的敏感时期将宋教仁刺死，袁世凯的嫌疑无疑是最大的，按他通常的办事手段，断然不会出此下策。

所以，当时的国民党人虽然心中怀疑，但至少在表面上没有表露出来。

宋案发生后，江苏都督程德全下令上海地方立刻缉拿凶犯，公共租界当局、沪宁铁路局也都纷纷悬赏缉捕，空气为之一紧。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那些沪上的巡警、包打听们纷纷出动，四处寻找破案信息。

和以往刺杀案悬而未破相反的是，刺宋案的破获却是出乎意料地顺利，令人难以置信。

就在宋教仁被刺的第三天，古董字画商王阿发到英租界捕房报案，声称一周前因卖字画曾去上海青帮大佬应夔丞（即应桂馨）家中，应桂馨当时拿出一张照片，说愿出酬金1，000元将照片上的人刺死，当时王阿发没有答应。

宋案发生后，王阿发见各报刊所登宋教仁的照片正是应桂馨给他照片上的那个人，所以赶紧前来报案。

在得到报案后，公共租界的巡捕随即在一妓院中将应桂馨抓获，并立即前往应家搜查。

吊诡的是，巡捕们在搜查应家的时候发现其中一人神色紧张，而此人正是杀害宋教仁的凶手武士英。

更令人不解的是，在巡捕将应桂馨抓获的时候，武士英也在妓院，并应一友人之托前往应家报信，结果被鬼使神差地一举抓获。

按常理，如果武士英是杀人凶手的话，在应桂馨被捕的时候应该立刻逃之夭夭，何以会在应家自投罗网？

而武士英被捕之后，立刻直言不讳地承认了刺杀宋教仁的行径，他供称自己真名为吴福铭，山西人，曾就读于贵州某学堂，后在云南军营中做过管带，现因军伍被裁，来沪一游，在茶馆饮茶的时候遇着一陈姓朋友，经他介绍认识了共进会的应会长（即应桂馨），应桂馨请武士英暗杀一人，说这人是无政府党，杀他就是替四万万同胞除害，并答应事成之后酬劳一千大洋，于是武士英便答应前去。

行刺那天，陈姓朋友告诉武士英说那人姓宋，今晚就要上火车，正好去收拾他。

说完，他便给了武士英一把五响手枪，又另招了两人前往火车站。

等他们买了月台票进站后，正好碰到宋教仁进招待室，陈便把目标指给武士英看，让他随后动手。

过了一会，宋教仁等从招待室出来，走至半途的时候，武士英便开枪打了一下，随后便逃回应家报功去了。

应桂馨得知宋教仁确实被刺后，还称赞武士英能干，并承诺将来送他出洋游学。

武士英则把手枪缴还，后来在应家搜到。

青帮大佬应桂馨是上海滩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他当时有两个头衔，一是中华民国共进会会长，一是江苏驻沪巡查长。

陈其美在上海谋划革命的时候与应桂馨结识，陈本人还经常住在应桂馨提供的自家住宅，这里也成了当时革命党人的秘密据点，于右任等人也曾住过。

在这个时期，陈其美与应桂馨相互加入了对方的组织，在上海光复之战中，青帮成了革命党人的坚定盟友，他们自告奋勇地组织了敢死队，在攻打江南制造局等武装暴动中便有几千帮会成员参与战斗。

上海光复后，陈其美建立沪军都督府，当时也得到了青帮的鼎力支持。

在革命的最初，青帮和革命党曾有过一段蜜月，譬如应桂馨被任命为陈其美的谍报科长，当孙中山回到上海后，应桂馨又被陈其美派去直接负责接待和保卫孙中山。

孙中山前往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时，便是由应桂馨组建卫队，随同前往南京。

本来应桂馨在革命成功后应该有个不错的政治前途，但此人身上江湖气、流氓气太重，他当上孙中山的卫队长后，在开始的时候对前来拜访孙中山的亲朋故友还比较客气，但后来人来得多了，应桂馨就看人下菜，有时还对客人恶语相向。

