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台诗案前与被贬黄州后苏轼诗歌创作情志的比较分析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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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禀七情，应物斯感;

感物吟志，莫非自然。

”作为诗人思想与情感综合体的诗歌创作情志，是诗人内在精神层面表现出来的包括思想、情感、心态等诸多要素的有机结合，是构成和决定诗人诗歌创作风格的关键因素。

苏轼的诗歌创作，自嘉?

六年签判凤翔府后迅速成熟并长期保持较为稳定和统一的风貌特征，直至元丰二年“乌台诗案”爆发和元丰三年被贬黄州，苏轼的诗歌创作风貌才发生明显变化。

导致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就是诗歌创作情志的改变。

突如其来的政治打击和长达数年的贬居生活确实对苏轼的诗歌创作情志产生了极大影响。

王水照先生认为，“苏轼的作品是他思想和生活的形象反映，他的创作道路不能不制约于生活道路的发展变化”。

只有深刻理解了苏轼诗歌创作情志在乌台诗案前及被贬黄州后的差异，才能深刻理解这一重大政治挫折和人生遭遇对苏轼诗歌创作风格的影响。

一、性情上由奔放不羁转变为内敛虚静

早年苏轼性格奔放，言行不羁。

他的好友文与可在《往年寄子平》一诗中追忆熙宁二年他和苏轼相见时的场景，对说明苏轼早期为人风格颇有典型性，诗中说:

“虽然对坐两寂寞，亦有大笑时相轰。

顾子心力苦未老，犹弄故态如狂生。

书窗画壁恣掀倒，脱帽虢带随纵横。

喧呶歌诗嚣文字，荡突不管邻人惊”。

当时苏轼三十四岁，而且担任殿中臣直史馆判官告院一职，竟然会如此纵情奔放。

这种性格，令他的父亲苏洵非常忧虑。

苏洵在《名二子说》中满是忧虑地说:

“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

苏轼自己在《密州通判厅题名记》中说自己“余性不谨言语，与人无亲疏，辄输写肺腑。

有所不尽，如茹物不下，必吐出而已”，在《和潞公超然台次韵》中也说自己是“交浅屡言深”。

明代文人袁中道在《次苏子瞻先后事》中说苏轼的个性是“少为人雄快俊爽，内无隐情”，又说他“刚肠嫉恶，又善谑笑，锋刃甚利”。

清人赵翼在《瓯北诗话》中则说他是“襟怀浩荡，中无他肠”。

熙宁五年，苏轼在《次韵孔文仲推官见赠》一诗中形容自己是“我本麋鹿性，谅非伏辕姿。

闻声自决聚，那复受絷维”。

可见苏轼的性格中有追求自由的一面。

这种性格在他写于乌台诗案之前的诗歌里有比较明显的反映，集中体现在这一时期他的诗歌中常用“狂”字来形容和概括自己的个性。

比如“嗟我本狂直，早为世所捐”（《怀西湖寄晁美叔同年》）、“嗟我久病狂，意行无坎井”（《颍州初别子由二首之一》）、“老狂聊作座中先”（《座上赋戴花得天字》）、“疏狂似我人谁顾”（《次韵王定国马上见寄》）等。

用“狂直”、“老狂”、“疏狂”等词语评价自己，反映出苏轼对自己追求自由和率真的个性有着高度的自我认同。

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仕宦人生的阅历增加，这种过于外露的性格在他身上虽然有所收敛，但骨子里崇尚自由的天性却并未改变。

在《游卢山次韵章传道》一诗中，他就说自己是“尘容已似服辕驹，“野性犹同纵壑鱼”。

在此种野性

的驱使下，苏轼自然会屡屡发出“狂言”、“狂语”。

在《平山堂次王居卿祠部韵》一诗中，他就说自己是“狂言屡发次公醒”，在《刘贡父见余歌词数首以诗见戏聊次其韵》一诗中，他又说自己是“醉后狂歌自不知”，在《与毛令方尉游西菩提寺二首》一诗中，他更是带着自我欣赏的语调说出“数诗狂语不须删”的话。

实际上，这些狂言、狂语本质上都是酒后吐真言，对此苏轼有所认识，但并不认为有什么问题，于是就有了《广陵会三同舍各以其字为韵仍邀同赋刘贡父》一诗中所谓的“去年送刘郎，醉语已惊众”，以及《刁景纯席上和谢生二首》中所谓的“醉后粗狂胆满躯”的话。

但是，有时他也是为了吐真言而故意要喝醉酒，从而借酒抒愤，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铁沟行赠乔太博》一诗中所谓的“欲发狂言须斗酒”。

