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病态看沈从文都市小说.docx

从病态看沈从文都市小说.docx

《从病态看沈从文都市小说.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从病态看沈从文都市小说.docx（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从病态看沈从文都市小说

从“病态”看沈从文都市小说

在沈从文研究中，“湘西世界”是人们谈论最多的一个问题。

的确，“湘西世界”对于沈从文小说来说具有根本性，这一问题研究清楚了，沈从文小说的很多问题包括思想上的问题、艺术上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本文将从都市的角度来研究沈从文的“湘西世界”，主要是研究现代都市的负面性或者说病相、病态

看沈从文小说中“湘西世界”的。

一 

沈从文对现代都市文明是一种什么态度？

这对于我们理解他的“湘西世界”非常关键。

我认为，总体来说，沈从文对现代都市持一种批判的态度，但他不是笼统地批判现代都市文明，而是批判现代都市文明的“病相”或病态，主要限制在精神的层面。

沈从文在文学中对现代都市文明“病相”的反感、厌恶溢于言表，既表现在他的小说、散文作品中，也表露在他的“创作谈”中。

比如他说：

“人固然产生了近代文明，然而近代文明也就大规模毁灭人的生命（战胜者同样毁灭）。

”

[1]对于都市文明的现实弊端，他的批判非常尖刻、激烈：

“生命中储下的决堤溃防潜力太大太猛，对一切当前存在的‘事实’、‘纲要’、‘设计’、‘理想’，都找寻不出一点证据，可证明它是出于这个民族最优秀头脑与真实情感的产物。

只看到它完全建筑在少数人的霸道无知和多数人的迁就虚伪上面。

政治、哲学、文学、美术，背面都给一个‘市侩’人生观在推行。

”

[2]他不仅批判现代体制，而且还把批判泛化，进一步对现代都市文明弊端进行追根溯源的批判，甚至于连我们所说的传统文明也被他批判了，比如他批评文字（即语言）：

“文字虽增进人类理性，解除传统的束缚，可是它本身事实上也就是个可以妨碍理性，增加束缚的东西……人类固因文字而进步，然文字却为各民族保留一个野蛮残忍、偏持、愚蠢的对立局面——人与人的对立局面。

”

[3]在这里，沈从文的确表现出一种原始主义的倾向。

在小说创作中，沈从文对现代都市文明“病相”的批判主要是通过两种方式完成的，一是直接以都市生活为题材，通过刻画都市众生的病相来批判都市文明，其笔锋多讽刺、调侃乃至尖酸，其中以《八骏图》为代表。

这类小说约占沈从文全部小说的三分之一。

“几乎所有沈从文以都市为题材的作品，都强烈表现出对都市上流社会的厌憎。

”[4]二是以湘西生活为题材，通过湘西的美丽、质朴、人性等反衬现代都市的病态，其中以《边城》为代表，这类小说约占沈从文全部小说的一半。

沈从文并不是笼统地批判现代都市文明，他的批判实际上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主要是批判都市病态，具体地说，主要是批判城市道德、城市伦理，批判现代商业化社会以及金钱关系对人精神的腐蚀，特别是对乡村淳朴民风人情的破坏、对自然社会结构的摧毁。

沈从文深深地感到，现代所谓“文明”不仅毁坏了城市，也毁坏了乡村。

18年之后重回湘西，他感觉到：

“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那点堕落趋势。

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

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固然已经被常识所摧毁，然而做人时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同泯没了。

‘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可是具体的东西，不过是点缀都市文明的奢侈品，大量输入，上等纸烟和各样罐头，在各阶层间作广泛的消费。

”[5]随后他用杂文的笔调描述了湘西种种所谓“现代”的浅薄，既形象生动，又尖锐深刻。

沈从文的这种批判甚至指向自我。

在《龙朱·写在‘龙朱’一文之前》一文中，沈从文反省自己：

“血管里流着你们民族健康的血液的我，二十七年的生命，有一半为都市生活所吞噬，中着在道德下所变成的虚伪庸懦的大毒，所有值得称为高贵的性格，如像那热情、与勇敢、与诚实，早已完全消失殆尽，再也不配说是出自你们一族了。

”[6]城市文明对乡村的破坏不只是环境上的、生活方式上的、社会结构上的，更重要的是心灵上的、精神上的，其影响之深，甚至连沈从文本人也不能幸免。

沈从文对现代都市文明批判的限定性，还可以从他批判的对象上看得清楚。

纵观沈从文的小说，我们发现，沈从文对现代都市文明“病相”的批判主要是通过批判“都市人”来完成的，也就是说，在对象上，他批判的主要是都市人，特别是城市知识分子。

在小说《如蕤》中，他借人物的口批判城里人：

“的的确确，都市中人是全为一个都市教育与都市趣味所同化，一切女子的灵魂，皆从一个模子里印就，一切男子的灵魂，又皆从另一模子中印出，个性特征是不易存在，领袖标准是在共通所理解的榜样中产生的。

