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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丘乙己”什么意思?
3,明代才子祝枝山却妙解此帖,将此帖断为:
“上大人:
丘,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
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也。
”按这样的断法,就成了孔子(名丘)给父亲的信:
“父亲大人:
儿丘,一身(古时乙与一通)已经化成三千零七十个读书人了。
虽然这样少,但是有七十二人(八九七十二)最好,他们都懂仁义,知书礼啊。
”一篇字帖经此断句,却成妙文。
4,唐代的敦煌写本里就有儿童习字的记载,上大人早在唐代就被用于儿童的启蒙读物了,其后在宋代的《续传灯录》里略有改动,直至清代,逐渐定型为后来的二十四字。
这些文字笔画少、有音韵、很顺口,很适合于启蒙儿童的认读,并且,其中的每一个字都是很多字的母字,可用它们中的某一字作为偏旁部首再去组合别的笔画,从而连接出许多新的字,使儿童能够达到举一反三的效果,如果经过启蒙老师给孩子们讲讲其中的故事,则这些貌似没什么意义的独立字,却包含着很多的传统人文义理和蒙学教育的功能目的。
分析:
1,从“孔”到“丘”,涉及到避讳,避名,不避姓,二名不遍讳;
2,乙通一;
3,己即已。
凡闻言必熟论,其於人必验之以理。
鲁哀公问於孔子曰:
“乐正夔一足,信乎?
”孔子曰:
“昔者舜欲以乐传教於天下,乃令重黎举夔於草莽之中而进之,舜以为乐正。
夔於是正六律,和五声,以通八风,而天下大服。
重黎又欲益求人,舜曰:
‘夫乐,天地之精也,得失之节也,故唯圣人为能和。
乐之本也。
夔能和之以平天下,若夔者一而足矣。
’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
——《呂氏春秋·
察传》
结论:
曾良先生的《“丘乙已”解读与古籍整理》一文,从古文献文字抄刻容易致讹的角度进行历史文献的梳理,考察“孔乙己”的雏形应当是“丘乙已”,“乙”、“一”可通,“‘上大人,丘乙已’是有意义的。
上大人,丘乙己
故曰:
所谓上大人,孔丘一人而已矣。
即上古称得上大人的,孔丘一人而已。
“上大夫,丘乙已”文本是“孔乙己”文本的源头,是受传统三言诗以及早期字书、蒙学读本影响而形成的新的三言体式的蒙学识字读本,后来又发展为蒙学描红的习字贴,其承前启后,对随后《三字经》的生成建构有一定的影响。
《荆楚全书》是2010年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湖北省“十二五”规划重大文化工程,拟对先秦至民国期间荆楚文献的存佚情况进行全面调查研究,并精选有较大社会影响和较高学术价值的荆楚文献稿本、钞本、刻本等,予以点校、整理,编纂一套约2亿字的大型文献丛书,打造具有湖北特色的“四库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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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释义
首见《论语·
八佾》
子曰:
“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
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
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
这一句一般如此解释:
