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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场持久战，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休战，更不知什么时候可以翻过旧的一页打开新的一页，我们不得不对一些新老问题做进一步的思考。

1.以战止战，有理有利有节，从容应对

特朗普的谈判策略是所谓的“疯人战略”，极限恫吓，先是漫天要价，然后利用对手的心理弱点给予一点让步，以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结果。

美国政府在第一轮中美贸易谈判中提出的要求是一份无理的最后通牒，中国当然不能接受。

面对特朗普的挑战，中国没有退路，只能依照WTO规则进行报复。

其实，其他国家对美国也是这样做的。

贸易战是否会进一步升级，不在中国的控制范围内。

特朗普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中国的让步并不能保证特朗普不会得寸进尺。

中国应该坚持市场化地处理中美贸易的失衡，如降低关税、进一步开放中国的服务业市场（电信、医疗、教育和养老等服务业市场），特别是金融服务业；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

采用提供购物清单的方法达成妥协，是一种非市场的解决办法，对资源配置可能产生会消极影响。

有人主张在关税之外的其他领域、如投资领域，对美国进行报复。

我以为中国的报复是不得已的、被动的，不应该主动挑起在新领域的冲突。

在华美资企业的合法权利必须得到保护。

抛售美国国债也是一个坏主意，它对美国造成不了什么伤害，却可能把中国自己置于十分尴尬的境地。

美国每次公布加征关税清单时，都会用数月时间征求各方意见。

中国也应该这样做。

中国在表明一定会报复的立场之后，不必急于采取行动。

应该充分征求公众、特别是企业的意见。

中国不用急于确定报复清单，也没有必要急于实施报复计划。

美国的清单针对的是从中国产业政策、特别是从“中国制造2025”受益的产品。

中国的反制清单则主要针对美对华出口量较大的产品。

根据美国学者的研究，在被美国加征关税的500亿美元中国出口产品中，73%是供美国企业使用的中间产品和资本品，加征关税必然导致美国企业竞争力的下降。

而这些产品中的70%是在华外资企业生产的，加征关税必然导致这些企业包括美国企业利润的下降。

美国想通过对中国出口产品加征关税打痛中国，到头来，被打痛可能是美国自己。

鹿死谁手还未可知。

中国完全可以以从容不迫的态度应对中美贸易战。

此外，正如宁南山先生所分析的，中国是有能力对美国的高科技产业和汽车产业予以重击的。

我们可以引而不发，但要让特郎普明白：

如果他继续胡闹，中国必然会报复。

2.积极维护现存国际秩序

在二战后的几十年中，现存世界秩序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良好外部环境。

中国应该继续为维护现有国际秩序而努力。

具体说，中国应该继续维护以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国际贸易组织（WTO）为支柱的国际组织的权威。

国际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对比的变化，会导致对国际组织和国际行为准则进行调整的要求，但这种调整必须在现有国际法的框架下进行。

从法律地位上说，WTO是国际经贸领域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最重要的多边规则体系，其权威必须得到尊重。

WTO的缺陷应该通过新的谈判加以弥补，而不能在完成新一轮WTO谈判之前，用单边、双边甚至地区性的解决办法代替WTO的解决办法，否则，国际贸易将处于失序状态，危害世界经济发展甚至危害世界和平。

特朗普的单边主义正在遭到世界各国越来越多的反对，中国可以联合欧洲、日韩印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倡导恢复乌拉圭回合以来限于停顿状态WTO谈判。

应该看到，慑于美国的淫威，欧洲和日本也可能会首鼠两端，甚至帮助美国打击中国。

中美贸易争端是通过中美双边谈判解决，还是通过WTO磋商和争端解决机构（DSB）解决，是个值得认真考虑的重要问题。

中方采取了“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尽管中美双方进入了WTO争端解决程序，但主战场显然仍在北京和华盛顿。

实事求是地讲，日内瓦磋商的重要性无法同中美双边谈判的作用相比。

现在，中美之间的双边谈判已告失败，贸易战已经打响。

中美是否会重开谈判不得而知。

但是，中美贸易代表团进行的双边谈判，和通过WTO争端解决机制进行的谈判如何协调，如何让WTO争端解决机制在中美谈判中发挥作用，对于维护WTO的权威有着重要意义。

目前中美贸易战已经开打，肇事者无疑是美国。

美国对中国实施加征关税的措施，中国必须回击。

而且，面对类似的形势，其他国家（如加拿大）也已对美国进行了报复。

即便如此，在已经实施报复措施之后，中国应该坚持走完通过WTO争端解决机制解决中美贸易争端的全程。

对于这类法律问题，经济学家难以置喙，希望中国的国际贸易法专家能指点迷津。

3.坚持全方位的开放方针

尽管301调查报告的结论完全站不住脚，但中国对WTO承诺的履行也并非无可挑剔，301报告提出的问题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中国在消减关税等方面确实超额完成了2001年作出的WTO承诺。

但在贸易补贴方面，有些做法即便未违背WTO的文字规定，也与WTO的精神不符。

例如，由于各国税收制度不同，为了使出口商品在税率较低的海外市场免受不利影响，出口国可对出口商品实施退税。

WTO规则允许对出口商品实施退税，但是中国往往把改变退税率作为刺激出口的政策手段。

在这种情况下，退税政策就违背了WTO的初衷。

此外，在一些地区，有违WTO规则补贴出口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中国在根据WTO承诺开放金融服务业和加强保护知识产权方面，也有不小的改善空间。

例如，中国在2001年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WTO议定书》的附件9《中华人民共和国服务贸易具体承诺减让表》中承诺：

