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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海时代的奇异的中美关系史》一书中看来的。

并且，这不是一本小说，是本挺严肃的历史著作。

在作者埃里克·

多林的笔下，美国近代史上几乎所有的大事件，都和中国有关系甚至有决定性关系。

在我们传统的印象中，美国与中国应当是一直到鸦片战争后，更准确的说，是1844年《望厦条约》之后才开始产生交集的，而在此之前，两国至多是那种“久仰”的关系吧。

如果你这样想，那必须得看看《美国和中国最初的相遇》稍稍改造一下历史观，重新审视鸦片战争前中国与美国的“蜜月”。

在中美两国“最初相遇”之前，还有段被“中介”英国盘剥的日子。

在美国独立前，东印度公司在理论上控制着一切大英帝国的远东贸易，美国（北美殖民地）要和中国做生意（主要是买瓷器特别是买茶叶），必须通过东印度公司，自然，这中间是要被摆无数刀的。

对于大清国来说，此时不要说是和北美做生意，就算是和英国做生意，也是可有可无的。

但对于北美来说，对华贸易的意义就远不止如此了。

我们都知道，美国独立的导火索是“波士顿倾茶事件”，然后据说引发了我们“无代表，不纳税”的现实思考，但不妨搞大点换个维度去想，为什么是“倾茶”？

在某种意义上，北美殖民地也是出于和中国直接做生意，直接购买一手茶叶的需要，才与英国翻脸的，他们不想纳的那个税就是“茶叶税”。

再说白点就是，北美人买中国茶叶，凭什么要被东印度公司在中间盘剥，还要征税。

因此，你完全可以非常偏颇但也理直气壮地说，美国是因为英国垄断对华（茶叶）贸易而爆发了独立战争。

对此，《美国和中国最初的相遇》的说法是，“美国在经过了一场革命（独立战争）之后，才真正打开与中国直接贸易的通道”，“对华贸易本身也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催化剂的作用”。

美国独立战争结束刚5个月而已，美国人就已急不可耐地开始了对华交往的历史性首航。

1784年2月22日，“国父”华盛顿生日当天，“中国皇后”号从纽约起航开往中国，据说此行还包含着美国正式进入世界大舞台的伟大意义，而中国，此时对新生的美国而言几乎就意味着“世界”。

如果说作为中英的首次“相遇”，马戛尔尼使团1793年的访华让乾隆盛世显得更像一个黑色幽默的话，中美的“最初相遇”则浪漫的犹如“人生若只如初见”。

起航6个月之后，1784年8月，“中国皇后”号抵达了广州——此时大清朝唯一的对外贸易城市，此时，大清朝才第一次知道了美国这个国家。

抵达当日，许多西方“先行者”还鸣了礼炮，格外显得美国作为新列强的姗姗来迟，最妙的是，美国人和前不久的敌人英国人在中国相见时，还作他乡遇故知状，英国诚恳地希望美国捐弃前嫌，相约“携手”在中国发展。

但让前宗主国英国没有想到的是，美国人之后却迅速崛起，成为了英国对华贸易的最大竞争对手。

“中国皇后”回国之后，立即在美国的朝野间掀起了一股“中国热”，当时的驻法大使，后来的美国总统杰斐逊还专门向法国外交部寄送了一份“中国皇后”首航的报告。

有一种夸张的说法是，“全美各地，无论多小的村庄，哪怕只有一条能通行五人帆船的小溪，都在开始计划前往远东的贸易”。

当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后，美国利用欧洲的战乱乘虚而入，甚至做起了中国商品卖往欧洲的中间商。

事实上，正是因为对华贸易的繁盛，才帮助纽约超过费城成为了美国最大城市。

关于英美竞争最劲爆的一个桥段是，

在1812年的英美战争期间，双方的海战一直打到了中国海域，简单来说就是，英国海军封锁美国的对华贸易，看到就击沉或俘虏，而美国商船则奋起反击，冒着敌人的炮火和中国做生意，也俘虏过英国的商船……夸张的是，谁打赢了就赢家通吃，把所有的战利品拿到广州去卖。

