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义德 上 Power Point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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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于写博士论文的我，委实望而生畏。

此后，我见过这位学长两次。

一次听他讲演，一次与之开会。

讲台上的萨义德，留着阿拉伯王子式卷发，形象英俊，口才出众。

我听说，此人娴熟9种语言，精通国际政治，所以当惯了电视台嘉宾，还是纽约沙龙里的雅客。

萨义德在美国讲课场景

会上的萨义德，脸庞瘦削，眼神冷峻，恐已患病在身。

我们一群中国学生，纠缠着向他提问。

有人质疑说：

教授身为美国精英，如何为东方代言？

白驹过隙，往事如烟。

今天我打开萨教授的书，自感多出几分体谅与同情。

三重背景的知识分子

对于美国学界，萨义德的离去，是一重大损失。

为此，左派领袖詹姆逊发表讲话，赞扬其学术贡献，推崇其抗争精神。

以老詹之见，这是一位多重背景的批判学者，也是后现代条件下的欧美左派楷模。

要言之：

他是“一个巴勒斯坦知识分子、欧洲知识分子、大都会知识分子”。

2

究其来历，萨义德1935年出生于耶路撒冷。

自打降生起，他就是个小难民。

所幸他父亲皈依基督教，又善于经商。

因而小萨的童年，除了在埃及、黎巴嫩颠沛流离，又多出一重殖民教育阴影。

试想一个在家讲惯母语的男孩，被送进英国寄宿学校，饱受主子语言折磨，他能开心欢笑么？

萨义德回忆录《格格不入》童年和妹妹在一起

偏这娃娃生性顽劣，不服管教，不久便被那所“维多利亚学院”赶了出来。

（萨义德04，21-26）

1951年，萨义德随家迁居美国，入读麻省高中。

麻省乃美国首善之区。

得此佳境，小萨变得“爱上层楼”起来。

考大学时，他瞄准普林斯顿英文系，居然一炮打中。

接着他锁定哈佛，要进文理研究院。

1963年，小萨在哈佛拿到比较文学博士，接着应聘纽约哥大，前往美国最大都市。

萨义德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

20世纪美国大学，早已成为移民子弟的打拚战场。

30年代左翼运动，曾造就一批犹太裔的纽约文人。

60年代民权、新左派运动，又令纽约、加州一些大学，成为少数民族攻占目标。

此际，美国高等教育迅速多元化。

校园人口结构变得色彩斑驳、口音噪杂。

在此背景下，小萨的职业攀升，并不缺乏社会学理由。

可他的个人成功，毕竟具有深刻时代意义。

首先，小萨属于新一轮全球化浪潮卷入美国的移民，而不是早先的波兰矿工、爱尔兰水手、中国淘金客，或被纳粹追杀的犹太难民。

马克思预见：

资本主义征服进程，将为它制造源源不绝的掘墓人。

遥想当年，曼彻斯特、兰开夏的血汗工厂，不是只用几年时间，就把那些英国牧羊人改造成了产业工人么？

如今我们目睹一个操阿拉伯语的乡下小伙，竟也口若悬河，挥斥方遒了。

其次，虽说是殖民化的牺牲品，萨义德也是都市文明产物。

如上述，他身受一流训练，擅长高雅文化。

论学术门第，他不输顶级大师。

比风流倜傥，白人教授也未免自惭形秽。

依照左派惯例：

英雄不问出身，奴隶打败将军。

问题是：

这个东方小子一路超擢，靠的是何种力量？

小萨的成功秘诀，在于思想上的欧洲化。

他读德文版马克思，字字入心。

他看法文本福柯，口舌生香。

他还养成一种知识癖好：

喜欢像本雅明那样游走于巴黎闹市，像恩格斯那样考察伦敦贫民窟，像福柯那样关注洛杉矶边缘人群。

欧洲学养，大都会胸襟，加之他挥之不去的难民情结。

这三项要素合在一起，便构成他发起后殖民批评的背景条件。

《东方主义》：

划时代批判

60年代末，新左派运动骤然兴起，纽约哥大首当其冲。

此时小萨不过是一年轻助教。

可他目睹学生造反，眼瞅着警察抓人，再听听屈瑞林教授的陈词滥调，这个久怀异志的阿拉伯小伙儿，忍不住要学鲁智深，大闹它一场。

小萨蓄意破坏的，并非什么教学楼，而是宝相庄严的美国学术殿堂。

没有金刚钻，怎揽瓷器活？

私下里，他有两件法宝：

其一是哈佛教他的看家本领，比较文学方法；

其二是他闯入欧洲左派思想库，从中挪用批判武器。

这家伙的取用原则是：

不分轻重长短，只求全身披挂。

70年代，小萨带头在美国比较文学界推进知识考古，终以一部《东方主义》（Orientalism）大暴冷门，树立起后殖民批评典范。

萨义德及其《东方主义》美国版

说来也怪：

《东方主义》发表后，小萨一直留在哥大教书。

他的个人境遇，却从端茶倒水的小沙弥，逐渐升为二师兄、大金刚。

最终安然坐化，成了庙里香火最旺的显灵菩萨。

《东方主义》卷首，引用马克思的铮铮断语：

“他们不能再现自己，一定要别人来再现他们”。

此语出自《路易·

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马克思在伦敦《路易·

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马克思批评1848年法国革命时的乡村民众，说他们好比“袋子里的马铃薯，其同一性并不使其形成阶级。