加入WTO后五年内，将取消外汇业务的“所有地域限制”；

“允许外国金融机构向所有中国客户提供服务；

取消限制所有权、经营及外国金融机构法律形式的任何非审慎性措施，包括关于内部分支机构和营业许可的措施”。

此外，中国还承诺在满足一定条件后，“外国金融机构可以在中国设立外国独资银行或外国独资财务公司”。

中国政府在2018年4月的博鳌亚洲论坛上提出进一步开放金融服务业，与中国当年的WTO承诺不无关系。

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中国也还有大量工作需要去做。

6月29日，国家发改委、商务部联合发布了《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大幅扩大服务业开放、基本放开制造业、放宽农业和能源资源领域准入。

相信这是有关部门在对国家经济安全做了充分考虑之后作出的、同中美贸易战进程无关的决定。

6月29日的“负面清单”招致了一些非议。

我以为，中国政府在公布重要的贸易和投资举措之前，应该举行更多、更广泛的公众听证会，听取公众、特别是有关企业的意见。

中国政府的一些举措恐怕还要有立法机构的批准。

在这方面，美国政府的许多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国家治理现代化：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出席参议院听证会

4.支持企业自主创新

301调查报告对中国的产业政策大加挞伐。

301调查报告认为，中国的目标是使自己在技术领域、特别是在先进技术领域，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上分别取得支配地位和领先地位。

为此，中国试图减少对外国技术的依赖、提升在价值链中的位置、实现从廉价生产者到全球科技创新大国的转变。

应该承认，301报告的上述概括是比较准确的。

中国目前的产业政策有两个关键环节：

⒈确定“战略性新兴产业”名录；

⒉政府为选定产业提供各种形式的帮助。

在确定目标之后，从政府角度来看，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支持企业实现上述产业或技术政策目标。

政府支持企业实现这些目标的措施和政策则包括补贴、税收优惠、政府采购、技术研发、奖励、标准法规的建设、体制机制创新等。

以光伏产业为例，最开始政府的支持包括：

对并网光伏发电项目按总投资的50%给予补助；

对于光伏发电关键技术产业化和基础能力建设项目，主要通过贴息和补助的方式给予支持。

政府对电动车产业的支持也是如此。

2015年，中央和地方为电动车产业提供了300多亿元的补贴，只要车辆达到规定的技术标准，除了中央财政补贴，一般还能享受与中央按1：

1发放的地方补贴。

据称，生产一辆纯电动客车，“国补”加上“地补”以及其他优惠政策，最高可以享受100万元补贴。

在光伏和电动车领域，政府通过补贴等形式予以支持是国际通行的惯例。

日本政府在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扶植新能源产业。

日本经济产业省在1993年实施“新阳光工程”，布局建立日本本土的太阳能光伏产业和太阳能市场。

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日本政府一方面通过政府资助推动太阳能电池制造技术研发，另一方面为光伏发电用户提供补贴。

德国则实施“固定上网电价”政策，电网公司必须全额收购光伏发电的上网电量。

对于电动车，日本政府为购车者提供补贴，补贴数量以不超过因购买电动车而多付出的购车款的50%为限。

欧洲国家则在对购买电动车实行扣税、免税的同时，作为一种逆向激励，对普通车辆加征碳税。

在比利时，购买电动车可得到最高达9190欧元的个人所得税抵扣。

我们的问题是：

⒈如何确定技术发展目标（不是给予优惠的产业目标）？

⒉政府应该在技术发展过程中起到何种作用？

对传统产业政策批评最多的是“挑选胜者”（pickingwinner）。

政府不如企业聪明，政府往往选错“潜力股”。

此话有道理。

但是：

⒈中国所提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目录是在广泛吸收企业、专家意见的基础上提出的；

⒉更重要的是，名录是指导性的而不是指令性的，企业大可以走自己的路。

政府对某种技术研发和产品市场的支持，是世界通行的做法。

特别是高技术产品研发的周期长、初始投入大，没有政府的支持很难成功。

因而，在这个问题上，301报告并未做更多的文章。

301报告对中国政府支持企业实现技术赶超的批评，主要集中在技术获取方式上。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对国内产品研发、生产、销售进行补贴是WTO所允许的，但这种补贴不能违反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的原则。

换言之，如果这种补贴给了中国企业就必须给在华外国企业。

值得注意的是，长期的补贴政策，导致光伏业产能过剩、劣质产品占据一定市场份额、滋生金融风险和地方政府寻租等问题。

2018年5月31日发布的“光伏新政”（《关于2018年光伏发电有关事项的通知》），大幅收缩有补贴的光伏新增装机总量，同时度电补贴每千瓦时下调5分钱，就是对过去政策的纠偏。

光伏和电动车的兴衰告诉我们，“产业”政策的失败，同地方政府过度介入和有关部门管理能力低下有关。

地方政府为出政绩盲目吸引光伏企业投资，是造成光伏行业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

许多汽车厂家大肆“骗补”，则同缺乏完善的监管措施有关。

骗补是刑事犯罪行为。

骗补大行其道，说明了企业家的堕落。

产业政策或“与技术相关”的产业政策能否成功，是以一系列制度条件为前提的。

应该承认，如果企业经济活动受到地方政府过多干预，如果没有风清气正的政治和文化生态，有产业政策或技术政策，可能真的还不如没有产业政策或技术政策。

301调查报告充分反映了美国朝野对中国向高技术领域进军的担忧与敌视。

在中美经济竞争中，美国的优势在高技术领域。

而中国也深知赶超美国的关键是高科技。

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在高科技领域，美国将尽一切可能通过各种办法保持对中国领先10年到20年的优势。

为了防止中国的技术赶超，美国“宁可自伤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