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乡土小说与农村题材小说的不同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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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知识分子中，“提倡学习西洋文明，并希望能依科学和民主观点来对中国传统重新估价，以建设一个新中国”⑴的热情普遍蔓延，彻底改造中国社会的呼声也日益高涨。

面对思想观念上的陈规陋习和诸多社会的、人生的问题，一批文学青年有无数的“为什么”要寻求表达。

他们在忧患中饱含着探索的热情，并希望在这些问题的哲理探索过程中能找到解决问题的钥匙。

在《新青年》和文学研究会倡导的“为人生”的文学主张影响下，“问题小说”一时蔚为风气，反映出此一时期知识青年、文艺青年现代意识的觉醒。

鲁迅、罗家伦、叶绍钧、汪敬熙、杨振声、冰心、胡适、王统照、庐隐、许地山等，都写过此类小说。

如鲁迅的名篇《狂人日记》和《药》，就提出了家族制度和封建礼教“吃人”及“改造国民性”、启发人民觉悟的重大问题。

但作为“新文学运动初年的产物，它看重思想，较多地从思想观念出发，除了少数优秀的作品外，多数作品存在着‘思想大于形象’这一类毛病，尚未摆脱实践‘为人生’的主张时那种幼稚而有点蒙昧的状态，多少带有梁启超把小说当作工具的味道”。

⑵因此，随着“五四”潮的消退，“问题小说”也很快失去了轰动效应。

本来，这批有志于改造中国社会的青年作家中就有不少人是从乡村中走出来的，那里有他们难以割舍的故土之情，孕育了他们生活感情的根。

现在漂泊于大城市，他们既受到了先进文化之风的熏陶，开阔了精神视野，也经历了情感的失落和理想的幻灭，心头难免弥漫着一种感伤的怀乡情绪。

当他们从理性的狂热中降温，重新回到对生活的真实感受和对现实的客观描写上来后，就更加清晰地意识到，中国社会最广大、最基础的部分正是乡村，那里才是他们真正了解和熟悉的地方，有着深厚的情感积累、散发着浓郁的泥土气息。

于是，“乡土小说”就很自然地诞生了。

一、乡土小说与农村题材小说的不同表现为地理距离和心理距离的远与近

鲁迅作为乡土小说的倡导者和开先河的作家，写了如《风波》、《阿Ｑ正传》、《社戏》、《故乡》等一系列乡土小说。

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很多作家写自己的故乡，写故乡的农村生活，形成了中国现代小说史上一个引人注目的小说群。

鲁迅也是最早点明乡土小说特性的人。

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

小说二集·

序》⑶中，转引蹇先艾在其小说集《朝雾》中的自我介绍文字：

“我……从老远的贵州跑到北京来，灰沙之中彷徨了也快七年，时间不能说不长……”，“每一回忆，终不免有点凄寥撞击心头”；

是在有所失落的心境和“空虚与寂寞”中写作，“借以纪念从此阔别的可爱的童年……”鲁迅说蹇先艾的作品里能读出“他心曲的哀愁”。

并进而指出：

“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

”鲁迅又补充说，“侨寓的只是作者自己，却不是这作者所写的文章。

因此也只见隐现着乡愁，很难有异域情调来开拓读者的心胸，或者眩耀他的眼界。

”

鲁迅这些话的意思，是想说明，乡土小说，是受城市文明的吸引而长时间远离故土、漂泊于城市又难以完全融入侨寓地之精神生活的游子以乡村回忆作题材写就的。

由于是“侨寓文学”，所以必取城市文化视角；

由于所写的生活触动了作者最熟悉、最令其动情的深层记忆，是作者的情感复归之旅、精神还乡之旅，所以又并不像一般侨寓异地的人写文章那样，会以展示异域情调来取悦读者或唤起读者如观光客似的新奇感，而是“隐现着”漂泊在外的游子对故乡的的眷恋与焦虑的“乡愁”。

在谈到许钦文的短篇小说集《故乡》时，鲁迅特别点明作者是“已被故乡所放逐，生活驱逐他到异地去了，他只好回忆‘父亲的花园’，而且是已不存在的花园，因为回忆故乡的已不存在的事物，是比明明存在，而只有自己不能接近的事物较为舒适，也更能自慰的”。

