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白朴的《梧桐雨》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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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表现唐玄宗与杨贵妃的荒淫

《梧桐雨》在对待李隆基态度上。

持贬责的态度。

在楔子里，作者借唐玄宗之口说道：

“昨寿邸杨妃，绝类嫦娥，已命为女道士，既而取入宫中，册为贵妃”。

在第一折，贵妃也自我介绍说：

“开元二十二年蒙恩选为寿王妃，开元二十八年八月十五日，乃主上圣节，妾身朝贺，圣上见妾貌类嫦娥，令高力士传旨度为女道士，住内太真宫，赐号太真。

天宝四年，册封为贵妃”。

寿王是唐玄宗的十六子。

把儿子的妃子先封为道士，使之与儿子脱离关系，然后又封为贵妃，供自己淫乐。

虽然也动了一些脑筋，但做法并不高明。

唐玄宗身为皇帝，行此乱伦缺德之事，而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其人格之低下可想而知。

唐玄宗出于对杨贵妃的宠幸，把杨贵妃的哥哥加为丞相，把杨贵妃的三个姊妹封为夫人，“一门荣显极矣”。

他一心想着贵妃，“朝纲倦整”，“痛饮昭阳，烂醉华清”，“夜同寝，昼同行，恰似鸾凤和鸣”。

一个倾国倾城的太真妃，使得唐玄宗神魂颠倒，忘乎所以。

七月七日贵妃向天乞巧，也被唐玄宗视作难得的美行，立即赐贵妃金钗一对，钿盒一枚，所谓“七宝金钗盟厚意，百花钿盒表深情”。

唐玄宗悠闲自得，与贵妃亭下闲步，“消遣此时此夜景”。

贵妃怕自己年久色衰，要同玄宗“私约”，“以坚终始”，唐玄宗欣然与她海誓山盟，表示：

“在天啊做鸳鸯常比并，在地啊做连理枝生”，“你道谁为显证，有今夜度天河相见女牛星”。

他“人在曹营心在汉”，对国事敷衍应付，一有机会便同贵妃往御园沉香亭下玩耍，“酒光泛紫金锤，茶香浮碧玉盏”。

为了满足贵妃爱吃鲜荔的奢望，他命使臣从四川远道取来进鲜。

贵妃夸娇嫩可爱，玄宗赞色绽味甘。

并非她喜欢吃皇帝的新鲜水果，其实因贵妃食此愿足。

殷纣王宠妲己，不惜一切，为博一笑；

唐玄宗宠贵妃，劳民误国，在所不惜。

善于察言观色奉承献好的高力士，为了玄宗的欢欣，心生一计，在酒进三爵时启奏：

“请娘娘登盘演一回霓裳之舞”。

玄宗准奏，贵妃起舞。

玄宗亲捧酒杯劝饮，可谓殷勤。

玄宗玩得高兴，准备“醉醺醺直吃到夜静更阑”时，左丞相李林甫惊慌失措，前来报告，言说安禄山造反军马杀将来了。

可见唐玄宗是多么的荒淫，用自己的淫乐换来了国家的动乱。

杨妃也是一样的荒淫。

因为安禄山会跳胡旋舞，要留着解闷，唐玄宗就把安禄山赐给杨妃作“义子”，并加封官职。

结果是安禄山与杨妃发生了“私事”，又与杨国忠争权。

这就预示了李、杨在爱情和政治两方面存在的严重危机。

在第一折里，作者展现了李、杨爱情生活的底细。

杨妃得宠后，全家荣显，踌躇满志。

但她所爱的并非年老昏聩的李隆基，而是长袖善舞的安禄山。

请看她一段卑劣的自白：

　　“近日边庭送一藩将来，名安禄山，此人猾黠，能奉承人意，又能胡旋舞。

圣人赐与妾为义子，出入官掖。

不期我哥哥杨国忠看出破绽，奏准天子，封他为渔阳节度使，送上边庭。

妾心中怀想，不能再见，好是烦恼人也。

”

