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小说的葫芦型结构及文化学思考.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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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小说的葫芦型结构及文化学思考

毕业论文

学生姓名

学号

院属

专业

汉语言文学

班级

2011（3）

题目

古代小说的“葫芦型”结构及文化学思考

指导老师职称副教授

2015

年

5

月

[摘要]中国古代小说的许多作品具有“上小下大”的“葫芦型”结构，是小说文体自身发展的规定，也与中国独特的“葫芦”文化相关联，是古代小说家承受“人类文化学”的触发、影响，在潜意识里自觉地与之相融进而发展而成的产物。

本文指出“葫芦型”结构在古代小说的存在的现象，从文化学视角追溯其被选择的渊源联系，探讨了古代小说采用“葫芦型”结构的原因，梳理其发生、发展、固化的演绎过程。

[关键词]古代小说；“葫芦型”结构；文化学

Abstract：

MostworksofChinaancientnovelswitha‘smallbeginningthenabandentfollowing’structurecalled‘gourdtype’,providesnovelstyleoftheirowndevelopmentandisalsoassociatedwithChinaunique‘gourdculture’.Itisproducedinthe‘culturalanthropology’influencewhichancientnovelistsbearing.Theproductionwasproducedinthesubconsciousblendingconsciouslyanddeveloping.Thispaperpointsoutthatthe‘gourdtype’structureinthepresenceofthephenomenonoftheancientnovel,fromtheperspectiveoftheCulturologyoforiginoftheselected,discussestheancientnovelsby‘gourdtype’structure,combingthedeductionprocessofitsoccurrence,development,curing.

KeyWords：

ancientnovels；‘gourdtype’；Culturology

古代小说中有许多作品在结构上具有“上小下大”（上面以小故事为牵引，下面阐述大故事）的特征。

杨义在《中国古典小说史论》指出：

古代话本小说“体制上相当规整、以小故事牵引和阐发大故事的结构方式。

这类乎我国古诗之所谓‘葫芦格’，即作诗用韵，前两个韵脚用一韵，后四个韵脚另一韵，形成‘先二后四’、大小相继的葫芦状。

因此，这类话本体制也不妨称为葫芦格。

”[1]P309我们将古代小说中那些外形上很像葫芦，且内部关联也似葫芦——上下两部分之间相通相连的、内容彼此联络与相互验证的结构形式，称为“葫芦型”结构。

一

“葫芦型”的结构形式在古代小说中清晰可见，尤其在话本小说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话本小说以“头回”小故事为牵引，来阐述“正话”大故事。

“正话”是话本的主体，“头回”是附加于正话之前的一个（或几个）简短的小故事，它们在情节上不构成因果关系。

由于头回是用来牵引正话的，所以两个部分在情节性质、故事主题等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三言二拍”是话本小说中的代表，在体制上进一步继承并发扬了这一结构模式。

比如：

“灌园叟晚逢仙女”（《醒世恒言》卷四），头回写崔玄微惜花，遇花仙，救众花，成仙；正话则写秋先惜花，被恶霸欺负，花仙相助，成仙。

前后两部分的先是渲染崔、秋二人的爱花情结，继之概括崔、秋所面临的考验，结果都是顺利成仙。

头回、正话中的两则故事均揭示出只有清心寡欲、拥有善心和爱心才可能得道成仙。

头回与正话有着大体相当的情节走势，收获着基本相似的结局。

“新桥市韩五卖春情”（《喻世明言》卷三），头回写五个国君贪爱女色，不知节制淫欲，招致身死国灭；正话写吴山迷恋暗娼金奴，纵欲，在病势危笃之际“觑破关头邪念息”，追悔改过，终得痊愈。

