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投资学Word文件下载.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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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况

1979年8月,国务院提出“出国办企业”,从而拉开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序幕。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

“实施'

走出去’战略是对外开放新阶段的重大举措”,并进一步明确要求,要“通过市场和政策引导,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鼓励和支持有比较优势的各种所有制企业对外投资,带动商品和劳务出口,形成一批有实力的跨国企业和著名品牌”。

但是在现今经济全球化、国际化经营的大背景下,商业环境日趋复杂，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除了承担商业风险,还必然要面临和承担许多国外政治风险。

二、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特点

根据近几年商务部的相关统计和我国对外投资的发展趋势，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对外投资呈加快发展趋势,规模持续扩大。

据商务部统计,2002～2007年,我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净额达到597亿美元,年均增速高达60%。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吸收外商投资最多,同时也是对外投资最多的国家。

　　第二，通过收购、兼并实现的直接投资占投资额量的大部分。

2008年,通过收购、兼并实现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占对外总投资额的85%。

第三，对外投资形式多样，行业分布广泛。

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学习借鉴了国际经验，既有通过收购兼并，也有与当地企业合资及第三国企业联合投资，代资承包工程等方式。

第四，一大批大型企业通过专业化、集约化和规模化的跨国经营，在更大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在“走出去”过程中形成优势。

另据调查报告测算,2009年中国海外投资交易达166宗，交易金额约335亿美元，为2008年的3倍，也超过了国际金融危机前2007年的水平。

“走出去”战略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但是，随着中国企业越来越多的走出去的行为，也产生了许多国外政治风险。

三、海外“中国因素”给中国企业带来的风险

2005年8月2日,中海油宣布撤回收购美国尤尼科石油公司的报价。

至此,这场长达8个月之久,中国迄今为止涉及金额最多、规模最大的海外收购,以中海油的主动退出而告终。

尤尼斯收购失败只是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的一个较为典型的案例，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国对外投资中需要注意的政治风险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

（1）目标企业所在国的政治障碍是竞购失败的最主要原因。

中国经济的崛起和壮大,使视中国为强大竞争对手的国家感到无比担心和恐惧。

（2）制度环境差异。

中国和大部分投资国的的政治制度与经济体制存在根本差异，两国公司之间的收购活动不可避免地伴随有政治风险,收购过程也更加艰难。

（3）国企背景被泛政治化。

中国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不透明的关系则是竞购失败的一个不可忽略原因。

由于中国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复杂而含糊不清，因而使外国政界和竞购对手有了合理原因，来强烈反对中国国有企业收购外国公司。

如果说几乎所有的企业都可能会碰到这些风险之外,对于中国来说,还有一个特殊的政治风险，就是中国企业受到“中国因素”的影响会比其他国家的影响更大。

　　海外的“中国因素”给中国企业带来的风险，具体表现在以下四点:

（1）“中国因素”与地区冲突、恐怖主义相结合。

比较突出的是在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苏丹等国，针对中国人员与机构的袭击和绑架事件，这些国家的恐怖和极端分子为了达到政治目的，造成一定声势，不惜进行恐怖主义的活动，威胁了在那些地方经营的中国企业和人员的安全。

（2）“中国因素”与“中国威胁论”、“反华排华”相结合。

西方一些政府和许多别有用心的人把失业、高油价怪罪于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出现了“中国威胁论”。

而中国企业海外经营往往过分追求纯粹的经济利益，不注重建立本土化的公共关系，很少实施本土化的经营战略，很容易引起“排华”情绪，导致绑架人质、敲诈勒索、获取高额赎金等事件的发生。