而当时的大清政府也显然比日俄战争时代更为强硬，义正词严地告诉英美两国：

要么就停止所有贸易，要么就到跑到别处去打。

这可能也是《美国和中国最初的相遇》一书中最为罕见的历史记录。

在那个时代，所有西方商人都面临着一个困扰他们数个世纪的终极问题：

把什么卖给中国？

乍看起来，自给自足的大清朝什么都不需要，天朝之大，无所不有嘛，但几乎所有西方人都需要大清的瓷器和茶叶。

一根筋且可恶的英国人一开始对此给出的答卷是：

纺织品纺织品纺织品……疯狂地幻想着每个中国人都能穿着一件曼彻斯特的纺织品；

当发现中国人对纺织品兴趣不大之后，英国人的答案随之变成：

鸦片鸦片鸦片……当发现清政府开始大举打击鸦片贸易之后，英国人的答案继而变成：

炮舰炮舰炮舰……

总之，在英国人看来，英国货在中国不畅销悉数是中国的责任，唯一的解决方式是通过战争逼迫中国开放市场，至于什么调研中国市场的需求对于英国人是天方夜谭，这也就是鸦片战争的英国逻辑。

但在那个时代的美国人看来，除了纺织品、鸦片和战争这些选项之外，显然还有其他更为妥帖的商业解决方案。

对此，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语焉不详地说道，“我们横跨太平洋的扩张过程，是以广州贸易、捕鲸业和西北海岸的毛皮业开始的”。

可以这么说，与严重受限于殖民思维的英国人相比，美国人才是真正秉承自由贸易精神的天才商人。

在周密的市场调研和不断“试错”之后，他们为中国准备了一份即使在这个时代看起来也无比绚烂的出口货单，商品原产地北到阿拉斯加，南至南极。

美国人开出的第一项货单是西洋参。

事实上，“中国皇后”号首航中国时带去的主力商品也是“242桶，约30吨”西洋参。

据方舟子老师说，美国人自己是决计不吃西洋参的，这完全是一个为大清国民“私人定制”的保健产品。

幸运的是，这个主打商品美国一直卖到了今天。

美国人出口中国的第二大主打产品，就是费正清说到的“毛皮业”，这可能也是中美贸易早期美国的头号王牌商品。

在那个时代的广州街头，随处可见兜售美国毛皮的小贩，传说连北京的紫禁城的小主和娘娘们也都成为了美国毛皮的客户。

从1792-1812年间，美国商船运往广州的海豹皮数量就高达250万张，据说每张的利润可以达到10倍。

为了获得海豹皮，北到阿拉斯加，南到马岛，美国人几乎杀遍了“太平洋、南大西洋和印度洋”，几乎是以一种种族灭绝的气魄来做这个毛皮生意，而结果也确实是如此。

当时的中国人最精贵的毛皮是海獭皮，美国的“敏锐”的抓住了这个商机，又从美国西北海岸一直杀到了加利福尼亚，据《美国和中国最初的相遇》所说，这也竟然是美国人第一次来到加州，各种相遇各种巧合。

美国每年卖往广州的海獭皮一度高达18000张，但仅仅过了10年，被疯狂猎杀的海獭在美国人视野所及的区域中几乎绝迹。

到了鸦片战争前，无论是海獭还是海豹，运往广州的数量都已几可忽略不计。

这里也有一个激动人心的黑色幽默桥段。

正如本文一开始所提到的，在杀光了“周边”的海豹之后，美国人为了寻找海豹，竟然一直从北美找到了南极洲，无意中成为了第一个发现南极的国家。

当然，那时的美国船员们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巨大的历史发现荣耀，而是迅速投入到猎杀海豹这个热火朝天的工作中去。

仅仅两年，美国人就在南极周围的群岛上杀死了32万只海豹，然后再不远万里跨越地球从南极运到了中国。

当然，那个时代的清朝毛皮消费者一点都不会意识到这些毛皮制品上所附着的全球化伟大意义，因为他们可能100年后都还不知道南极，但重要的是，200多年闭眼看世界的中国人可能就享用过“南极造”——这反倒是这个时代的中国人所无缘问津的。

与海獭和海豹命运相似的还有檀香树，这也正是美国出口中国的另一项主打产品。

中国人将夏威夷的首府火奴鲁鲁叫作“檀香山”，得名正因为夏威夷曾一度盛产檀香树，可到了19世纪20年代末的时候，夏威夷的檀香树已悉数砍光，几近绝种；

更夸张的是盛产檀香的太平洋岛国汤加，美国人上岛砍树仅仅三年后，汤加的檀香树遗迹再找也只能去广州了。

并不是所有的美国出口商品都如此遭到灭绝的命运，美国人还有一个主打商品竟然是海参。

美国人不仅基本不吃，还恶心地形容人家是“水下的鼻涕虫”。

在檀香树和毛皮基本被“开采”殆尽之后，美国人对海参的兴趣大增，在太平洋上雇土著居民大举搜寻海参，动辄便是上千人作业，夸张的是，美国人竟然为此还和土著人发生过大规模流血冲突，套用鸦片战争的逻辑，这该叫“海参战争”？

