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与《楚辞集注》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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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其不知学于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独驰骋于变风、变雅之末流，以故醇儒庄士或羞称之。

然使世之放臣、屏子、怨妻、去妇，抆（wěn，释义;

擦）泪讴唫（jì

n）于下，而所天者幸而听之，则于彼此之间，天性民彝之善，岂不足以交有所发，而增夫三纲五典之重？

”这是朱熹从志行、教化和效果三个层面对屈原及《楚辞》的一个系统评价，通过正反两个方面的分析，从而发掘出所要阐发的屈原“忠君爱国之诚心”此一“大义”，以期“增夫三纲五典之重”。

朱熹认为屈原的思想和行为“过于中庸”，这是对过去班固、颜之推等人对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等评价的概括。

对此朱熹也承认其“不可以为法”。

但同时他又说：

“屈原之忠，忠而过者也。

屈原之过，过于忠者也。

故论原者，论其大节，则其他可以一切置之而不问。

”（《楚辞后语·

反离骚后序》）屈原之“忠”使他在“大节”上无可挑剔，他的“过”只是言行过激，没有很好掌握“忠”的尺度。

相对于“大节”，这些“细行之弊”是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

朱熹巧妙地运用儒家思想理论的权威武器，将“忠君”的屈原引入了儒家思想的殿堂。

而且，还独具深意地以“爱国”附骥于“忠君”。

“忠君”是历代对屈原正面评价中最有力的支柱，萌芽于司马迁的“睠顾楚国”，至洪兴祖《楚辞补注》则提出了“忧国”一词，《楚辞集注》明确为“爱国”。

原始儒家强调民贵君轻，社稷则轻于民而重于君，“忠君”体现为匡谏君主为人民服务，而国

家的概念往往被忽视。

这种疏略在国家危亡、纲纪废弛的衰乱之世会格外明显，甚至产生极大的破坏性。

朱熹就处于这样的乱世，他以一个理学大师、一个关注现实的士大夫的责任敏感地意识到了其中的欠缺，因此力挺屈原的“爱国”思想以补充三纲五常的内容，以便更好地服务于现实政治、整治世道人心。

朱熹《楚辞集注》中的屈原处处体现着“忠君爱国之诚心”。

《离骚》以“美人”“灵修”寄意于君，或“恐美人之迟暮，将不得及其盛年而偶之，以比臣子之心，唯恐其君之迟暮，将不得及其盛时而事之也”；

或“上指九天，告语神明，使平正之，明非为自谋及为他人之计，但以君之恩深而义重，是以不能自已耳”，委婉而坚定地表明自己对君主的忠诚和依恋。

《九歌》是放逐之后，见到民间祀神歌舞而“感之”，“故颇为更定其词，去其泰甚，而又因彼事神之心，以寄吾忠君爱国眷恋不忘之意”。

《九章》是“既放”而“思君念国，随事感触，辄形于声”之作。

朱熹对屈原的这些解说不能说没有牵强之处，但确实是塑造了一个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坚守忠君爱国信念的士人形象。

“跌宕怪神、怨怼激发”是指屈原作品中“数责怀王，怨恶椒兰，愁思苦神”，“忿怼不容”以及“多称昆仑，冥婚宓（mì

fú

）妃”等“虚无之语”，后者属于题材选择的问题，前者实际是从刘安开始倡导的屈骚的怨愤之情。

对此，班固持否定态度，王逸、洪兴祖则努力将其限定在“忠”的范围之内而加以肯定，而朱熹的态度却似乎有些矛盾：

一方面，他也承认屈骚是“愤懑而极悲哀”之作，另一方面又明确反对屈原“怨君”之说。

《语类》云：

“楚辞不甚怨君，今被诸家解得都成怨君，不成模样。

”

朱熹看似矛盾的说法，其实都包含在“皆生于缱绻恻怛、不能自已之至意”一句中。

在朱熹看来，屈原的内心充盈着“忠君爱国”的炽烈情感，由于这份情感不被理解，无处宣泄，“不能自已”，才会以“怨怼激发”的形式表现出来。

既然“怨”产生于“忠君爱国”，表现着“忠君爱国”，那么，“怨”即“不怨”。

这是真实的屈原吗？

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形象恪守了儒家政治伦理所要求的为臣之“大节”，足以为当世典范和后世楷模。

