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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只见他平素藐视的新文学作家沈从文也在人流中，便顾不得自己气喘如牛，转身呵斥道：
“你跑什么跑？
我刘某人是在替庄子跑，我要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
你替谁跑？
”
刘文典多年潜心研究庄子，出版了十卷本《庄子补正》，陈寅恪为之作序，推崇备至。
曾有人向刘氏问起古今治庄子者的得失，他大发感慨，口出狂言道：
“在中国真正懂得《庄子》的，只有两个人。
一个是庄周，还有一个就是刘某人。
活学活用
时人谓刘文典狂，其实没有厚实的成就，再狂也只是无根浮萍，也不免流于洛下书生咏、魏市人石发式的东施效颦。
刘文典的“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便是其任性啸咏的浑厚底气，也恰恰是他狂的所在。
也恰如钱理群先生所言：
刘文典的“狂”是把自己这门学科看成“天下第一”，把自己在学科中的地位看得很重：
我不在，这门学科就没了！
这种“舍我其谁”的狂傲，其实是显示了学术的使命感、责任感和自觉的学术承担意识。
什么叫“为学术而学术”？
像这样的以生命承担的学术，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为学术而学术”！
这样的有承担的学者，自有一种精神，这就是独立精神、自由精神与创造精神。
【适用话题】学术与生命；
我为学术“狂”；
担当的分量；
轻薄与厚重……
2．“择时讲月赋”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开设《庄子》、《文选》等课程，他讲课不拘常规，常常乘兴随意，别开生面。
有一学期，刘文典开《文选》课。
上课前，先由校役提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就一边吸着旱烟，一边解说文章精义，下课铃响也不理会。
有时他是下午课，一高兴讲到5点多钟，才勉强结束。
有一次，他却只上了半小时的课，就忽然宣布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继续上课。
原来，那天是农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一篇。
届时，在校园里摆下一圈座位，刘文典坐在中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其《月赋》，“俨如《世说新语》中的魏晋人物。
西南联大存于战火纷飞之际，刘文典等学者们身处逆境，然弦歌不断，风雅不减。
梅贻琦说：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观刘文典的月下课堂，便知大师的课堂为何风貌。
不由地想起孔子与弟子的那幅春归图：
“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刘文典用他的浪漫情怀，用他对学术的痴情，为他的学生们在那段艰难岁月里营造诗意的课堂，怎能不说是千古绝唱！
【适用话题】大师的课堂；
真名士自风流；
随性与本性；
特立独行……
3.“大学不是衙门”
1928年，蒋介石掌握大权不久，想提高自己的声望，曾多次表示要到刘文典主持校务的安徽大学去视察，但刘文典拒绝其到校“训话”。
后来，蒋虽如愿以偿，可是在他视察时，校园到处冷冷清清，并没有领袖所希望的那种隆重而热烈的欢迎场面。
一切皆因为刘文典冷冷掷出的一句话：
“大学不是衙门。
后来安徽发生学潮，蒋介石召见刘文典。
之前刘氏曾有豪言：
“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手而去。
蒋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
”见面时，刘称蒋为“先生”而不称“主席”，扫了蒋的颜面。
蒋介石寒着脸要刘文典交出学生领袖名单，必须对罢课分子严惩不贷。
刘文典根本不买账：
“我不知道谁是共产党。
你是总司令，就应该带好你的兵。
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来管。
”蒋恼怒不已，当众拍桌，声色俱厉地大骂：
“你是学阀！
”刘文典戟指回击：
“你是新军阀！
”蒋介石岂容手握笔杆子的文弱书生挑衅他的戎威？
盛怒之下，不仅掴了刘文典两记耳光，还以“治学不严”罪名将刘当场羁押，说要枪毙。
后来多亏蔡元培等人说情，关了一个月才获释。
痛斥蒋介石，刘文典一骂成名，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中国文人的那种藐视权贵的狂气和坚持人格独立的硬气，这种“狂”其实是一种气节。
五千年的文化传承，对于中国文人而言，贵在“气节”二字。
【适用话题】贵在气节；
独立的精神；
人格与尊严……
【评价】：
1、刘文典晚年说过一句自我评价的话：
“我最大的缺点就是骄傲自大，但是并不是在任何人面前都骄傲自大。
2、他不仅仅是一位狂士，还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学者；
他不仅是一位精通古代典籍的学者，还曾一度是一位革命家。
胡适——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宁鸣而生,不默而死
胡适被称为“胡博士”，他一生共获得35个荣誉博士头衔，中外罕见。
胡适先生的一生用他自己的话可以做一总结：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认真做事，严肃做人。
”蒋介石评价胡适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这是颇值得玩味的。
胡适先生著述丰厚，在哲学、文化研究成果方面值得后人研究、借鉴的东西很多，他的墓志铭由台湾著名学者毛子水撰文，具体如下：
“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殚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
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2010年，在北大中文系百年系庆之际，北大设立了“胡适人文讲座”，以此欢迎胡适先生“回家”，但是，以胡适名义冠名的讲座，能在多大程度上承续他的人文情怀，传播他的自由理念，并契合时代精神，从而真正请回胡适一代人所代表的精神、气质和操守，尚需观察。
多维解读
1.宽容的价值