出口海参的利润也非常惊人，据说一位美国船长曾以相当于3500美元的价格购入80吨海参，到广州后转手就以27000美元卖出。

从以上至少可以得出两点结论。

第一，大多数国家的贸易都经历过出卖自然资源的阶段，现代的中东如是，中国如是，强大如美国在近代也难逃这一残酷的历史阶段，几乎灭绝了本国和周边的所有海豹、海獭和檀香树，这从本质上和非洲的象牙贸易并无太大区别；

第二，即使考虑到第一点的残酷，也必须承认，美国人的确是在以真正的商业逻辑与中国进行贸易往来，在充分了解中国市场的需求之后，不惜打通“全球贸易链”投中国市场之所好，与美国相比，自称热爱自由贸易的大英帝国至多就是本着殖民思维的商人。

这一点，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中也坦承，美国人早期是作为“商业冒险家”去中国的，“他们把年轻美国特有的人生哲学也带到远东去：

他们着眼于谋利、创新和发明”。

在政治方面，美国人本着自己的独立战争传统，发自内心设身处地地反对英国的殖民主义，怀疑英国人在对华贸易中施展阴谋，“总觉得我们在早期避免从事帝国政治甚至强权政治这一点上比他们纯洁些”。

更重要的是，即使站在西方文明的立场上，我们是否可以对于英国当年发动鸦片战争的所谓“合理性”（打开中国市场，建立文明世界的自由贸易秩序），产生新的质疑？

美国人在鸦片战争前恰恰证明了，只要本着纯粹的商业逻辑，出口充分契合中国市场需求的商品，哪怕在当时清朝那个当然不合理的贸易秩序之下，也可以有所作为，哪怕美国对华依旧保持贸易逆差，美国商人仍在做着“顾客总是对的”如此的商业努力，所谓大清国民不消费西方商品看起来更接近一个历史谎言。

鸦片战争前夕，美国年对华贸易额已达700万美元，占美国对外贸易的4%左右，常年来往中美航线的美国商船也达到了60艘左右。

大胆做一个历史逻辑推理，若英国不发动鸦片战争，美国人的纯粹商业逻辑是否可以渐进式地和平改变中国根深蒂固的贸易秩序和朝贡体制呢？

或者说，鸦片战争结束了中美两大文明磨合的独特商业道路，一切有待次第张开的可能性在战争中被英国人一并埋葬。

毕竟，从来没有一个清朝皇帝会去拒绝海参和西洋参，即使没有了毛皮和檀香，美国人也完全有可能发现下一个市场机会。

事实上，在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前，美国对华也有鸦片贸易，尽管规模较英国小的多，但即使如此，正如《美国和中国最初的相遇》一书所说的，大多数美国人反对英国的战争举动。

准确地说，美国政府也并不支持美国商人的对华鸦片生意。

1839年，据说当时除了一份报纸之外，美国几乎所有的报纸都站在中国一边，甚至还有美国大人物提出“联华制英”的方案。

一位叫顾盛的美国议员说：

“在广州的美国人，已经证明了对于中华帝国法律和公共权力的尊重，和英国人粗暴、不驯形成鲜明对比……上帝不会容忍我试想与英国政府合作，支持贪婪和暴力……”除了政治伦理原因之外，顾盛所代表的美国人心中，滚动着的是商业精神，坚信着自由贸易可以潜移默化地和平改变中华帝国。

5年之后，顾盛作为美国使团的领袖来到了中国，这也是美国历史上首次向中国派出使团。

正如费正清所说的“一面抨击英帝国的坏处，一面要求分享它的好处”，在1844年那份谋求与英国对等权利的《望厦条约》中，美国人在英国人保持缄默的鸦片问题上，向中国明文承诺禁止贩卖鸦片，违反这个规定的美国人将按中国法律判处，美国政府不予保护。

而等到英国正式决定禁止对华贩卖鸦片，已经到1914年以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