礼,指典章制度、社会规范,是大家共同遵守的一整套社会制度。
《礼记·
缁衣》:
“夫民,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格心;
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遁心。
”对人民,用道德进行教育,用礼制进行约束,人民就有归顺之心;
用政治手段教训,用刑法规范,人民就有逃离之心。
杞,诸侯国名,夏禹的后代,周武王分封其居于今河南杞县一带,长期以依附大国,以血食祖宗,绵延国命。
血食
宋,商汤后裔,周公平定武庚叛乱,把商的旧都周围地区分封给微子启,都商丘,即今河南商丘南部。
徵,证验、证明,验证。
文献,汉宋以来的学者都把
“文”解释为典籍(包括古籍以外的甲骨文、金文、陶文、简牍、帛书、碑拓、崖刻、文书、档案、信札、契约、手稿);
商人有成型文字,夏人没有文字(1984年,一种类似甲骨文的神秘文字——扁壶毛笔朱书,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被发现。
经专家认定,这是早于甲骨文的成熟文字系统,距今4000年左右),但是口耳相传有绵长的历史,包括黄帝炎帝、尧舜禹的先祖系统,并非完全属于神话。
“献”解释为贤人。
“献”,东汉郑玄注:
“犹贤也。
我不以礼成之者,以此二国之君,文章贤才不足故也。
五峰县刘德培、长阳孙家香、夷陵区陈篾匠、刘德芳、玉泉寺净慧、文佛山朗宗法师。
古人所谓“征文考献”,要了解过去的历史经验,一方面要取诸于书本记载,一方面要探索于耆旧哲言,可以说就是现在所谓口承文化,一代一代口耳相传的社会知识经验的综合。
其实我们回到远古,尤其是文字没有发明之前,文化的传承往往依托口承。
“古”字,说文以为“从十口,识前言者也。
”即十口相传之意,当然,十口是虚指。
例如佛教三藏十二部教,最初都是暗诵于心的,即便是近代,背诵十三经甚至注疏,它们可以摆脱书本的控制。
又如《今文尚书》,毁于秦火之后,靠伏胜(或伏生)诵出而流传,伏胜就是所谓的“献”。
刘师培与黄侃的春秋公羊学:
刘师培肺病加剧,凄然地对黄侃说:
“吾家四世传经,不意及身而斩。
”黄侃安慰说:
“君今授业于此,勿虑无传人。
”刘说:
“诸生何足以当此?
”“然则谁足继君之志?
”“安得如吾子而授之?
”黄侃起身道:
“愿受教。
”第二天果真带着礼物前去拜师,扶服四拜,刘立而受之。
(黄焯《黄季刚先生年谱》)
刘师培(1884~1919),字申叔,号左盦,江苏仪征人。
1902年中举,1903年在上海结识章太炎、蔡元培等人,并改名光汉,参入反清宣传。
1917年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教授,讲授中古文学、“三礼”、《尚书》和训诂学,兼职北京大学附设国史编纂处。
1919年1月,与黄侃、朱希祖、马叙伦、梁漱溟等成立“国故月刊社”,成为国粹派。
1919年病逝于北京,年仅36岁。
其主要著作由南桂馨、钱玄同等搜集整理,计74种,称《刘申叔先生遗书》。
其中关于论群经及小学者22种,论学术及文辞者13种,群书校释24种。
黄侃(1886-1935)著名语言文字学家。
初名乔鼐,后更名乔馨,最后改为侃,字季刚,又字季子,晚年自号量守居士,湖北省蕲春县人。
1905年留学日本,在东京师事章太炎,受小学、经学,为章氏门下大弟子。
孔子时代授学,学生手执白木简做笔记。
然而口耳传诵容易致讹:
《付法藏因缘传》记载法句偈:
“若人生百岁,不解水老鹤(生灭法);
不如生一日,而能得见之。
阿难Ananda
佛经的四次结集
佛灭度后,诸弟子为恐异说邪见渗入佛法故,为恐三藏教义日久散失故,乃有结集之举。
其仪式略如今时之开会,先聚集众比丘,依戒律法,组织一会,会中选出一人,使登高座,述佛所说,大众无异议,即算是全体通过,公认为与当时佛说相符,书之于贝叶,成为正式典籍。
