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启世界哲学的宣言中国哲学的意义Word格式.docx

重启世界哲学的宣言中国哲学的意义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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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尽可能远离我们的肉体存在（而且应该追求理性）。

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纯理论生活是最高的存在样式。

康德说，我们应该一或者说，在可能的情况下希望一尽可能摆脱肉体倾向。

诸如此类的言论不胜枚举。

　　但你很可能会问，这和过度理性主义有什么关系？

对肉体的拒斥和对情感的拒斥密切相关。

在一定意义上，情感与肉体相关，而我们的认知贝怀然。

我不确定究竟是对情感的恐惧催生了对肉体的厌恶还是相反。

这可能是历史学家需要研究或者做更深入研究的一至少我没有看到他们关于这个特定的问题说了什么有用的或有启发性的话。

（我想，研究这一问题的历史学家将是以哲学史为对象进行心理史研究，这样的研究是非常值得的。

）而且，众所周知，西方传统思想中的男权心态（patriarchalmentality）把情感、肉体、女性与理性、心灵、男性对立起来。

但在今天，我们不会马上把女性和我们认为不太好的事物联系在一起。

敏感的男性应该接受他们的情感，并由此发展自身，而不是唯恐避之不及。

那么，哲学是否可以从中获得某种启发呢？

　　上述看法巳经有人粗略提过。

他们巳经谴责西方的状况，但这些反对意见真正要接受的考验在于，它们是否提供了有吸引力的替代方案。

我认为，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做到。

对这一情况的反应之一乃是转向赞美情感、完全否定理性的非理性主义（尼采便是这一进路）。

另一种可能的反应则是放弃作为哲学的哲学，放弃追寻智慧与真理的哲学，这一进路在欧洲大陆后现代主义中屡见不鲜。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在保持哲学之为哲学的同时克服西方对于理性的极端偏好，情况将会如何？

如果我们能够更加理智、更加冷静、更加开放地看待情感，让情感引导我们走向一种更加平衡的哲学，把理性与情感看成是人类思想和生活中具有同等价值的东西，情况将会如何？

但我们需要这样去做的动机和理由。

库恩（ThomasKuhn）巳经告诉我们，如果没有更好的新理论出现，那我们会很犹豫（还不只是犹豫）要不要放弃巳有的理论。

就传统、思想或思辨领域的一般进路而言，这一点同样适用。

只有当我们知道要重新设置什么内容，并且看到这一重新设置的哲学或个人动机时，重启键才有意义。

我们当中谁真的有这样的动机呢？

　　从英美哲学的现状来看，哲学家非常满足于延续过去的做法:

赞成一种我只能称之为纯理性或纯认知的处理问题的进路，而把情感以及与之相关的“同情”（empathy）®

等放到一边，或置于事物的边缘。

我并不反对处理这些问题，但我认为，处理这些问题时应该摘掉有色眼镜，而时下英美哲学的研究方向看不出有多大希望。

诚然，妇女运动所引发的工作一例如，女性视角的认识论和关爱伦理学一对重要哲学问题的看法较之时下大多数分析哲学家的通行观点更加开阔和深刻，但分析哲学家几乎无视这些发展趋势。

我不得不说，我想到了吉利根（CarolGilligan）在《不同的声音：

心理学理论与女性发展》（InaDifferentVoice:

PsychologicalTheoryandWomen’sDevelopment）这部巨著中所讲的男人之于女人的关系。

吉利根认为，传统社会或父权/男权社会的特征在于没有人真正关注或真正倾听女人和女孩的声音。

我敢说，近几十年哲学界出现了同样的情形。

像吉利根这样的先锋知识分子为哲学重要问题提供了新的或更开阔的观点（不只限于伦理学，还涉及我们对自我认同和心灵更普遍的理解），但很少有人认真地加以对待。

　　（广义上的）伦理学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例如，帕菲特（DerekParfit）里程碑式的两卷本著作《要务述论》（OnWhatMatters）认为，伦理问题之所以产生，归根结底在于我们的公共生活需要一套规则系统，可惜他从未考虑过吉利根早前提出的观点:

抚养男性长大成人，从而促使他们采取一种以公共规则为基础的道德观的典型方式，基本上不会发生在女性身上。

我不知道诸位会怎么想，但倘若我是帕菲特，倘若我倾听吉利根巳在其名著中阐述的观点，那么，我会有点担心。

我会暗自思忖：

哇，我不正是采取了典型的男性观点吗？

更令我担心的是，帕菲特看起来丝毫没有担心的迹象，他没有倾听吉利根的学术观点、同时也是女性的声音。

追随罗尔斯的契约论者把道德/政治问题视为我们应当赞成的规贝啲问题，他们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比如，哲学家斯坎伦（）和达沃尔（StephenDarwall），当然，还有罗尔斯本人。

一切似乎都还是吉利根写那本书以前的老样子。

　　我不是说限制伦理学发展的是思想狭隘一远不止于此。

随着近年来同情概念与同情现象在学术界和公共讨论中日益突显，人们本应更加严肃认真地对待下述看法:

（在西方）历史上，人们远未充分认识到情感之于认知的重要作用。

但是，你看近来分析的认识论和心灵哲学的研究，似乎一切都还运行在旧有的轨道之上，无人关注其他可能性。

不过，也许你会问，他们为什么要关注其他可能性呢？

我们不是得论证，而不只是妄自断言他们的进路错失了要紧的东西吗？

的确需要论证。

本文正是我对此的论证。

我最近的工作试图指出传统所忽略的特定的可能性。

我试图给出论证，而我也不是唯一这样做的人。

确实，想要说明西方思想家忽略了重要的可能性和实在性，就必须拿出证据。

不过，既然西方思想家并不认为他们的运思陷入任何危机，那么，（再次如库恩所言，）他们不可能认真听取那些批评其理性主义/认知主义主导范式的人的意见。

有改变的可能性吗？

　　有可能的，而且发生改观的最大可能来自中国。

也有可能来自印度或日本，但中国的可能性尤其大。

中国思想从未被带入西方易出现的强劲的理性主义，中国及其他非西方国家在未来几十年的学术影响力可能会有效地帮助我们成功地启动重启键，单单在西方传统内部，这是不太可能实现的。

　　且让我为这些争论提供一些实质内容吧，让我简略地说明一下，我们需要为（西方）哲学按下重启键的主要理由是什么，为什么中国哲学家（或许在西方女性思想家的帮助和支持下）很可能会成功地按下重启键。

我还想简要阐明，为什么需要的不只是哲学运思的某一个领域。

在认i只论、心灵哲学和伦理学中，我们当下的思想都存在着大量的限制和不平衡之处一包括错误的假定一有待更正。

　　例如，西方认识论者，即研究认识论的分析哲学家必须思量同情与情感之于他们的领域的意义。

诚然，人们普遍承认，情感有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世界（当危险来临时，害怕是一个可靠的信号），而同情较之其他认知途径能让我们更为直接或更加成功地在认知上接近他人（如果我对你的痛苦有同情，那么，我就迅速地认识、到了它的存在和性质，比在既定情况下任何理智的推断更加迅速）。

但是，同情与情感的作用远不止于此。

　　例如，人们还没有承认，同情不仅可以使我们直接触及他人的态度或信念，还可以让我们直接了解他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

只要看两个例子：

如果孩子经由同情接受了父母对蛇的恐惧或对赵阿姨的信任，他也就认识到蛇的危险性或赵阿姨的可靠性。

易言之，孩子对父母的同情除了让他了解父母之外，还让他学到了其他重要的东西。

此外，在通过断言（以及提问）等言语行为来传递知识方面，同情同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里我也只能简单地提一下，这些问题我在别处做了详细的探讨）。