　　她到长生殿去乞巧，就是为了解此苦闷。

这简略的一笔，实际上否定了美人与皇帝的所谓爱情。

另一方面，玄宗自得杨妃后，尽情享乐：

“珊瑚枕上两意足，翡翠帘前百媚生。

作者在这里丝毫也没有美化李、杨之间的爱情，而是完全抱着鄙弃的态度来处理杨妃这个人物形象的。

至于把玄宗对杨妃的情话写得愈多，正是为了更显出杨妃的虚伪。

（二）表现唐玄宗的昏庸

唐玄宗是昏庸的。

失机边将安禄山按律当斩，唐玄宗却对安禄山一见即称赞“一员好将官也”。

他又轻信安禄山自诩“胡腹有赤心”的顺口乱诌，不仅免其死罪，而且立即封为白衣将领。

杨贵妃对安禄山心起邪念，亲密反常，他不但没有察觉，反而加安禄山为平章政事。

百官竭力劝阻，他才不得不加安禄山为渔阳节度使，并叮咛安禄山：

“早立军功，不次升擢”。

如果说留安禄山在朝中做官是“引狼入室”，那么派安禄山领兵守边就是“放虎归山”了。

安禄山造反、国家动乱，主要根源即在于此。

而唐玄宗的姑息重用番将又是其与宠幸杨贵妃，密不可分的。

所以这就不仅是局部性的用人错误，而是带全局性的昏庸的表现。

唐玄宗最后的孤凄悲伤完全是自食苦果。

当唐玄宗玩得高兴时，左丞相李林甫惊慌失措，前来报告，言说安禄山造反军马杀将来了。

作为封建帝王，与嫔妃作乐古已有之，不足为怪。

怪的是唐玄宗在反军逼临的情况下，麻木不仁，反而责怪报急的李林甫大惊小怪：

“你慌做甚么?

”“等不的俺筵上笙歌散，可不气丕丕（气急谎张）冒突天颜!

”李林甫在这大难临头之际，也顾不得君臣尊卑，直言不讳地说：

“只因女宠盛，谗夫昌，惹起这刀兵来了”。

唐玄宗却不以为然：

“你道我因歌舞坏江山，你畅好（真个）是占奸（奸佞），早难道（岂不闻）羽扇纶巾笑谈间，破强虏三十万”，“你文武两班，空列些乌靴象简，金紫罗襕，内中没个英雄汉，扫荡尘寰”。

疑怪“昨宵向晚，不见烽火报平安”。

他责怪臣下，并非自己临危不惧，成竹在胸，而是在淫乐上用功，在国事上无心。

他宠幸贵妃，花样不少，大难临头，一筹莫展。

所以当李林甫说明安禄山兵势不可当，建议玄宗“幸蜀”，玄宗只好准奏，看不出他有坚守长安的决心，指挥平叛的信心，只能是：

“銮驾迁，成都盼，更那堪沪水西飞雁，一声声送上雕鞍。

伤心故园，西风渭水，落日长安”。

但即使在此危急之时，他首先忧心的不是番将造反，国家危难，而是担心贵妃娘娘“怎支吾蜀道难”，“几程儿捱得过剑门关”。

唐玄宗的昏庸跃然纸上。

如果说叛军初起，未离长安时，唐玄宗还没有悔悟之心；

那么，在陈玄礼统领禁军护驾，起程西行，离开长安后，他才悔恨自己“眼不识人，致令狂胡作乱”，好不伤感，“回首京华，面对剩水残山、坏垣破屋、秦川远树、灞桥衰柳”，才知道“煞不如碧纱窗，晨光闪烁鸳鸯瓦”。

当然他此时的悔恨是有限度的，仅止于对安禄山的痛恨和对宫廷生活的留恋。

只有在众百姓请求率子弟随太子东征破敌时，他才采取了一些实际应急的措施，留太子东还，“统兵杀贼”；

令郭子仪、李光弼为元帅，分拨后军三千；

叮咛太子：

“你也合分取些社稷忧，怎肯教别人把江山霸，将这颗传国宝你行留下”。

太子不敢接宝，玄宗倒还有点慷慨，对太子说：

“剿除了贼徒，救了国家，更避甚称孤道寡。

”太子这才接宝而去。

不给太子传国宝，玄宗皇帝难保倾国罪名；

给了太子传国宝，玄宗个人失了权柄。

众军行至马嵬，停止不发。

陈玄礼报告说军士要求杀掉专权误国的杨国忠以谢天下。

他因杨国忠与贵妃是骨肉兄妹，又是自己股肱近臣，请求陈玄礼把杨国忠削官为民。

但自己也意识到处境与昔日不同，不敢强勉，而是可怜巴巴地乞求说：

“允不允，陈玄礼将军鉴察”。

众军听后怒吼不已，陈玄礼推说“不能禁止”。

唐玄宗只好说：

“随你吧。

”杨国忠被杀后，他更不敢对陈玄礼有丝毫不满情绪流露，反而夸赞“陈将军号令明，把杨国忠施行吧”。

唐玄宗本来想牺牲杨国忠以息众怒，保护他到成都与杨贵妃朝欢暮乐。

万万没料到众军士杀死杨国忠后，怒火更盛，杖剑拥上，“把个马嵬坡簇合沙”（围困得水泄不通），唬得玄宗“战钦钦遍体寒毛乍”。

无奈“军随印转，将令威严，兵权在手，主弱臣强”。

当得知六军不进，要求将贵妃“割恩正法”时，这无异于割掉他的心头肉，他当然不会答应，强打精神，教高力士“道与陈玄礼休没高下，岂可叫妃子受刑罚”，“早间把他个哥哥坏了，总便有万千不是，看寡人也合饶过他。

”高力士此时也不象过去那样把他的话当圣旨，紧跟照办，而是说道：

“贵妃诚无罪，然将士已杀国忠，贵妃在陛下左右，岂敢自安?