胡适代表的正是“五四”海纳百川、兼容并包且带有一点儿浪漫色彩的人文精神，足见在思想世界中，自由、人权、民主这些概念是不分地域的；
在人性的领域中，宽容和尊重这些价值也是穿越时空的，它们共同促成了人与人之间相互信赖、帮助和感念，从而设定了人类文明的高度道德规范。
2.有人味的社会
“只有自由民主才能造就有人味的社会”是胡适一生的民主诉求，也是“美丽中国”应有的人文内涵。
法国哲人伏尔泰说得最好，“你说的话，我一个字也不赞成，但是我要拼命力争你有说这话的权利。
”这是多么有人味的容忍态度！
自己要争自由，同时还得承认别人也应该享受同等的自由，这便是容忍。
容忍，既是个人品德，也是政治德行。
人与人之间的宽容，是有人味的体现；
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宽容，则是社会文明的标志。
胡适的时代已远，胡适的墓木已拱，但自由、民主与科学这些理想的内涵意义与落实途径，始终有待思索实践。
【适用话题】
宽容、自由、回归、别样的辉煌、有人味的社会…
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
胡适把自由看得和空气一样重要。
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就发表文章，阐述个人独立自由与国家独立自由的关系。
他对青年人说：
“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
’我却要对你们说：
‘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个人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国格！
’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独立精神，理性思考，是胡适贯穿一生的不懈追求。
可以说，没有这种精神，就没有独立知识分子的思维，而有无独立知识分子的思维，正是判定公共知识分子与犬儒的重要标准。
胡适批判国民党的言论，官方媒体是不可能给他刊登的，好在那个时代允许民间办报纸出杂志。
胡适和他的同仁们就自办杂志，抨击时弊。
1928年，胡适与徐志摩、梁实秋、闻一多、丁西林等人创办《新月》月刊，关注时局与现实，用政治舆论来监督规范执政党，探求民主宪政之路，抨击国民党专制统治，宣传民主宪政，直到1933年被国民党政府查封为止。
1932年5月创办《独立评论》，继承《新月》的遗风，站在独立的政治立场，以民主宪政和自由人权为价值取向，反对独裁专制和文化复古主义，胡适发表了大量文章宣传民主自由的理念，捍卫言论自由的权利。
他认为：
“我的主张不过是我个人思考的结果；
我要别人平心考虑我思考的结果，我也应该平心考虑别人思考的结果。
我的思想有被接受的期望，别人的思想也都可以有被接受的期望。
最好的方法是承认人人各有提出他自己的思想信仰的自由权利；
承认人人各有权利期望他的思想信仰逐渐由一二人或少数人的思想信仰变成多数人的思想信仰。
只要是用公心思考的结果，都是值得公开讨论的”。
发刊词称：
我们叫这刊物做‘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
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个人思考的结果：
“这是独立的精神”。
这段话可以说是胡适作为独立知识分子和人权卫士的宣言。
期间，胡适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就民主与独裁问题上展开论争。
胡适认为，作为知识分子，就要肩负使命，体现对民众的人文关怀，成为民众的代言人。
胡适在总结这段笔墨生涯是回忆说：
“在变态的社会之中，没有可以代表民意的正式机关，那个时代干预政治主持正义的责任必定落在知识阶级的肩膀上”。
胡适走的正是这样一条路，通过发表政论文章或办政论刊物，来表示“对天下的关怀和承担”，并试图在“党派”之外形成自己的政治力量，从而进入政治权力的中心，利用权力来最终实现自己的理想，以理想的实现，最终完成自我实现，“尽一个合格的知识分子对社会应尽的责任”。
什么是独立知识分子的思维？
独立、理性、责任、正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个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也是独立知识分子的思维和行为特点。
维护宪法，保障人权
胡适以自由学者的身份与国民党抗争了一辈子，直到去世。
胡适重视人权，追求人权，为台湾带来人权的理念，作为学者，他一生当中最重要工作就是维护宪法所保障的人权。
可以说，今日台湾的民主与胡适等一大批人权斗士长期艰苦卓绝的奋斗分不开的。
国民党虽然在1949年制定了一部宪法，但从来就没有真正执行过，事实上，从蒋介石实施戒严开始到蒋经国时代，国民党始终处于违宪状态，公民的政治权利基本被剥夺，制造了大量的政治性冤案，这也是国民党在上个世纪末被台湾人民唾弃的重要原因。
这个非常时期，胡适坚持学术中立，痛批国民党违宪，反对蒋介石违反宪法连任总统。
1952年，胡适应邀回台湾讲学，蒋经国到机场迎接。
胡适走下飞机交流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台湾的人权。
胡适坦言“台湾没有言论自由”。
他说：
“民主社会中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言论自由。
”他希望“在朝的要培养鼓励合法的反对；
在野的应该努力自己担负起这个责任，为国家做诤臣，为政府做诤友。
有这种精神才可以养成民主自由的风气和习惯。
”“民主政治最要紧的基础，就是建立合法地批评政府，合法地反对政府，合法地制裁政府的机制。
”他认为言论自由是需要争取的，要把自由看得和空气一样重要。
政府承认新闻独立是获得舆论支持的必由之路；
报人说老实话，说公平话，不发表不负责任的高谈阔论，是争取言论自由的主要秘诀。
这些意见相当尖锐，但蒋介石仍然能够接受。
蒋曾向他保证，“今后政府将实施更多的民主措施，人民将获得更多的自由。
1956年9月，蒋介石在自己70岁生日之前，向社会各界抛出一份《婉辞》，希望社会各界“对中正个人平日言行与生活及个性等各种缺点，作具体的指点与指正”。
胡适遂在台湾中央日报社的邀请下，赶写了《述艾森豪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一文，一式两份，除了寄给中央日报，还寄给了《自由中国》。
在文章中，胡适借美国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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