头回与正话的核心情节都是贪色纵欲，虽然讲的是同一种不良行为，但是由于两者对待问题的认识不同，转变的态度也不一致，结果也就各不相同了。

“李将军错认舅刘氏女诡从夫”（《初刻》之卷六），头回是“一个不愿成双的古怪事”：

王八郎娶娼妓为妾，与妻子反目，妻子携女离家，夫妻二人后皆死，女儿欲同葬之，夫妻二人尸体在柩中数次东西相背；正话：

金定与翠翠夫妻情深，遭逢战乱，夫妻分散，翠翠被李将军强纳为妾，金定寻至，夫妻以兄妹相称，死后同葬，做了鬼夫妻。

头回与正话的情节蕴含了两种对立的因素“无情”与“至情”。

“华阴道独逢异客江陵郡三拆仙书”（《初刻》之卷四十），头回共有七个小故事，分两大类：

一是五个书生得到不同的对象（鬼、仙）帮助而考取功名；一是两个书生遭鬼神摆布戏弄，名落孙山。

正话部分写李君得白衣异客相助而及第。

很显然，正话在情节、结局上与头回中的前一类相似，与后一类相背，构成了相反相成的联络。

“三言二拍”中这种结构的例子俯拾皆是，枚不胜举。

可以说，它们在体制安排上进一步固化了话本小说的这种“葫芦型”结构样式。

从客观上看，话本小说的二元结构，确实有助于读者对小说情节的感悟，所以明中叶以后的小说家普遍继承了这一形式。

我们可以从古代章回体小说的名著中得到验证。

从《水浒传》全篇的情节安排看，楔子中的怪异故事具有统摄全篇的结构功能。

楔子中的神奇怪异故事与作品的总体构思、情节结构、主题的表达以及人物塑造有密切联系的，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

《水浒传》的楔子即第一回“张天师祈禳瘟疫　洪太尉误走妖魔”，叙述人间瘟疫肆虐，天子下诏，派洪太尉请张天师禳谢瘟疫。

洪太尉因好奇挖开“伏魔之殿”的石碣，致使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共一百零八位魔君，化作一道黑气，“从穴里滚将起来，掀塌了半个殿角”，“直冲到半天空中，散作百十道金光，望四面八方去了”。

这里的天罡、地煞演化为后来聚集梁山、起义造反的一百零八将。

《水浒传》的主体部分时时与楔子相照应。

第四十二回“还道村受三卷天书宋公明遇九天玄女”，宋江躲避追捕逃入玄女庙，玄女娘娘称其为“宋星主”，授其天书三卷，尤其是授予“替天行道”的法旨，直接规范着梁山后来事业的发展方向。

第七十一回“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宋江做罗天大醮，于地下掘出一石碣，两侧有天书文字：

“侧首一边是‘替天行道’四字，一边是‘忠义双全’四字”，正面书三十六天罡星姓名，石碣背面书七十二地煞星姓名，显然，这是第一回“石碣”内容的具体化。

故事发展到这里，天上的星宿与梁山的好汉一一对号，并且在梁山上正式竖起“替天行道”的大旗。

而最后一回“宋公明神聚蓼儿洼　徽宗帝梦游梁山泊”，宋徽宗下令在梁山泊盖起庙宇，“妆塑神像三十六员于正殿，两廊仍塑七十二将”，这便是梁山好汉的结局。

作者最后所发的解说性感慨——“天罡尽已归天界，地煞还应入地中”，照应开头、通贯全篇的作用。

同样，代表长篇章回小说最高成就的《红楼梦》，在情节结构安排上也体现这样的异曲同工之妙。

《红楼梦》楔子（第一回）以神话故事引入：

第一则是“通灵宝玉”神话，青埂峰下无材补天的顽石因听到一僧一道谈论“红尘中荣华富贵”，打动凡心，“也想要到人间去享一享这荣华富贵”，僧人“念咒书符，大展幻术，将一块大石顿时变成一块鲜明莹洁的美玉且又缩成扇缀大小”，顽石在尘世历劫之后返回青埂峰，便记下了“亲自经历的一段陈迹故事”；第二则是是“木石前盟”的神话，生于石畔的绛珠仙草为报答神瑛侍者的甘露灌溉之恩，随其下凡造历幻缘，以泪水偿还其甘露的故事。

在《红楼梦》的现实体系中，宝玉虽然“聪明灵慧”，但终究不能也不愿支撑贾府大厦将倾的局面，最后只有悬崖撒手，与那块无材补天的石头的命运一样。

由僧人“大展幻术”变换而成的通灵宝玉被视为是一块美玉，仅仅是一种幻象、假象，而实为顽石才是本来的真象。

“木石前盟”关于绛珠仙草与神瑛侍者的故事，则奠定了两位主人公贾宝玉、林黛玉之间哀惋缠绵的感情基调，它犹如一只无形的大手，默默地操纵着男女主人公的命运，尤其操纵女主人公林黛玉的不幸遭际，开往便暗示了她泪尽而逝的必然结局。