朱熹认为，虽然屈原因为

“不知学于北方”而未得圣贤之学的正宗，但其表达“忠君爱国之诚心”的创作却有着强烈的感染力，能够启发世人觉悟，感发其天性之善，从而达到“增夫三纲五典之重”的效果。

朱熹以自己的注释话语重新塑造了屈原形象，在其中寄托了自己对现实的评价、感慨和期望。

扬雄认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汉书·

扬雄传》）这个看法代表了汉代儒生欲恢复原始儒家“无可无不可”的人生境界的努力，靖康事变后，洪兴祖《楚辞补注》从失节的角度切入，彻底否定扬雄的人生观，并极力批判扬雄对屈原的评价。

至朱熹，继承了洪兴祖的观点并进一步深化。

《楚辞后语序》云：

“至于扬雄，则未有议其罪者，而余独以为是其失节，亦蔡琰之俦（chó

u）耳。

然琰犹知愧而自讼，若雄则反讪前哲以自文，宜又不得与琰比矣。

”朱熹对蔡琰网开一面，以她作“参照”来突出扬雄之“恶”。

朱熹认为，扬雄之罪之大者是“失节”。

《楚辞后语·

反离骚序》称其为“汉给事黄门郎、新莽诸吏中散大夫”，就是以对比介绍身份的方式批判扬雄以汉臣而事新莽的“失节”行为。

而且，与蔡琰的“知愧”相比，扬雄不仅不“自讼”，还提出“龙蛇”的观点，制造了一种变节的理论。

这就不只是扬雄个人的人生态度问题，而是关系到引导人们如何处世、如何做人、如何对待君国的大是大非的问题，所以要痛加批判。

在朱熹看来，扬雄以他自己“惟寂寞，自投阁；

爰清静，作符命”的行为否定了自己的理论；

而屈原则恰恰是以自己的行为树立了忠君爱国的典范。

“雄固为屈原之罪人，而此文乃《离骚》之谗贼矣，它尚何说哉”。

（《楚辞后语·

反离骚序》）朱熹以这样慷慨激昂的结束语把扬雄其人其文一笔抹杀，以彻底推翻反对者言论的方式突出了屈原的忠君爱国的高大形象，既是借古讽今，也是以屈原的正面形象来激励世风，反对投降派，因而具有明显的现实教化意义。

作为一个理学大师，朱熹通过对一系列儒家经典的注释，改造和完善了儒学思想体系，使之更适合于集权制度和大一统思想发展的需要。

而当他为情感、兴趣、世事所触发而注《楚辞》的时候，一方面能够从情感体验上理解屈原，另一方面又自觉不自觉地从现实需要出发对屈原的思想进行了部分的修正和整合。

从屈原评价的整体发展历史来看，朱熹既以强化忠

君、淡化怨愤抹杀了屈原的抗争性精神和人格的独立性，又以其对忠君爱国的褒扬将屈原的品格评价上升到一个新高度。

（孙光，作者单位：

河北大学文学院）《光明日报》（2021年06月24日11版）

篇二：

朱熹介绍、

朱熹（1130年9月15日～1200年4月23日），汉族；

祖籍南宋江南东路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婺源），生于高宗建炎年间南剑州尤溪（今福建尤溪），后随母迁居建阳崇安县（今武夷山市），晚年定居建阳考亭；

字元晦、仲晦，号晦庵、晦翁、考亭先生、云谷老人、沧洲病叟、逆翁，世称朱子、紫阳先生。

19岁进士及第，曾任同安主簿、南康知军、浙东常平提举、荆湖南路安抚使等多职，仕至秘阁修撰、焕章阁待制兼侍讲、宝文阁待制。

为政期间，申敕令、惩奸吏，治绩显赫。

卒后谥曰文，又赠太师，追封信国公，改徽国公。

代表作品有《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楚辞集注》、《朱子语类》、《晦庵词》等。

朱熹的学术思想，在元明清三代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科举考试均从其注疏过的“四书”“五经”中出题，标志着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更趋完备。

朱学遂成为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强有力精神支柱，它强化了“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对后期封建社会的变革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

朱熹认为，在超现实、超社会之上存在一种标准，它是人们一切行为的标准，即“天理”；

只有去发现（格物穷理）和遵循天理，而破坏和谐的是“人欲”，人心有私欲，所以危殆；

道心是天理，所以精微，因此他提出“存天理，灭人欲”。

这显然是有违人的天性的。

篇三：

朱熹

百科名片

朱熹

朱熹（1130年9月15日～1200年4月23日）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晦翁、考亭先生、云谷老人、沧洲病叟、逆翁。