”[7]他认为，城市人都是一些庸众，没有个性，从身体到精神都不健全，“这种‘城里人’仿佛细腻，其实庸俗。

仿佛和平，其实阴险。

仿佛清高，其实鬼祟，……老实说，我讨厌这种城里人。

”[8]在《八骏图·题记》中，沈从文直接开骂城市知识分子，“大多数人都十分懒惰，拘谨，小气，又全都是营养不足，睡眠不足，生殖力不足。

”[9]沈从文认为，城市知识分子的种种弱点，与城市的社会体制有很大的关系，与城市精神有很大的关系。

在这一意义上，沈从文对城市知识分子病态的批判某种意义上就是对城市文明病态的批判。

有一种很流行的观点认为，沈从文是反城市文明的，我认为这个观点很不准确。

从沈从文的作品来看，对于海派所着表现的大楼、马路、汽车、电影院、舞厅、咖啡厅、霓红灯、广告等城市景象，包括当代人所特别关注的比如城市噪音、拥挤、污染等问题，他并没有批判。

在现实的层面上，沈从文实际上是认同都市生活的，特别是都市的物质生活。

也许正是城市物质生活上的繁华与优越吸引了他，他苦苦挣扎，硬撑着，坚强地在城市生活下来，并且发誓跻身于上流社会。

初到北京的沈从文并没有什么文化，但他却梦想享受文化人的生活，这其实是希望走捷径直接从社会底层跳到社会上层。

沈从文太想过一种知识分子的生活了，所以他考不取大学便转而想直接当大学老师，其途径就是写作，通过写作一举成名，从而可以栖身大学。

沈从文“走捷径”的思路太奇特了，也太冒险了，在现在看来简直匪夷所思，完全是非分之想。

当然，沈从文最后成功了，他不仅成为了作家，而且是大师级的作家；不仅当上了教授，而且是当时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教授。

但是，这成功的难度之大、之艰辛，我们可以想见。

一般地来说，政治上可以冒险，也容易成功，古今中外一步登天的政客大有人在，而文化上这种“冒险”在理论上缺乏依据。

但沈从文偏偏是一个倔强的人，他的北京之行是从考大学开始的，也即从文化开始的，他就是不服输，一条筯地在“文化”这条路上走下去。

自然，在沈从文通向作家、教授的“文化之旅”中，他接触最多的是文化人，对他伤害最深的也是文化人，这就是他后来为什么他把批判的笔触主要放在知识分子上的原因。

都市的确对年青的沈从文造成了伤害，考燕京大学受挫，为了生活而写作，稿子投出去石沉大海，这对于梦想在城市生活下来的沈从文来说是沉重的打击，因此他对都市社会可以说是充满了愤激和怨恨。

但沈从文对都市的愤激和怨恨绝没有学术界所说的那么夸张，他并不是整体性地否定城市文明以及城市生活。

如果都市真的那么一无是处，不适宜居住；如果湘西真是那么美好，象“世外桃园”一样是生活的天堂，那沈从文为什么不放弃城市而回到湘西去呢？

特别是初到北京时，生活上走投无路，几近于绝望，他也不返回湘西。

走出湘西，沈从文就发现，都市才是他生活的归属，才是他真正的栖居地。

事实上，正是现代都市成就了沈从文，没有现代都市文明，没有自身的启蒙过程，没有现代文化制度，比如没有现代化的文学生产方式、现代传播媒体和印刷业等，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沈从文。

沈从文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从根本上是现代都市文明的产儿。

在这一意义上，我们不能把沈从文对城市“病相”的批判看作是对整个都市文明的批判，也不能把他想象的“湘西世界”理解为现实的乡村，“湘西世界”不是乡村的符号和代名词。

沈从文的批判实际上是泛化的，他所批判的城里人的弱点，比如虚伪、庸俗、道德堕落、伦理沦丧、缺乏个性、小气、懦弱、懒惰、冷酷、势利等，乡下人同样也有，这是人的弱点而不仅仅只是城里人的弱点。