从《红楼梦》结构中，我们可以品味出楔子与正文之间的紧密联系，相互映衬，互为补充，展示了浑然天成的“葫芦型”结构样式。

古代小说中类似于这样结构的作品很多很多，有些名作或者将上面的葫芦圆放大，或者将其收缩，前者如《西游记》，全篇结为“大闹天宫”、“西天取经”两部分，在展示成年礼仪方面连成整体；后者如《三国演义》，在“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分久必分”这一高度浓缩的历史观中，演绎了“三国”纷争、统分的大事。

还有不少小说，虽然结构形态多姿多样，不尽相同，但只是将小说的“葫芦型”结构稍作变化而已，终究未超离这种结构模式。

二

古代小说的“葫芦型”结构是如何发展、演绎，并被选择、固化定型下来的呢？

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还得从文学人类学的渊源、文学体制自身的发展轨迹这两个角度加以考察。

在此，我们首先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与方法，探寻华夏民族的“葫芦”情结，力求解决问题的有益线索。

葫芦，又名“瓠”、“匏”、“蒲芦”、“胡卢”、“壶卢”等，它是中国人日常生活所见之物。

葫芦用途十分广泛，很早就被种植。

《诗经》中《瓠叶》、《硕人》、《匏中苦叶》、《七月》等是最早记载葫芦的文献。

《诗经·豳风·七月》云：

“七月食瓜，八月断壶。

”葫芦嫩时可以食用，老了做盛水、酒、食物的容器。

除此，葫芦还曾被当作浮具，做成葫芦船——“腰舟”，过江越海。

在洪水神话中，伏羲、女娲就是躲在一个巨大的葫芦里才逃过灭顶之灾。

《庄子·逍遥游》：

“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撙，而浮乎江湖。

”释文曰：

“撙如酒器，缚之于身，浮于江湖，可以自渡。

”刘尧汉先生在《论中华葫芦文化》中根据民族志的资料推断：

世界上凡远古曾生长葫芦的地方，那里的原始先民，在使用陶容器之前，曾先使用过天然容器———葫芦，而葫芦容器正是陶器的天然模型，陶容器是葫芦容器的进一步发展。

我国中原、东北、西北、东南和南方各地出土新石器时代的陶容器如壶、瓶、缸、豆、盆、尊、罐、钵、瓮等形状都类似葫芦容器。

亚里士多德认为：

“从孩提的时候就有摹仿的本能。

”先民们在构思陶器的器型时，采用他们早已熟悉的葫芦的外形是很自然的，甚至在装饰陶器的纹样里也可以处处看到葫芦的身影。

《论语》中，孔子形容颜回简朴的生活时说：

“一箪食，一瓢饮”，侧面反映了那时的人常常用葫芦作为容器。

葫芦与先民生活的诸多方面有着紧密的联系，在中国人眼里便具有了丰富的内涵，进而进入人们的精神领域，成为供人膜拜的对象。

可以想见，广泛的实用价值正是葫芦文化生长的基础。

我国许多民族的始祖起源、图腾崇拜、神话传说都与葫芦有关，汉族及南方大多少数民族的先民都曾把葫芦看作人类的始祖。

汉族洪水神话指出：

洪荒时代，整个人类沉陷在灭顶的滔天洪水中，一对兄妹藏在一只巨大的葫芦里，人的种族才幸免于难并得以绵延。

人类没有彻底绝种，全赖葫芦的庇护。

古代文献里也记载人们对葫芦的母体崇拜。

比如《诗经·大雁·绵》：

“绵绵瓜瓞，民之初生。

”“瓜瓞”即葫芦，认为“人从瓜出”，葫芦被隐喻为人所由出生的母体。

云南楚雄南华彝族毕摩普兆元的洪水神话说：

远古之时，天下发洪水，天神指点伏羲、女娲兄妹进人葫芦避水。

葫芦分三层，伏羲、女娲在上层，牲畜在中层，五谷粮种装下层。

洪水退后，兄妹走出葫芦，世上才又有了人畜粮种。

彝族的祖灵葫芦以及台湾高山族中派宛人崇拜陶壶则是“人从瓜出”原始创世观的遗存。

而佤族的岩画形象地描绘了葫芦生人的传说。

人类文化学研究表明，古代的人们在长期的应用过程中，把葫芦与人类最重要的自身生养联系起来，产生了葫芦的母体崇拜。

将母体崇拜外化为葫芦崇拜，聚集着人们对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