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爱的教育家徐特立Word文档格式.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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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1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部代部长，兼任苏维埃大学副校长。

1934年他以57岁的高龄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表现了老英雄的大无畏的革命气魄。

新中国建立后，1949年10月－1954年9月，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

他以古稀之龄朝气蓬勃地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中，致力于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

党中央曾评价他“对自己是学而不厌”，“对别人诲人不倦”，“中国杰出的革命教育家”。

毛泽东称赞他是“坚强的老战士”，“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

刘少奇称赞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

周恩来称赞他是“人民之光，我党之荣”。

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徐特立关注的第一件事，就是保持党的优良作风。

他认为自己作为一名老党员，一名党的高级干部，应该时刻不忘保持党的优良作风，特别是保持“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的工作作风。

他关注的第二件事就是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他孜孜不倦地从事学术研究，发表了很多精辟的见解及深刻的论述，这些文章大都收集在《徐特立教育文集》和《徐特立文集》中。

二、徐特立的教育思想

徐特立是我国近现代教育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他从事教育和革命长达七十多年，培育了大量优秀人才。

1940年至1942年任北京理工大学前身——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开创了中国共产党培养科技人才的先河。

毛泽东称赞他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

徐特立从1895年开始从事乡村教育，他从私塾、小学、中学、师范教育到高等教育，不断地改革旧教育，创造新教育，特别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更是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创了新民主主义教育。

他为人民教育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在基础教育方面，徐特立提出“以民教民”“互教互学”的群众路线教学法，使苏区的扫盲运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在陕北根据地，徐特立创立文盲师范，开展冬学运动，进行着埃德加•斯诺所说的“西方的教育家谁都会感到气馁的”世界上最艰难的教育事业。

他殚精竭虑，使陕北地区落后不堪的教育状况逐渐发生了转变。

在高等教育方面，徐特立高屋建瓴办好延安自然科学院，使其成为培养“革命通人、业务专家”的摇篮。

为革命事业和后来的国家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以后虽几经辗转变迁，北京理工大学始终以老院长徐特立教育思想为指引，并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大学文化——延安精神，培养了大批“红色国防工程师”以及科技、管理优秀人才，成为工理管文相结合的全国知名的重点大学，在中国共产党高等教育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徐特立在苏区和陕甘宁边区丰富的群众教育实践基础上，提出了“以群众为学生，且以群众为教师”的教育思想。

他认为，教育产生于人类最初的生产工具制作传承活动中，如果没有教育传承活动，人类文明的延续是难以想象或难以为继的，而教育的这种作用，是通过人民群众——一切劳动者的劳心与劳力并重实现的。

他于1940年创造性地提出了“群众本位”的教育思想，指出近代教育“否定了封建的教师本位、教科书本位及注入式……，转变到学生本位及生活本位主义，但还没有进到群众本位”。

新民主主义教育“是为人民服务的”，人民群众以他们的劳动创造了教育，教育属于人民群众，这是“群众本位”思想的早期概述，以后经过十年的研究和实践，徐特立建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群众本位”的教育科学思想体系，包括创造性人才培养观、身教主义等。

当前我们正在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依靠人民群众，为了人民群众办教育。

在办学中，把育人为本作为教育工作的根本要求，依靠广大教师，注重学生发展，这正是徐特立“群众本位”思想在当代的价值。

徐特立领导延安自然科学院把中央“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的精神与群众性大生产运动相结合，并创造性地提出了教育、科研、经济“三位一体”的教育发展方式。

他撰文指出：

“科学教育与科学研究机关以方法和干部供给经济建设机关，而经济建设机关应该以物质供给研究和教育机关，‘三位一体’才是科学正常发育的园地。

”他认为：

“一切科学都是建筑在产业发展的基础上的，科学替生产服务，同时又帮助了科学正常的发展，技术直接的和生产联系起来，技术才会有社会内容，才会成为生产方法和生产方式的一部分”。

“经济是社会的基础”，科学“是国力的灵魂，同时又是社会发展的标志”，“教育是社会的中心、生产的中心”。

徐特立在20世纪40年代成为“教育具有生产性”认识的先驱。

20世纪60年代以后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以及近2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产、学、研结合发展的事实雄辩地印证了徐特立“三位一体”科学发展观的深远意义。

其中四点特别给我们以启示：

行动上忠诚于党的事业、热爱党的教育事业、献身党的教育事业。

徐特立从青年时代起就主张平民教育，主张为劳动人民办学。

投身中国革命后，从倡导平民教育转为无产阶级教育，在苏区、陕北从事最艰难的教育事业。

他对人民教育事业抱有最深厚的感情、最真挚的热爱，最具人类文明的仁者爱人之大爱精神。

贯彻群众本位的教育实践。

徐特立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把工农劳苦大众及其子女作为受教育对象的人民教育家，他以实际行动推进“群众本位”理论发展，开展平民、女子、孤儿、士兵、干部教育，奠定了以人为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基础。

身教重于言教的品德。

徐特立对自己学而不厌，对别人诲人不倦，言传身教，以身作则。

他破产读书，自学成才，循循善诱育学生，步行长征两万里，作为毛泽东终身之师“师毛”，是革命党人和全体人民的模范。

与时俱进，探索教育科学的精神。

他主持了近代中国第一次教育方针大讨论，探讨党与非党、博与专、理论与实践结合等问题，为建国初期及上世纪50年代开展的教育方针讨论奠定了基础。

他强调对学生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具体全面地科学分析，强调教育首先要塑造人，教育要着重培养人的创造思维和创造力，解决了社会主义教育理论的诸多基本问题。