言语行为理论家把注意力集中在断言者的意图上：

断言者一方面试图使听话者认识到他们的如下意图，即让听话者相信他们对所断言内容的信念，另一方面试图使听话者在此认识的基础上相信最初的说话者的意图。

尽管这一言语行为分析已经存在反例，但是，这样一种关于言语行为是如何起作用的论述，它真正的问题在于，忽视了同情在实现正常言语行为方面所起的作用。

休谟在《人性论》中指出，人们的观点和态度会经由同情（empathically）—尽管休谟用了“sympathetically”（经由同情）一词，因为当时“empathy”（同情）这个词还没有发明出来影响周围的人。

　　史蒂文森（CharlesStevenson）在其早期论文《道德判断的情感理论》（TheEmotiveTheoryofMoralJudgments）[《心灵》（Mind），1937年]中指出，道德判断具有一种磁力或活力，它使得道德判断/陈述者所表达的情感通过感染传递给身边的人。

可惜，史蒂文森原本可以在更一般的意义上阐明他的相当休谟化的观点。

他本来可以说一我希望他这么说一作出真诚断言的人所感受到的自信和信念会经由同情一通过感染一传递给那些听到断言的人（或者，甚至传递给那些读到断言的人，虽然在强烈程度上要弱一些）。

正常的断言言语行为之所以有效，至少部分原因在于，人类可以通过这种同情正常地传递观点与态度，而据我所知，这正是研究断言等言语行为的论著所完全忽略的一点（描述同情在提问和命令中的作用同样有意义）。

相反，人们在很大程度上预设或假定，听者得出断言者之所说很可能是真的这样的结论，此乃是某种论证或推论，而论证或推论的基础则在于，认可断言者想让自己被相信的意图。

这就把一个基本上是经由同情的接受过程过度理智化了。

　　且让我再举一个重要的例子，说明同情一在这个例子中也包括情感一在获得知识和信念的认识论辩护方面作用明显，但这一作用之前还没有被认识到。

近年来，研究德行认识论的学者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了“虚怀若谷”（open-mindedness）的德行，他们的重视程度超过了这一新传统之外的认i只论专家。

但是，没有一位认识论专家指出同情与情感在虚怀若谷的认识论/理性德行中所起的根本性作用。

　　我们知道，同情有两类:

投射性的同情（projectiveempathy），它能进入他人头脑的内部；

伴随性或感受性的同情（associativeorreceptiveempathy），它能实实在在地认同他们，实实在在地（且不管如何短暂）从他人的角度观察事物。

骗术高明的人知道怎样进入他人的头脑，善于揣测他人的想法和情感，但并不是真正地认同他人和他人的情感/信念。

他们从头至尾都保持某种冷漠的距离。

如果有人善于进入别人的头脑，而这样做只是为了更好地驳斥他的观点和论证，那么，他就不是虚怀若谷一他更像是非常善于从他人那里挖掘有用信息的心理变态者或骗术高明的人。

　　相反，虚怀若谷要求我们认同他人和他人的情感/信念（不管如何短暂）。

它包括从他人的视角看待事物（不管如何短暂），而这显然意味着，它包含感受性的同情，也意味着它包含情感。

因为如果我从他人的角度看待事物，我就会在此程度上同情他们的观点，而同情是一种情感：

在此情形之下，则是对某一观点或某一系列观念的同情而非对某一个人的同情，但是，就像其他任何形式的真正的同情一样，这种同情确实是一种情感。

（如果一个人同情某政党的目标，他会对这个政党的目标或理念毫无情感反应吗？

）同情与情感在一种重要的理智/认知德行中，从而在整个认知理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竟然没有一位研究认识、论的学者认识、到这一点。

　　这种认识论意义上的作用意味着，情感在心灵哲学中有着类似的重要作用（虽然同情的作用可能要小一些）。

刚才讨论虚怀若谷时我已经暗示，理智上虚心的人对起初至少是反对的（并非荒诞不经的）观点抱有某种同情，如果一个人对他人的信念真正虚怀若谷，真正具有同情，那么，这种同情就会实在地表现出来。

不过，如果人们的观点和论证存在情感和态度的成分，这种情感与同情将更有意义，因为很容易想象，我们对带有某种感情色彩的事物产生同情。

我相信，一般说来，人们的观点事实上带有这样的情感色彩。

　　一个人要相信对事物的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