不同在于，鲁迅以及其它乡土作家对社会的批判、对国民性的批判主要是以农民以及下层人为对象，而沈从文则主要以城里人特别是文化人为对象。

杨联芬认为沈从文具有“反现代性”[10]，我觉得这只说对了一半。

沈从文不仅“反现代”，也“反传统”，但不论是“反现代”还是“反传统”，他都是有限定的。

对于城市的物质生活方式和生活条件，他未必是“反”的，反而是非常迷念的。

他并不是笼统地批判现代都市文明，而只是批判现代都市文明中的负面性因素，批判现代都市的病相或病态，他的批判集中在道德上、伦理上，是精神层面的。

事实上，真正对沈从文的“湘西世界”起建构作用的正是现代都市“病态”。

在这一意义上，我认为，正是现代都市文明的“病相”成就了沈从文的“湘西世界”，也就是说，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在思维的意义上从根本上是沈从文现代都市“病相”批判的附属物。

二

那么，在沈从文那里，对现代都市“病相”的批判是如何转换成对“湘西世界”建构的呢？

“湘西”与都市在沈从文的作品中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逻辑关系？

这是我们紧接着应该追问的问题。

沈从文从乡下闯入城市，不顾一切地在城市生活下来，并事实上过上了上等人的生活。

但“路途”的磨难以及伤痛的记忆，再加上在乡下所接受的传统文化的教育，所养成的自由散漫的性格，使他很难在精神上融入城市，对现代都市的一些价值观比如道德、人情，他很难认同，也不接受，他说：

“在都市住上十年，我还是个乡下人。

第一件事，我就永远不习惯城里人所习惯的道德的愉快，伦理的愉快。

”[11]又说：

“我发现在城市中活下来的我，生命俨然只淘剩一个空壳。

譬喻说，正如一个荒凉的原野，一切在社会上具有商业价值的知识种子，或道德意义上的观念种子，都不能生根发芽。

个人的努力或他人的关心，都无结果。

”[12]他虽然就居住在城市，享受着现代都市的物质成果，但在观念上、在价值尺度上、在思想意识上，他不能或不愿意适应城市，他感觉他始终不是一个城市人。

但是，他又不能退回去，湘西也不是一片乐土。

湘西给沈从文留下的恰恰是痛苦，这种痛苦不仅是生存上的，也是精神上的，这可以从《从文自传》中看得很清楚。

实际上，从沈从文的所见所闻、亲身感受来看，湘西一点也不美好：

贫困、落后、愚昧、腐败、生存环境险恶……只不过这一切都比城市来得直接，不虚伪，不矫饰。

特别是杀人，充满了人性的野蛮，残忍与兽行，是邪恶与恐怖。

在这里，杀人如麻，杀人如儿戏，士兵竟然通过杀人取乐。

对于杀人，大家已经没有任何感觉，刽子手没有感觉，看的人没有感觉，被杀的人也没有感觉，生命在这里完全是麻木的。

沈从文描写杀人情形：

“当初每天必杀一百左右，每次杀五十个人时，行刑士兵还只是二十，看热闹的也不过三十左右。

有时衣也不剥，绳子也不捆缚。

就那么跟着赶去的。

常常听说有被杀的站得稍远一点，兵士以为是看热闹的人就忘掉走去。

被杀的差不多全从乡下捉来，胡胡涂涂不知道是些什么事。

因此还有一直到了河滩被人吼着跪下时，方明白行将有什么新事，方大声哭喊惊惶乱跑，刽子手随即赶上前去那么一阵乱刀砍翻的。

”[13]在不动声色的描写中，沈从文明显是批判和反思的。

生命在这里是如此之轻贱，比动物还轻贱，能说这地方是美好的吗？

这样的地方还能回去生活吗？

赵园说：

“沈从文以轻松的笔调写在小说散文中的‘杀人的游戏’。

”又说：

“由于有意以一种超然的立场看人间的善恶、义与不义，他甚至既写被杀者的优美，复又写杀人者的糊涂可爱。

”[14]其实这是误读。

丁玲说沈从文“用‘有趣的’眼光看世界。

”[15]和周作人非常相似，沈从文的写作的确有一种“趣味”的情调，但这种趣味不是对现实的，不是对世界的，而是对表达和写作本身的。

有的作家，总有些话题不愿触及，对于敏感的话题和记忆中的伤痛往往回避，下笔沉重，但沈从文不是这样。

沈从文对任何事情，哪怕是痛苦的经历，他都写得津津有味，这是写作的快乐，而不是生活本身的趣味。

湘西的杀人，留给沈从文的是彻底的灰心、恐惧与失望，是对湘西的失望，也是对人性的失望。

当他还在湘西时，还处于蒙昧状态时，还缺乏反思能力时，身处其中，对于杀人，他也是麻木的，他并没有深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