三、对徐特立教育思想的评析

（一）、环境教育与教育改造环境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

“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产物,———这种学说忘记了:

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

……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这是对旧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批判,也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观的阐述。

徐特立同志认为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在教育过程中,特别是在儿童成长过程中有重要的教育作用。

他经常以“孟母择邻”和“一傅众咻”的故事说明环境对人的成长、变化有很大的影响。

在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教育作用中,徐老强调社会环境是主要的,因为人是社会关系的产物。

当时的老根据地或解放区是新中国的雏形,那里的政治是新的政治,经济是新的经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完全是同志式的亲密关系,而不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

从白区来到老根据地或解放区的青年,一接触到这些社会环境,就受到极大的教育。

新的环境启迪了人们的革命思想。

徐老经常讲这样的话,我们要培养青年积极向上的革命精神,首先要把革命根据地建设成为全中国的模范,使整个根据地都成为教育儿童和青年的活的教材。

在强调环境对人的成长发展的教育作用时,徐老还认为,外界环境是通过人的主观因素的内因起作用的。

正确认识和处理好这些辩证关系,才会收到更好的效果。

同时,徐特立同志又特别强调教育对于改造环境的巨大能动作用。

他在一生的教育活动中,无论是处于反动阶级的的统治下,或者是处于残酷的战争环境中,条件是非常困难的,他都为民族和人民的解放积极地充分地发挥了教育的动员作用。

在中央苏区时期,他努力开展扫盲运动,不仅为了提高群众的文化,也是和动员群众积极参加各项的斗争联系在一起的。

在抗日战争中,他说:

“在学习人类历史知识遗产的口号之下,还应该发扬我们自己的优良传统,即创造性、斗争性、科学性,这是我们学习的作风。

我们所以能了解战斗情况,把握正确政策,而不是依靠旧有的一般的教育制度。

在这一方面我们是落后的,但学习的作风我们是先进的。

我们所以能支持五年抗战,也是持有这一优良的教育与学习武器。

”总之,徐特立同志一向是把教育看作争取斗争胜利、改造环境和改造教育者的一种巨大推动力,因而毕生付诸实践。

（二）认识过程与教学过程

认识过程与教学过程有其一致性,又有其区别性,无论是忽视它的一致性,还是忽视它的区别性都要违背教学规律,影响教学效果的。

认识过程是从个别到一般,又从一般到个别的不断深入事物本质的过程。

列宁说:

“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的途径。

”无论是成人、青年或儿童到一个工厂、农村、商店总是先接触到那里的个别事物,然后才可能对那个工厂、农村、商店有一个总体的认识。

正如鲁迅所说的:

我们到动物园里看狮虎,怎么看?

我们总是站在铁栅栏外面细细观赏,由栅栏中的片断情况推想出它们在深山老林中的全部生活。

人们的知识是从感性到理性,从具体到抽象,书本的知识大都是前人从经验中概括出来的。

学校的教学主要是学习前人的经验,也就是书本的知识。

一个人知识丰富的程度,是和他接受前人的经验多少成正比的,也就是和读书多少成正比的。

书本的知识都是从实践经验和感性实在中概括出来的,学校的教学要尽可能从感性材料中来理解理性知识。

正因为如此,要想收到好的教学效果,深刻领会书本的知识,就要利用一切形象化的东西,指导学生从事一切有益的实践活动。

徐特立同志根据这种正确的认识路线,创造和发挥了辩证唯物的教学理论,既反对形式主义的教育理论,又反对实用主义的教育理论。

我们知道,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有所谓现代教育派与传统教育派两大教育思潮的斗争。

现代教育派是以主观唯心主义为理论根据的实用主义,传统教育派是以客观唯心主义为理论根据的形式主义。

传统教育派提出了在教学过程中,区分书本知识学习的种种方法和阶段,并不懂得实践的作用,虽然也提出过“应用”等等,但都是在书本知识范围打圈子。

现代教育派虽然提出了实践的作用,但都是生活范围的实践,抹煞理论的重要指导作用。

只有在辩证唯物论认识论基础上才能真正克服这两种片面性,建立起真正科学的教学理论。

徐特立同志认为在教学过程中,书本知识与感性知识要随时活生生地结合起来。

从学习书本知识来说,不但要通读全书,领会整体,而且要教育学生善于抓住基本的东西,书本上的基本原则、原理和定义。

认为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都是科学理论知识的结晶,或集中表现,必须要求学生把这些东西背诵起来。

他说,自己曾经背通过列宁主义的定义,收益是非常之大的。

徐老根据自己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验,提出要采取两种学习方法,一种是熟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结论和公式,然后引向实际,和自己多年的斗争经验结合起来,进一步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领会和理解;

一种是对自己多年回答不了的社会问题和理论问题,再到马克思主义理论那里去找解答问题的方法,这样,就能做到理论与实际生动地结合起来。

徐老进一步发挥了直接生产取得的知识与学习书本取得的知识的辩证关系:

即从劳动中所得的知识,只是常识,所谓教与学,就是要把常识转化为初步的科学,即对于第一本质的认识、第一形态和第一运动的认识及不甚精确的数量认识,个别的分析与原始的综合都是必要的。

停止在原始的常识,就没有教学的意义了。

一跃跳到严密的科学,就会脱离学者的生活太远了,成为幻想,成为一种不能透过脑来分析、透过手来实现的科学。

那么,离开了学生活范围的科学,虽然客观上还是绝对的科学,而在学者主观上只感觉到是神秘了。

我们的口号是:

不害怕科学难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