这仿佛也是鲁迅的夫子自道。

他的同名小说《故乡》，也是对已经不复存在的情感“花园”的回忆。

就是说，乡土小说描写的是曾给予作者最鲜活生动的情感记忆，而这些事物如今已经逝去或正在无可挽回地濒临消失。

由于回忆的抒写与被描写的对象之间保持了距离，就有一种冷静的深刻孕育其中。

人在他乡，情系故乡，用了真情实感来描写心中的故乡，把情感上的不舍和理智上无可奈何的清醒揉合在一起，使作品的调子蕴含着一种悲愤和绝望的美学力量，以寄托那颗实际上已无可归依的心，给予读者以强力的撼动。

长期的远离和城市文化的视角，体现的是地理距离和心理距离的“远”；

这后一种距离更值得注意，往往含着错杂的情感内容：

“其中有怨恨、有眷恋、有冲突、有隔膜。

没有这种距离，或许对故乡也不可能产生新的感情和认识。

”⑷

总之，乡土小说，产生于远离故乡的空间距离和心理距离，是作者生活在别处而心仍有所系的产物。

无论是乡愁中那批判眼光的审视，还是审美观照中的诗意，都依赖于这两种距离；

前者如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

小说二集导言》⑸中谈及蹇先艾的作品《水葬》时所说，《水葬》“对我们‘展示了老远的贵州’的乡间习俗的冷酷，和出于这冷酷中的母性之爱的伟大，——贵州很远，但大家的情境是一样的。

”后者如沈从文对湘西沅水流域自然风貌、生活习俗以及为这一方山水所陶冶的人们的精神面貌的田园牧歌式的描写。

而农村题材小说，基本上是一个伴随着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进程而来的概念，是在一大批作家自觉地接受政治意识形态所倡导的社会历史发展观和思想信仰来表现合乎其乌托邦想象图景的农村变革的。

它主要涵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文革前的１７年并兼及粉碎“四人帮”后至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期这一时间段。

在前一时间段——１７年时期的作品中，农村题材小说“描写了农民从个体私有制向集体公有制转变的全过程，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到一大批作家对农民的历史道路的探索所作的努力”。

⑹在后一时段的作品中，农村题材小说则主要反映了拨乱反正时期、以落实土地承包责任制开始的理想化的农村变革图景。

之所以说农村题材小说不能与乡土小说等量齐观，是因为其主题基调是近距离地描写现实的重大题材的，是“站在影响社会历史发展的政治运动的立场上观照农民、描写农民、要求农民”的，是“为了指导农村工作而从事文学创作，在创作时关注农村社区的重大社会矛盾，旗帜鲜明地阐释作家的政治评价和道德倾向”的。

⑺因此，尽可能地拉近甚至消弭掉作者与所描写的生活之间的地理距离和心理距离就势所必然了。

有人在论及五十至七十年代“农村题材”长篇小说时指出，当时令意识形态批评不满意的是，在《山乡巨变》一类作品中，农业合作化运动只是自上而下、自外而内地给带进乡村的，是由党的形象作为“外来者”的进入来植入并完成的，而不是“这些经历过土地改革的风暴和受到过党的教育和启发的庄稼人从无数痛苦的教训中必然得出的结论和坚决要走的道路”。

这实际上是要农村题材小说“在展现历史发展过程中凸显出作为行动者的农民自觉的选择”，通过描写农村基本群众对农业合作化如饥似渴的要求来体现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以期来附和是农民自发地选择了合作化的历史进程这一“建构和证明现实秩序的合法性”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

用“人民的选择”当然更能有效地证明历史和现实存在的法理依据。

柳青对此心领神会，在《创业史》中创造了本人就是土生土长的农民又身兼党员身份的“社会主义新人”梁生宝这一代表“整个国家的形象”，“完成了意识形态对新中国文学长久的期盼”，也使以合作化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写作模式得以成型。

⑻孙犁也认为，“真正能反映社会主义改造下的农村生活斗争和变化的伟大作品，只有求诸认真的、长期的、在农村工作的同志”。

⑼这也就是后来被广为提倡的作者以下乡蹲点、“深入生活”、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体验方式来求得地理距离和心理距离的消除的创作态度和立场。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从乡村生活中发掘出“符合”时代要求的东西。