因此，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

他们的代表者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上的权威。

”（马恩61，8/217）

他们不能代表自己，德文原为：

Siekö

nnensichnichtvertreten。

中文版《马恩全集》将动词Vertreten译作代表，即“民众认可的政治代表”。

然而西马理论家本雅明，却在巴黎阁楼上陡然发现：

马翁《雾月》痛斥资产阶级迷惑民众的各种伎俩：

本雅明在巴黎马克思《雾月十八》法文版

其中既有资产阶级政客吹嘘自己代表（Reprä

sentieren）民意的言论，也有各种象征性文艺表现（Darstellung）手段。

到底是政治代表，还是文艺表现？

我们已知：

葛兰西、本雅明等西马理论家，都是阅读马列的高手。

他们不约而同地指认：

马克思曾经交替使用两种语言，即科学语言、文艺语言。

尤其在《雾月十八》中，马翁开创了一种双重表达法，以揭示资本主义本质、再现革命真理。

当然，此法并非放弃科学表述，而是努力把抽象的哲学、政治经济学概念，化为生动形象的文艺比喻。

1966年福柯发表《词与物》，引发学界有关“表征”的争议。

请注意：

“表征”一词源出古希腊，拉丁文写作摹仿（Mimesis）。

奥尔巴赫《论摹仿》英译本

我们知道《理想国》中，柏拉图抬高哲学、贬低艺术，称诗人花言巧语，只会摹仿现实，应当赶出理想国。

文艺复兴时，欧洲人翻译希腊经典，忙中出错，竟把Mimesis当成摹仿，忘记其古义是再现（Representation）。

20世纪语言学转向，导致一场表征危机（CrisisofRepresentation）：

霍尔《表征》科恩《表征危机》

所谓表征危机，指向人类语言局限性，以及文化艺术、知识理论再现真实的不可能。

一时间，西方反映论、表现论纷纷失效。

3

福柯激化了这一危机。

他在《词与物》中，借助西班牙画家委拉斯开兹的名画《宫娥》，讲解表征虚空。

委拉斯开兹的《宫娥》

简单说：

那幅名画包含了各种再现要素：

画布、画笔、画家与观众。

然而画家的努力，只涉及表征秩序，却未展示被画者：

菲力浦四世、王后玛丽安娜。

德里达又跟着火上浇油道：

“我们在政治上关注议会代表（Representation），在审美中考虑摹仿替代（Representation）。

但我们不在复制（Repruduction）或重复（Repitition）意义上谈论戏剧，那是生动表演（Darstellung）。

”4

福柯与德里达

70年代，欧美学界围绕主体消解、能指浮动，大举争论“表征危机”。

危机的消极一面，在于纷乱无绪。

积极一面，是新左派纷纷拜读《雾月》，奉其为文化批判经典。

在新左派看来，马克思作为修辞高手、反讽大师，淋漓尽致地展示表征的繁杂多义。

为此，他们将Vertreten、Darstellung一律读作Represent，以此覆盖它在语言、文艺、理论诸方面的资本文化霸权。

5

萨义德由此顿悟：

试问那个夜夜笙歌、醇酒贵妇的拿破仑皇帝，怎能理会无产阶级的饥寒交迫？

那些愚钝小农，误以为自己的卑微意愿，或能借助上等人的报章，多少获得表达。

到头来，他们得到的只是账单、抵押书、法院传票。

按照阿尔都塞的意见，这并非什么真实再现，而是饱受意识形态支配的虚假意识（FalseConsciousness）。

