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人情消费的社会文化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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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农村人情消费只限于婚丧嫁娶等少数项目，现在则增加到几十种。

如小孩满月、生日寿诞、造房搬迁、参军入伍、高考题名等都要有所表示，甚至有人居然举办“母猪生仔宴”，借机收人情；

同时，人情消费圈迅速扩大。

在传统的农村，人际关系是以血缘或地缘为联系纽带而建立起来的，人情交往圈主要在亲属中。

改革开放后，社会流动加强，由“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过渡，地缘、业缘关系得以迅速发展，人际交往范围逐渐由同质性较强的血缘、亲缘圈向异质性较强的业缘、地缘圈转移，人情链越拉越长。

　　2.礼金越送越重，攀比之风甚浓。

据农民朋友介绍，七十年代一次人情5元左右，八十年代一次人情20、30元，可是到现在一次人情最少也要50元，多的上百元甚至上千元，礼金的多少由心意的表达沦为衡量人与人之间感情厚薄、关系深浅的标尺。

“人情风”一年刮的比一年凶，一个地方比一个地方猛。

从近三年南部、仪陇、阆中等县的百户农民家庭抽样调查资料就可见一斑：

2008年，南部、阆中、仪陇三县农民人情支出增幅分别为%、%和%，2009年增幅分别为%、%和%，到了2010年上半年，增幅更是达到%、%和%，增长速度逐年加快。

同时，调查显示每年人情支出中非正常支出达65%，特别是2010年上半年南部、阆中和仪陇人情支出分别占了去年全年人情支出的%、%和%。

　　3.时间特征明显，人情消费事由集中。

据调查，农村居民间的人情消费随着月份的不同而在支出金额上呈现一定差别。

其中1、2月份和8、10月份为捐赠支出的高峰期，这主要是因为元旦、春节假日，以及结婚和升学参军日子较为集中的原因，导致“催款单”满天飞。

但其它月份“人情风”也照吹不误，有的农民身无分文，只得靠变卖实物，或到处借贷，去违心相送。

　　4.人情支出增速加快，在收支中比重不断提高。

　　人情支出增幅快于同期现金收入增幅。

2008年，三县两者增速差分别为%、-%和-%，2009年分别为%、%和-%，到2010年上半年则达到%、%和%，呈逐年快速增长趋势。

人情收入增速同样快于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速。

　　人情支出占农民现金收入的比重呈逐年增长趋势。

2008年，三县比重分别为%、%和%，2009年分别为%、%和%，2010年上半年上升到%、%和%。

人情支出在农民纯收入中的比重同样在不断上升。

　　人情消费支出占生活消费现金支出的比重呈逐年快速增加趋势。

人情支出占生产性现金支出比重的变化趋势也与此一致。

　　二、人情消费泛滥的原因

　　通过调查发现“人情消费”蔓延的原因固然有“传统的积淀”，更有现实的根源。

　　1.文化无意识的原因，简单说，就是一种代代相传的无数同类经验在某一种族全体成员心理上的积淀物。

既定的文化传统是一个群体或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创造的产物，而之所以能代代相传，正因为有着相应的社会结构作为这种集体无意识的支柱。

农村的人情消费正是一种典型的农村传统文化，内化于人们的文化价值观，根植于人们的潜意识之中，产生文化的惯性，人们一般会服从于这种惯性，在实际的人情消费中很少会思考具体原因，或对其进行价值判断。

贸然地放弃它、变革它就意味成了“装在套子里的人”，从而失去很多获得信息与资源的机会。

　　2.人情消费是获得社会支持的主要途径。

社会支持是指个人可以感受、察觉或接受到来自他人的关心或协助。

社会支持也被分为物质工具性支持以及社会情感性支持。

农民的人情消费实际是构筑社会关系网络、获得社会资本的一种方式。

而社会网络的构成和保持需要依靠个人与网络成员有规律的社会接触，时不时地相互提供物质的资源和社会情感的资源。

在传统的农村，固守一方是常态——生于斯、长于斯、终老于斯，很少有空间上的流动，接触不到外姓“陌生人”，对于农民来说，建立后天的“获得性关系”机会几乎没有可能，对以血缘为基础的亲属关系依赖性比较大，所以无论从社会情感上看，还是从工具性资源的分享上看，保持关系是必须的，是不可忽视的。

因此，用于保持这些关系的“人情消费”成了农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开支，成为一种家庭负担。

有数据研究表明，只有30%的农户认为人情消费对家庭经济有阻碍作用。

剩下的70%中选择“有一定促进作用”和“没有多大关系”的各占一半。

根据社会支持理论的研究发现，这种社会关系网络就是一种社会资本。

比如，南部县陈家店村的陈某原本一人在外地做钢材生意，发家致富后，带动和支持全村的亲朋好友做钢材生意，非常成功，使陈家店村成为远近闻名的“钢材村”。

　　3.社会关系的折射。

原本社会对于一个人的价值评判，主要是以他对社会所作的贡献为标准，这里的“贡献”是多层次的、多方面的，包括精神的、物质的。

但现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衡量标准异化为金钱，拜金主义盛行，社会关系比较庸俗，奢侈攀比成风，以金钱的多少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存在，显示自己的实力和与他人关系的深浅感情的好坏，人情收礼泛滥。