　　（3）“中国因素”与地缘政治相结合,受到第三国的干预。

第三国干预风险包括第三国施加东道国压力或者是第三国政府直接采取制裁措施的风险。

2004年初中石化集团参与竞标伊朗油田时，受到了美国的阻挠。

　　（4）投资目的国人民对“中国因素”的认知。

在阿拉伯或者巴基斯坦地区或者国家，这些地方的绝大多数人民对中国抱有好感，这样则会增加企业在这些地区经营的便利；

而相反，一些对中国或者意识形态仇恨的国家人民，则会对来自中国的企业不抱好感。

四、从企业、政府、国际三个方面层面防范国外政治风险

（一）、企业方面

　　中国企业“走出去”在面对上述国外政治风险的时候，要减小甚至消除政治风险，就要从企业本身防范，政府层次的配套措施和国际层面的预防。

　　第一，在“走出去”前做好充分的政治风险的评估工作。

加强对投资目的国政治背景的研究很有必要，在项目实施前，应分析判定目标国的总体政治形势，据此筛选相对适宜的东道国。

　第二，建立有效的监控、预警政治因素变动的机制。

监控社会政治因素的变动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即使出现突变，也是各种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

因此，建立一个监控和预警系统，跟踪东道国及相关国家的政治形势变化是很有必要的。

　　第三，购买关于防御政治风险的保险。

几乎所有发达国家有旨在保护本国企业在海外投资安全的保险机构。

中国在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与海外投资保证方面的承保机构是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

购买保险是中国企业“走出去”降低政治风险更为经济的一条选择。

第四,注重与当地融合和本土化。

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往往没有注意到当地的经济民生发展，较少雇用当地员工，导致企业经营和当地发展不一致。

如果中国跨国企业能加强与东道国各界利益上的融合,那么产生政治风险的可能性就会降低。

（二）、政府方面

　　但是,仅有企业层次的防范还不够,还应有政府层面的防范措施,这些措施包括:

　　第一，在“走出去”的进程中，中国政府对中国企业、公民在海外的经营状况和安全问题不但给与了高度关注，而且都在不断的进步探索中。

在机构设置方面,外交部专门设立了“涉外安全事务司”,专门处理涉及中国公民海外安全方面的问题。

政府相关部门根据我国外交政策方针及对外发展战略，对各国投资环境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同时把有关信息向国内企业进行了通报并提供及时的有针对性地指导。

　　第二，鼓励民营企业“走出去”。

迄今，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是中国海外投资的绝对主导力量。

这种特定的投资主体结构不仅在海外投资中存在颇为严重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而且效率问题和遭遇到的政治风险更突出。

由于认为民营企业的效率高于国有企业,近来中国学者普遍主张鼓励民营企业先“走出去”，改变目前国有企业主导海外投资的局面，甚至有著名经济学家主张对外投资应以私营企业为主。

　　第三，在建立政府保障企业投资安全的体系中，健全立法保障内容。

推动领事保护法制化，可以让更多在外企业遵循依法办事的原则，对企业在东道国合法经营和依法受保护至关重要。

（三）、国际方面

　　由于政治风险的成因和作用结果可能涉及了国家间的关系，国际体系的机制等方面，所以企业在投资过程中,也要注意国际层面的预防措施。

　　第一，要利用有关防范及处置海外投资政治风险的国际法制。

在当今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并且强权政治若隐若现的情况下，国际法对处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维护合法权益总体上是有利的。

运用好国际条约，可以尽可能把企业运营中碰到的问题归于纯粹的经济上来，摒除过多的政治因素的影响。

第二，通过国家间协商或者政治领导人会议解决争端。

两国或者多国间出现企业经济纠纷,或是因为一些政治因素导致企业经营困难的情况下,展开国家间领导人或者多国领导人会议交流沟通是另一种实际且效益更大的国际间防御政治风险的举措。

五、中国对外投资的未来发展

根据近日商务部的预计，今年全年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超过500亿美元，对外工程承包营业额超过800亿美元，派出各类劳务人员近40万人。

而中国明年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增长10%左右；

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保持较快发展。

明年中国将加大政策支持和服务保障力度，研究拓宽外汇储备有效运用以及人民币跨境流动的渠道和方式，支持企业加快“走出去”步伐；

同时更新发布重点国别投资合作产业导向目录；

继续推动境外重要能源、矿产资源和农业合作，鼓励发展深加工合作。

未来五年，中国将更加重视“走出去”，统筹推进企业对外开展能源资源、基础设施、加工制造、农业等领域投资合作。

参考文献：

《国际投资学》

《2009年世界投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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