今日所流传的经律,皆经集而来,故大藏所不录者,悉系后人伪造,不宜信从。
结集三藏,本来只应有一次,然因历时既久,邪说暂兴,影响教理。
由是在佛灭后四百年中,乃有六次结集,兹分述之于后:
第一次结集:
于佛陀(BC565-BC486)入灭之年,在阿阇世王之保护下,五百阿罗汉会聚于摩揭陀国王舍城郊外之七叶窟中,以摩诃迦叶为上首,举行第一次结集,故称为五百结集、五百集法、五百出。
此次结集,据五分律卷三十、摩诃僧祇律卷三十二等载,系由阿难诵经(修多罗或法藏)、优婆离诵律(毗尼藏),再由诸长老将所诵出之经、律检讨修订,编辑而成。
此一说法,为史学界所普遍认为较可信者。
此外,另有以下诸种说法:
(一)结集经、律、论三藏。
依四分律卷五十四、十诵律卷六十、大智度论卷二等所举,阿难诵经、论(阿毗昙藏)、优婆离诵律。
又付法藏因缘传卷一谓阿难诵经、优婆离诵律、迦叶诵论。
然据迦叶结经、撰集三藏及杂藏传等书所举,则称三藏皆由阿难诵出。
(二)结集经、律、论、杂集、禁咒五藏。
据大唐西域记卷九、部执异论疏等载,迦叶召集五百阿罗汉举行第一次结集之时,尚有数百千人以婆师婆为首,而另行结集五藏,称为窟外结集、大众部结集,以别于迦叶之窟内结集、上座部结集。
然学者之间对此说之看法不一,或谓此说恐系诸部分裂之后,上座部之徒所虚构之说法,而予以否定。
(三)大乘经结集。
据菩萨处胎经卷七出经品所载,迦叶命阿难诵出菩萨、声闻、戒律诸藏,共集出八藏,即:
胎化藏、中阴藏、摩诃衍方等藏、戒律藏、十住菩萨藏、杂藏、金刚藏、佛藏。
此外,据大智度论卷一○○、金刚仙论卷一等载,迦叶于耆阇崛山结集小乘三藏之同时,文殊、弥勒等于铁围山,与阿难共同结集大乘经典,此称铁围山大乘结集。
然此说疑系大乘佛教兴起后之传说。
第二次结集:
于佛陀入灭后一百年左右,印度东部跋耆族比丘对戒律发生异议,提出十条戒律新主张。
为此,七百比丘会于毗舍离城,以耶舍为上首,举行第二次结集,称为七百结集、七百集法、第二集法藏、第二集。
此次结集以律藏为主,订定跋耆族比丘所行之十事为非法。
第三次结集:
于佛陀入灭后二百三十六年,在阿育王之护持下,一千比丘会于摩揭陀国华氏城,以目犍连子帝须为上首,举行第三次结集。
此次结集以经、律、论三藏为主。
目犍连子帝须并自撰‘论事’,对当时外道之各种异议邪说加以批驳;
结集后,选派一批比丘至恒河流域以外之地区,及印度境外弘布佛教。
第一、二次结集之说,北方与南方佛教皆有流传,第三次结集之说则只流传于南方。
第四次结集:
有北传、南传二说。
(一)北传佛教有二种记载:
(1)据婆薮槃豆法师传载,佛陀入灭后五百年,说一切有部僧迦旃延子往印度西北之罽宾国,召集五百阿罗汉及五百菩萨进行结集,马鸣菩萨笔之为文,撰成说一切有部阿毗达磨毗婆沙(即大毗婆沙论)百万颂。
(2)依大唐西域记卷三所载,佛陀入灭后四百年,于迦腻色迦王(梵Kanis!
ka)护持之下,以胁尊者(梵Pa^rs/va)、世友(梵Vasumitra)为上首,聚集迦湿弥罗国(梵Kas/mir,即罽宾)之比丘五百人造论解释三藏,先作邬波第铄论十万颂,解释素呾缆(经)藏;
次造毗奈耶毗婆沙论十万颂,解释毗奈耶(律)藏;
后作阿毗达磨毗婆沙论十万颂,解释阿毗达磨(论)藏;
凡三十万颂、九百六十万言,迦腻色迦王以赤铜为鍱,镂写论文,石函缄封,建塔藏于其中。
此二说以后者较为可信。
但在南传佛教中被认为值得怀疑。
(二)南传上座部佛教据‘大史’等之记载,谓第四次结集系于锡兰国王婆他伽马尼(巴Vat!
t!
aga^man!
i)统治期间,于马特列村之阿卢迦洞(阿卢寺)举行,罗希多大上座主持,五百比丘参加。
会中诵上座部佛教三藏,修订三藏注释,重新安排经典次序,写成第一部巴利文三藏及僧伽罗文注释。
依南传《岛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