无论是酒后狂言，还是借酒言狂，其实都是苏轼追求自由性情的真实写照。

不仅如此，他还用诗歌塑造和传递自己自由性情的个人形象，并使之在社会上广为流传。

乌台诗案的爆发，与他这种过于率真的性格有很大关系。

总之，苏轼在乌台诗案前不加掩饰的真性情，真正承载着他的自由情感和自由精神，渗透在诗歌创作中，就展现出襟怀浩荡、雄快俊爽的自由、奔放之气，这使他在乌台诗案之前的诗歌创作具有一种明显不同于乌台诗案后的独特风貌。

乌台诗案对苏轼的打击很大。

他开始有意识地自我反思。

贬居黄州期间，他在《答李端叔书》中说到了自己的反思:

“谪居无事，默自观省，回视三十年以来所为，多其病者”。

这本是一篇私人书信，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苏轼的真实心理状态，非常可信。

在《黄州安国寺记》一文中，他更是诚挚地说起自己对以往种种的反思:

“闭门却帚，收招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观从来举意动作，皆不中道，非独今之所以得罪者也”。

这是一篇日记，和《答李端叔书》中的说法近似，可以视为真实地反映了苏轼

的思想情感。

可见苏轼已经意识到自己以往为人处事不够严谨，甚至过于率真和外露。

为涤除浮躁骄放之气，苏轼长期在黄州安国寺修习道、佛二教。

《黄州安国寺记》说他自己是:

“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触类而求之，有不可以胜悔者。

于是喟然叹曰:

‘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不除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而后必复作。

盍归诚佛僧，求一洗之’”，深刻分析了自己修习佛教的原因，也就是希望通过佛教修养彻底改变自己的性情、思想和行为方式。

这篇日记记载了修习的效果:

“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始所从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翕然，无所附丽。

”可见收获很大。

在《答李端叔书》中，他也对自己的修习成效作出解说:

“足下所见皆故我，非今我也”。

经过潜心修习，应该说，苏轼在一定程度上确实用虚静从容、随缘自适克制了性格中的狂放不羁和率性豪直。

“老夫聊发少年狂”式的雄傲奔放在某种程度上确实被内敛虚静所逐步代替，这是苏轼在乌台诗案前后诗歌创作情志上的最根本的一个变化。

二、情怀上由积极进取转变为随缘自适

苏轼自幼便将范仲淹、欧阳修等人作为榜样，把“致君尧舜”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有着强烈的儒家入世情怀，希望能成就一番事业。

苏轼自己也在《赠王仲素寺丞》一诗中说自己“我生本强鄙，少以气自挤。

孤舟倒江河，赤手揽象犀”，反映出年轻人心怀远大抱负的心理状态。

进入仕途后不久，苏轼就写下了《和子由苦寒见寄》一诗，其中有这样几句话:

“丈夫重出处，不退要当前。

何时逐汝去，与虏试周旋”，显示出热切的进取精神和成功意愿。

如果说这些话出自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之口并不能说明问题，那么，十余年后，人过中年的苏轼在担任密州太守期间，又在《江城子?

密州出猎》中写出“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的句子，就不能说是偶然的了。

这就是苏辙在《东坡先生墓志铭》中说他的这位哥哥自幼就“奋厉有当世志”的原因。

正因为有强烈的儒家入世情怀，所以苏轼才会写下大量现实感极为浓重的作品。

熙宁七年，苏轼在《凫绎先生文集序》中谈到自己的文学创作观，他认为，文学一定要追求“有为而作”、“言必中当世之过”，而且要追求“凿凿乎如五谷必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之可以伐病”的传播效果，并在文中极力反对“游谈以为高，枝词以为观美者”的文学创作观。

他自己的诗歌创作也从不发出无病呻吟的空洞言辞。

他写的大量讽谏作品，无论是从正面批评时政，还是从侧面反映社会问题，基本上都表现得比较激切，对现实的批判相当尖锐。

比如《黄牛庙》一诗就一边讽刺神牛高高在上尸位素餐，一边哀叹耕牛劳苦一生饥寒交迫，显然是借牛比人，抒发对社会不公的感慨。

在《戏子由》一诗中，苏轼也以“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讥讽朝廷在实施新政过程中偏离正道，太过重法轻儒;

又以“劝农冠盖闹如云，送老齑盐甘似蜜”的句子嘲讽朝廷为了实施新政花费重金设置那些只会扰民的新官，而真正有用的学官却被闲废，生活清苦;