　　三、人情消费泛滥带来的危害

　　名目繁多的人情消费不仅给农民造成了物质压力，也带来了精神压力，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以及新农村建设极不适应；

同时，也影响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的文明进步。

　　1.过度的“人情消费”打乱了农民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增加了农民的负担，不利于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调查数据表明，人情消费支出占生产性现金支出和生活消费现金支出的比重呈逐年快速增加趋势。

原本安排好用于购买日常用品的支出，因始料不及的“人情消费”挤占，无法实现，必然会影响正常的消费活动。

农民人均人情支出增幅快于同期纯收入和现金收入增幅，而且呈逐年快速增长趋势。

有的居民为了不得罪亲朋好友或为了自己的面子，不惜举债送礼，削弱再生产能力。

有人戏称人情消费当之无愧地成为继高房价、高教育、高医疗这新的“三座大山”之后，压在中国人头上的“第四座大山”。

严重阻障了农民朋友奔向全面小康的步伐。

　　2.过度的“人情消费”败坏了社会风气，助长了奢靡之风，不利于农村新风气的建立，也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

过度的“人情消费”使正常的人情往来逐渐异化成畸形的人际关系，成为一种社会公害。

人情消费成了整个社会“心照不宣”的敛财手段，无论官员还是普通百姓，都乐于为之。

同时盲目攀比、大操大办，铺张浪费、摆阔斗富，无疑是对社会资源的一种巨大的浪费，与新农村“乡风文明”的要求格格不入，如任其发展，势必影响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进程，影响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步伐。

　　3.过度的“人情消费”不利于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实现。

过度的“人情消费”使“熟人社会”过度发育，形成若干个人情“小圈子”，弱化了法制的功能，以“关系”代替契约，熟人的“情感”代替法律的尊严，很容易使得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天平在熟人面前发生倾斜。

更为严重的是，它还可能引发社会腐败、寻租行为泛滥，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四、制止人情风蔓延的对策与思考

　　虽然中华民族素有“礼仪之邦”美称，正常的“礼尚往来”这一传统美德理所当继承。

但是，以现在农村过度“人情消费”的现状，容易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也加重了农民的精神压力和经济负担。

但真要移风易俗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面对这种状况，本文认为：

目前，农村正在进行新农村建设，新农村建设任务不仅仅是硬件建设，将泥巴房变成砖瓦房，砂石路变成水泥路，文化建设也是新农村建设的应有之义，针对猛于虎的“人情风”，应该坚持疏与堵相结合的原则，采取多种措施，实行综合治理。

　　1.营造新事新办的舆论氛围。

有关部门要在城乡深入开展“反对大操大办，树立文明新风”的宣传教育活动，利用公益广告、以乡村题材的电视剧和电影为媒介，营造强烈的宣传氛围，引导人们对不正常的人情消费现象展开讨论；

也可以用身边的人、身边的事宣传人情网越结越大的危害和遇事简办的好处；

同时，利用电视、广播、报纸、宣传栏等，对那些大操大办的行为进行曝光，对婚事新办、丧事简办的文明新风进行广泛宣传，在乡村大力开展“除陋习、树新风”的移风易俗活动，让农民朋友自我“醒悟”、自我“减负”，真正从“人情负担”中解脱出来，引导乡亲们树立起健康向上的人情消费新观念，建立和谐、真情、文明的人际关系，把有限的资金投入到提高生产水平、改善生活质量上来。

　　2.通过村民自治，对不正常的人情消费实行自我约束。

通过村民代表大会制定和完善村规民约，出台过硬的具体措施，规定办酒的范围和规模，对村民办酒行为加以约束；

同时，把国家对农村的各种政策扶持、补助、补贴纳入村规民约进行管理，如农村低保等，一旦违规办酒，即实行“一票否决”，取消其享受扶持、补助、补贴的资格。

同时，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建立起实体型“红白理事会”。

无论谁家办红白喜事，一律由“红白理事会”出面管理，以解决因“人情风”相互攀比支出过大的问题，做到既使当事者满意，又使广大乡亲们如意。

　　3.加大对党员干部的监管力度，以良好的党风、政风带动民风。

“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

”近年来，不正常的人情往来之所以滋生漫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少数党员干部无视党规党纪和政府的有关规定，带头大操大办红白喜事，既败坏了党风政风，又带坏了民风。

要彻底铲除不正当的人情风，就必须加大对党员干部的监管力度，严肃查处党员干部大操大办的行为，发现一例、查处一例，决不偏袒姑息，引导乡村干部带好头，用自己的言行影响群众、带动群众，营造良好、和谐的社会风尚。

　　4.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从社会交换理论角度分析，人情消费具有互助的性质，为农民转移或分担经济和社会风险提供了“保障”和支持。

随着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的不断健全以及收入的不断提高，来自社会的制度性关怀完善了，人民的幸福感和安全感有了制度保障，对人际关系的依赖性降低，过度的“人情消费”也会随之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