在福柯看来，那个混沌年代，连同它那些政论、法典、小说或教科书，统统是文化档案，是供他拆解的考古文本。

6

以这种鞭辟入里的批判眼光，去审视东西方关系，萨义德不由得大呼：

它是一部东方文明如何被西方人强行扭曲的历史！

且看，东方人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压迫，他们蒙昧无知，形同散沙，一如马克思笔下的法国农民。

拙于表达的他们，不但缺乏政治代表，更也少有文艺作品中的独立形象。

而在西方文人眼中，他们是一群聋哑人、弱智者、没有个性的奴隶。

笛福《鲁滨逊漂流记》主人与奴隶关系

譬如《鲁滨逊漂流记》里的星期五：

他作为一个小野人，可以任由主子命名，随意驱使。

又如福楼拜笔下的埃及舞女：

她艳丽妙曼，野性难驯，洋溢着“尼罗河的原始冲动”。

只可惜早早失掉了繁衍能力。

我们知道，福楼拜在《埃及书信》中记述了一个名叫库加·

汉宁的埃及舞女。

他喜欢看她跳L’Abeille舞，然后与之上床。

福楼拜在埃及

萨义德按：

与西方经典中的埃及艳后、示芭女王一样，福楼拜在库加身上发现了“象征东方文明的情欲、腐败与不孕”。

库加是福楼拜《情感教育》中，“同时拥有博学、感性、精致、无心粗疏等特质的东方女性原型”。

7

莎乐美与当代影视中的东方女性

然而，上述卑微客体的存在，不断巩固西方主体意识，促使它变成落后民族的代言人，乃至诠释东方文化的合法权威。

显然，萨义德挑选东方主义命题，目的是要颠覆西方霸权、重塑东西关系。

何谓东方主义?

简言之，它是西方主子有关东方奴隶的各种文化再现，是围绕欧洲中心论产生的一整套针对东方的学术原则、思想方式、统治制度。

具体说，它包括如下三层含义：

学术东方主义又称东方学。

持续百年的海外殖民，刺激了东方学的成熟。

从表面看，作为西学的一个分支，东方学只涉及教学研究。

然而其中渗透了殖民者的偏见与狂妄。

举例说，地理学上的远近概念，本是英国人的发明：

他们奠定了以伦敦为中心的格林威治时间，绘制出航线密布的世界海图。

顺着征服者的目光，从利物浦起锚，由近及远，逐步推进其知识兴趣与统治欲望，这便有了近东、中东和远东（Near，Middle&

FarEast）。

打开西方殖民史，将它与东方学史并行阅读，我们不难发现：

诸如埃及、印度、中国这样广袤神秘的东方国家，在它们沦为奴役对象的同时，何尝不也是西方学术竭力捕捉和肢解的目标?

（萨义德79，2）

想象东方主义与东方学互为依托，产生一种作为“思想方式”的东方主义。

其特点是从西洋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出发，将东西方文化一刀两断、对立看待，籍此形成一条根深蒂固的“西优东劣”原则。

在此基础上，进而自以为是，臆想天开，杜撰出一套张扬其征服业绩、知识意志的话语体系。

顺着西方文艺发展脉络，萨义德逐个解析但丁、歌德、伏尔泰，说明他们普遍“接受东西方概念区分，进而做出种种有关东方的精细理论、史诗、小说、社会描述和政治研究”。

哪怕是在没有殖民利益的德国，东方学也促成一批浪漫文艺作品，其中不乏荒谬乱谭，以及一种潜在精神优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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