愿陛下审思之。

将士安，则陛下安矣”。

表面上好象为玄宗着想，实际上是为陈玄礼帮腔。

“陈后主遭着杀伐，皆因唱后庭花”。

他责怪六军“见俺恋着他，龙泉三尺手中拿，便不将他刺杀，也将他吓杀”。

他自我嘲弄地说，这“大古（大概）是知重俺帝王家?

”他不忍贵妃去死，但又无计可施。

陈玄礼、高力士又一再催逼，声言：

“禄山反逆，皆因杨氏兄妹；

若不正法，以谢天下，祸变何时得消?

望陛下乞与杨氏，与六军马踏其尸，方得凭信”。

杨贵妃之死玄宗是无法挽回了，但这种死法他坚决不同意；

这对杨贵妃来说简直太残酷了。

他下令高力士引贵妃去佛堂中自尽，然后教军士验看。

贵妃自尽后被陈玄礼率众马践其尸。

玄宗如丧考妣，抢天呼地：

“妃子，闪杀寡人也呵”，“天哪。

一个汉明妃远把单于嫁，止不过泣西风泪湿胡笳；

几曾见六军厮践踏，将一个尸首卧黄沙?

”他手中拿着贵妃汗巾痛不欲生，“唱道（简直是）感叹情多，惶惶泪洒，早得升遐（帝王死曰升遐），休休，却是今生罢。

这个不得已的官家，哭上逍遥玉骢马”。

唐玄宗这一切都没有料到，昏庸的特点表现到了极致。

（三）表现平民的爱情

按阶级分析观点，帝妃之间是没有爱情存在的。

因为皇帝三宫六院，后宫佳丽三千，不可能对某一嫔妃有真挚专一的爱情。

所以，李隆基的那些在今天看来包含着合理爱情的行为，在当时看来，恰恰是不合理的。

从人物的特殊身份地位看，李对杨的爱情不可避免地存在宫廷爱情的局限性：

第一是残酷性，杨妃入宫产生的第一个反响就是“六宫未见一时愁，齐立金阶偷眼望”。

于是她们那渺茫的希望变为绝望了。

在杨妃与梅妃的斗法中，我们更看见了宫内的残酷排挤和倾轧的情景；

第二是脆弱性，帝妃爱情的基础是色，色衰爱弛是它的普遍规律。

站在历史的高度，李杨爱情与天宝政治紧密联系，李杨爱情产生之时就是唐明皇政治破产之时，而政治的破产必然导致爱情的毁灭；

第三是政治性，帝妃婚姻不只是两性结合，也是政治结合，杨妃得宠的直接后果就是出现了一个以杨国忠为首的杨氏特权集团。

这个集团的所作所为大大加速了明皇政治的腐败。

同时，杨妃入宫也助长了明皇的奢侈心，使他寄情声色，荒废政事。

它们是李杨爱情先天带有的污垢。

李杨爱情渐趋专一的过程，同时更是痛苦残酷的，导致安史之乱，这不仅给国家也给他们自身爱情带来灾难。

所以，他们爱情理想实现的过程，也就是克服宫廷局限性的过程，只有洗涤那些污垢，才能使他们的爱情得到纯净。

然而，这又谈何容易，必须以杨妃之死为代价。

然而，《梧桐雨》中的李杨爱情并非单纯的“帝妃爱情”，在作者笔下显得更为丰满且有可信可感之处。

作者在《梧桐雨》中比较同情唐玄宗。

长生殿盟誓与沉香亭畔舞霓裳凸显了明皇对杨妃的独钟，而作品写到杨妃原为寿王妃及其与安禄山的私通，便把亡国之责归于杨、安身上。

作品中的杨贵妃是一个对明皇薄情寡义、私通番将的人物。

作者虽对唐明皇的误国有所批判，但这种批判是十分轻微的。

如作品虽然写了明皇的沉溺酒色，甚至“朝纲倦整”，但这是出于对杨妃的爱恋。

作品的第四折极写唐明皇在梧桐夜雨中的凄凉，与欢会的对比 

中表达了一种美好往日入梦消逝以后的落寞与哀伤，及国破家亡、失去权力和繁华生活的悲凉与痛苦，寄托了兴亡之感。

因此，在唐明皇这一人物身上其实可看出有双重身份：

帝王、平民。

他的社会身份是帝王，但他本质上是一个人。

唐玄宗在《梧桐雨》第四折唱[呆骨朵]“寡人有心待盖一座杨妃庙，争奈无权柄谢位辞朝，则俺这孤辰限难熬，更打着离恨天最高，在生时同衾枕不能勾，死后也同棺椁。

谁承望马嵬坡尘土中，可惜把一朵海棠花零落了。

”由唱词可看出，安史之乱后，马嵬事变发生，唐明皇宁可做一介平民好和杨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