诗歌又以“平生所惭今不耻，坐对疲氓更鞭棰”的句子指责朝廷滥用刑罚苛待贫民。

《次韵黄鲁直见赠古风》一诗，以“嘉谷卧风雨”、“玉食惨无光”讥讽当时进用之人皆小人，君子不得重用。

《八月十五看潮五绝》一诗更有“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一句，认定朝廷兴建水利之事必不可成。

这些诗句后来都在乌台诗案中成为证明苏轼攻击朝廷的证据。

因此陈师道在《后山诗话》中说“苏诗初学刘禹锡，故多怨刺”。

黄庭坚在《答洪驹父书》中更是以“好骂”批评苏轼利用诗歌评点时政的做法。

杨时在《龟山先生语录》卷二中更是认为:

“观东坡诗只是讥诮朝廷，殊无温柔敦厚之气，以此，人故得而罪之。

”这种认识其实在宋代具有普遍性。

强烈的儒家入世情怀，在苏轼奔放外露的性格影响下，对现实的关注和批评自然就比较多一些，也更强烈一些。

洪迈在《容斋随笔?

四笔》卷一中曾经记载说，苏轼在出任杭州通判前，好友毕仲游曾因他“言语文章规切时政”而“忧其及祸”，因此“贻书戒之”。

毕仲游认为，“夫言语之累，不特出口者为言，其形于诗歌、赞以赋颂、托于碑铭、著于序记者，亦言也”，他劝诫苏轼“言非谏臣，职非御史，而非人所为非，是人所未是，危身触讳以游其间，殆由抱石而救溺也”。

但是苏轼对这种规劝是不认可的，因此他“得书耸然”，并未听取。

可见苏轼对自己的诗歌因“规切时政”可能会给自己带来麻烦是有所觉悟的，但强烈的儒家士大夫责任感和使命感，使他不想做所谓“温柔敦厚”的人。

苏辙在《东坡先生墓志铭》中就说他:

“公既补外，见事有不便于民者，不敢言亦不敢默视也，缘诗人之义，议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

以国家为己任的士大夫情怀，与诗歌创作结合起来，就是“以诗讽谏”，而这也正是苏轼元丰二年遭遇“乌台诗案”的直接原因。

“乌台诗案”使苏轼受到沉重打击。

他突然意识到，以诗讽谏其实除了会招致祸患外，其实没有太多现实意义。

贬谪黄州后，他产生了一种人生如梦的迷茫感，绝望情绪非常浓重。

《西江月?

黄州中秋》“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南乡子?

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中，更是抒发了“万事到头都是梦”的空幻与悲凉，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种对人生的感悟，引导苏轼以佛道安慰自我、调整自我，以物我两忘、自持自适去面对、去适应“乌台诗案”和被贬黄州的残酷现实。

入世情怀一变而为出世情怀。

此时，他的文学创作很少再涉及社会现实，而是更多抒写自己点点滴滴的日常生活，胸怀明显内转。

以《南堂五首》为例，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变化的脉络。

诗中有“故作明窗书小字，更开幽室养丹砂”的清雅，“扫地焚香闭阁眠，簟纹如水帐如烟”的清幽，“一听南堂新瓦响，似闻东坞小荷香”的清静，

“山家为割千房蜜，稚子新畦五亩蔬”的欣喜，都是日常生活的细腻感受。

《东坡八首》更是如此。

“废垒无人顾，颓垣满蓬蒿。

谁能捐筋力，岁晚不偿劳。

独有孤旅人，天穷无所逃。

端来拾瓦砾，岁旱土不膏。

崎岖草棘中，欲刮一寸毛。

喟然释耒叹，我廪何时高,”完全把自己的身心融化到大自然中，忘却了仕途的荣辱得失，平静悠然中享受与大自然同在的畅适和田园劳作的辛劳与愉悦。

由此可见，“乌台诗案对苏轼文学创作影响较大，此案之前的苏诗高扬现实主义，紧扣时代脉搏;

此案之后的苏诗追求旷真”。

乌台诗案之前，苏轼心怀致君尧舜的远大抱负，以积极进取为人生行动的纲领。

经乌台诗案的打击，苏轼逐渐以随缘自适的处世情怀取代了原本强烈关注现实的儒家入世情怀。

三、情绪上由焦躁忧虑转变为平和从容

青年时代的苏轼对时光易逝有着深刻的焦虑，这和他自幼就“奋厉有当世志”的儒家成功理念有关。

反映在诗歌创作中，就是经常自嘲为“冷官”、“闲官”、“微官”，并自称“老迈”，感慨时光易逝、人生如梦。

这都是他对政治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