汉族，祖籍南宋江南东路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省婺源），出生于南剑州尤溪。

19岁进士及第，曾任荆湖南路安抚使，仕至宝文阁待制。

为政期间，申敕令、惩奸吏、治绩显赫。

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世称朱子，是孔子、孟子以来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

姓名：

朱熹职业：

南宋著名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别名：

朱元晦、紫阳先生、主要成就：

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国籍：

中国（南宋）《四书章句集注》、《楚辞集注》、《晦民族：

汉代表作品：

庵词》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三明出生地：

籍贯：

徽州府婺源县市）谥号：

文出生日期：

1130年9月15日（壬戌年）爵位：

徽国公逝世日期：

1200年4月23日

个人履历

南宋高宗建炎四年，朱熹出生于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三明市尤溪县），后随母迁居建

明代画家郭诩绘《朱子像》

阳崇安县（今武夷山市）。

晚年定居建阳考亭，故后世有“考亭学派”之称，其游历甚广。

南宋诗人、哲学家，教育家。

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继承了北宋程颢、程颐的理学，完成了理气一元论的体系。

朱熹为绍兴十八年（1148年）进士，绍兴二十一年授任泉州同安主簿，绍兴二十二年到任。

（朱熹任同安主簿前后5年，经常往来于泉属各地访友求贤，寻幽揽胜。

同安至泉州相距百余里，安海地处泉同之间，为必经之地,因此，朱熹往返两地，常在安海歇息过夜。

每次路过安海，则访问朱松遗迹遗事，招集镇中耆儒名士讲论经学，对安海文风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

）任满后，请求辞官，潜心理学研究，四处讲学，宣扬他的“太极”即“天理”和“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思想体系，成为程（指程颢、程颐）朱学派的创始人。

淳熙二年（1175年），与陆九渊为首的另一学派在信州（今上饶）鹅湖寺相聚，就两学派之间的哲学分歧展开辩论。

书法家王靖先生作品《朱熹诗一首》

淳熙五年（1178年），经宰相史浩推荐，朱熹出任南康（今江西星子县）知军。

八年三月至八月，朱熹任江南西路茶盐常平提举，来到抚州常平司官邸。

在任期间，他募集钱粮赈济灾民，百姓得以安生。

拟调直秘阁，他以捐赈者未得奖赏不就职。

宰相王淮以浙东大荒，改荐朱熹为浙东常平提举。

待捐赈者得到奖励，他才赴绍兴就职。

后官至秘阁修撰、焕章阁待制兼侍讲。

绍熙间（1190～1194），朱熹应在祥芝芝山讲学的著名学者邱葵的邀请，到芝山游览，与邱葵互相唱和，并留下题咏芝山的诗文，其诗曰：

“床头枕是溪中流，井底泉通石下池。

宿客不怀过鸟语，独闻山雨对花时。

”后人将此诗刻石立碑于芝山上。

[1]

庆元二年（1196年），为避权臣韩侂胄之祸，朱熹与门人黄干、蔡沈、黄钟来到新城福山（今黎川县社苹乡竹山村）双林寺侧的武夷堂讲学，并写下《福山》一诗。

在此期间，他往来于南城、南丰。

在南城应利元吉、邓约礼之邀作《建昌军进士题名记》一文，文中对建昌人才辈出发出由衷赞美。

又应南城县上塘蛤蟆窝村吴伦、吴常兄弟之邀，到该村讲学，为吴氏厅堂书写“荣木轩”，为读书亭书写“书楼”，并为吴氏兄弟创办的社仓撰写了《社仓记》。

还在该村写下了“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观书有感》）的著名诗句。

朱熹离村后，村民便将蛤蟆窝村改为源头村，民国时曾设活水乡（今属上塘镇）以纪念朱熹。

在南丰曾巩读书岩石壁上刻有朱熹手书“书岩”二字，在岩穴下小池壁上刻有朱熹手书“墨池”二字。

朱熹还先后到过乐安、金溪、东乡等地。

在乐安流坑为村口“状元楼”题写了匾额。

应陆氏兄弟之邀，到金溪崇正书院讲学，并书“一家兄弟学，千古圣贤心”相赠。

在东乡路过润溪（水名）时，留有《过润溪》诗。

庆元六年卒。

嘉定二年（1207）诏赐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