从上世纪７０年代后期延续至８０年代中期的农村题材小说，仍可视为１７年时期农村题材小说的回声，它仍然是反映一种意识形态观念理解中的农村社会变革的，是为其现代化想象张目的。

段崇轩在论及这一时段的农村题材小说时虽一并将之视为“乡村小说”，但所论及的特点恰好非农村题材小说莫属：

它们“同农村改革同步前行，及时地表现变革运动的矛盾和走向，刻画了走向觉醒和自主的农民形象。

”这正好说明了农村题材小说“同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

⑽可见，这一时段的农村题材小说创作，走的仍然是尽量缩小空间和心理距离、为改革的“主旋律”服务、并与国家政治生活中意识形态的乐观展望保持同步的路子。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农村被日益卷入整个市场经济体系。

在现代工业文明对古老的农业文明的强势冲击下，“农村成了城镇工业的原料供应地和成品倾销地，土地的重要性遭到质疑。

……做着发财美梦的新一代农民开始逃离村庄，土地意识在淡化，乡村情感越来越稀薄。

”⑾在这种背景下，经典意义上的农村题材小说已无用武之地，取而代之的是乡土小说的再次复兴。

此时的乡土小说作家们，面临的仍是发源于五四时期的乡土小说家大致相同的困境，只不过这困境比那时的更为深重罢了。

现代工业文明的大趋势对传统农业文明的冲击，不仅推动了农村的现代化转型，也带来了人心的变动。

“在全球化语境甚嚣尘上的９０年代，面对铺天盖地的外来文化，面对都市日益膨胀的物质文明和自我精神的逐渐丧失，栖居城市的乡村作家陷入了双重困境：

一方面，他们对乡村的风俗传统和农民的处世心态有着骨子里的理解与认同，并试图以世界性的眼光来谋求一种有效的阐释途径，摇摆于传统与现代的两端。

另一方面，现代工业文明带来的人性异化与自然环境的被破坏，使现代都市神话在民间温情的观照下暴露出狰狞的面目，感伤的怀旧情绪普遍萌生，作家们再次把目光投向‘野地’，力图营造一个精神的家园。

”⑿只可惜，“在通往现代化的路途之中，乡村社会完全处于劣势和被动的地位。

为作为现代化代表的城市的繁荣，乡村社会贡献了自己最优秀的智力支援，最强壮的劳动力，甚至包括青春也献给了城市的享乐。

他们获得了什么？

他们获得的只是生存与温饱之间的挣扎。

在与城市现代化被动接轨的过程中，乡村不可避免地边缘化。

”不仅是经济发展的边缘化，还导致了乡村文化的边缘化。

“乡村文化秩序处于迅速瓦解之中，更为关键的是乡村文化价值体系的解体，利益的驱动几乎淹没一切传统乡村社会文化价值，而成为乡村社会的最高主宰。

”传统乡村文化及生活方式——那曾影响过乡村小说家童年的故乡独特的自然生态景观、村民们自然的劳作与生存方式、在相对稳定的乡村生活之间不断孕育和传递的民间故事以及文化与情感的交流融合，已正在消失或已经消失。

⒀

由于侨寓城市并以城市文化视角看乡村而造成的空间和心理距离的“远”，再一次成为了乡土小说审美观照方式上的特点。

作家笔下的乡村要么是危机四伏的，充满了莫名的躁动：

人们目光短浅，只关注眼前的那点点经济效益；

乡村的自然风貌和乡村的文化价值正在解体。

要么是由于心理和情感的因素，乡村在回忆中幻化出至善纯美的一面。

作为精神还乡之旅，乡村的现实与乡土小说家情感中的深层记忆有着不小的距离，有的还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就使乡土小说家对乡村的叙述充满了仁慈和悲悯。

在刘醒龙的《分享艰难》中，原本熟悉的乡村已呈现为一种古怪陌生的情状：

“炎夏的午后乡村，比半夜还宁静，半夜里可以听见星星在微风中唱歌，可以听见悠远的历史，在用动人和吓人的两种语调，交叉着或者混杂着讲述着一代代人的过去故事。

骄阳之下，淳厚的乡土在沉默中进行一种积蓄。

”——谁来守护乡村的精神？

关仁山的《九月还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