孙中山见他不适合这种工作，由于将他改调临时政府庶务长，但应桂馨又在日常工作中有贪贿行为，因此孙中山在临时政府即将解散时将他打发回了上海。

陈其美

1912年6月，在上海都督陈其美的支持下，应桂馨当上了中华民国共进会的会长，这是一个由上海青帮、洪门和公口联合建立的一个准政党组织，也是帮会组织公开化的产物。

在武昌的革命党人试图发动南湖马队暴动推翻黎元洪时，应桂馨也代表共进会参与其中，后来因事败而被通缉，并仓皇逃回上海。

由于辛亥革命中有众多的帮会参与其中，这些人员的素质普遍不高，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大的混乱，因而袁世凯上台后便采取措施解决帮会问题，以维持地方稳定。

当北京政府得到应桂馨参与到武昌的暴动时，便派出内务府秘书洪述祖，希望取缔共进会，并妥善处理好帮会与地方治安的问题。

洪述祖这个人也不简单，他是清代著名学者洪亮吉的曾孙。

此人有才无德，虽然科考不顺，但他后来通过捐纳的方式进入官场，并曾在刘铭传、俞廉三和张之洞等人手下做过幕僚。

但是，洪述祖为人贪欲甚旺且胆大妄为，每次都是在任用一段时间后被逐。

武昌起义后南北双方议和，这给了洪述祖一个天赐良机，因为当时南北代表均在张之洞的首席幕僚赵风昌那里议事，而洪述祖与赵风昌不仅是老相识，还有亲戚关系。

由此，洪述祖在南北议和中成为了袁世凯的眼线，并立下大功。

清廷倒台后，唐绍仪本打算让洪述祖出任国务院秘书，但考虑到他之前的种种劣迹，后将他改任内务部秘书。

洪述祖与袁世凯及其内务总长赵秉钧的私人渊源并不深，因而当他傍到袁、赵这样的新主子后是格外的卖力，争宠立功的心情非常迫切。

洪述祖在上海也曾是帮会中人，因此很快便与应桂馨一见如故，他在代表北京政府处理青洪帮共进会的问题上，最后采取了收买的方式，并帮助应桂馨解除对他的通缉令。

应桂馨在革命后受到革命党人的冷遇，于是也很快见风使舵，投靠了袁世凯集团。

与此同时，应桂馨也没有割断与陈其美等人的关系，颇有点“双面间谍”的味道（毕竟当时上海还是国民党的天下）。

对于应桂馨的投机行为，陈其美等人也早有察觉，特别在破获宋案时，国民党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比如揭发和抓获应桂馨、从应家搜到应桂馨与洪述祖及内务总长赵秉钧的大量密电函等，背后都有陈其美势力的影子。

密电函是破译刺宋案的重要证据，芦笛先生在《“毁宋酬勋”考》一文中作了独到的分析，思公先生在《晚清尽头是民国》一书中也对此重点关注，应该说这个问题已经弄得比较清楚了。

在这些密电函中，主要是应桂馨与洪述祖之间的情报交换，而在宋教仁领导的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胜利在望的时候，两人的电报开始出现“激烈文章”的字样。

对此，历史学家有两种解释，一是认为应、洪二人打算对宋教仁行刺，二是认为应、洪二人谋划从日本购买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的劣史，以在报纸上对革命党人进行丑化。

进入3月份后，应、洪的电文中出现“毁宋”的字样，而这个“毁”也是同样有两种解释。

更糟糕的是，内务总长赵秉钧也与应桂馨通过两封密电，虽然是例行公事，但在洪述祖与应桂馨的其他电文中透露出袁世凯和赵秉钧是知道“毁宋”一事的。

从电文分析来看，最开始“毁宋”的含义应当是通过媒体丑化孙宋等人，但由于应桂馨拿不出实质性证据（即所谓“劣史”），而洪述祖又提高了相当的价码，于是应桂馨决定铤而走险，“毁宋”变成了“去宋”，也就是要除掉宋教仁以获取巨额报酬。

就这点而言，这件事只有洪述祖和应桂馨知道，而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赵秉钧与袁世凯了解或参与此事。

令人奇怪的是，武士英在一星期后的法庭上却将之前的供述全部推翻，声称自己此次杀宋教仁，完全是自己一个人的意思，并否认自己曾经见过应桂馨。

不仅如此，武士英还声称自己是为北京政府除害，似乎有意为应桂馨脱罪并将人们的视线转到北京政府。

由于武士英前后的供词翻得太离谱，这就不得不让人怀疑有人在幕后串供、故意唆使了。

更奇怪的是，武士英在被捕后一直表现从容，丝毫没有畏惧的罪犯心理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