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监督与三个代表的会通与互动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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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人民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1］民主监督是确保人民江山恒寿恒昌的根本大计。

铲除腐败端赖民主监督。

历史已经证明周恩来、邓小平43年前的论断：

“我们一旦取得了全国政权，就带来一个危险，就有一些人可能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所腐蚀，被胜利冲昏头脑，滋长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甚至会出个人野心家，背叛群众……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最好的办法是有人监督。

”［2］“如果我们不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脱离群众，犯大错误。

”［3］民主监督又是集思广益，群策群力，科学决策不可或缺的重要措施。

江泽民同志指出：

“在我们这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多民族、多党派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广泛听取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以及各族各界代表人士的意见，进行充分的政治协商，对于实现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避免或减少决策失误，保证各项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4］

民主监督是消除腐败的“灭害灵”，是保证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执行的“监测仪”，是凝聚举国之力共竞大业的“原子反应堆”，是推动先进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加速器”。

总之，它是实现“三个代表”的“直通车”。

多听意见可以少犯错误。

在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莫过于执政党少犯大的错误。

过去，我们党所犯的某些大的错误，有不少都与没有认真听取意见有关。

执政党和政府少犯大的错误，是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三个代表”的根本要求。

少犯错误，需要强化和提升民主监督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战略地位，发挥其对国家生活的监测、校验、匡扶、筹谋和推动作用。

适应“三个代表”要求，全面发挥民主监督作用，不能仅靠一般号召，更应依仗改善社会大环境的系统工程，其中尤须在思想文化领域清除阻碍民主监督的封建历史垃圾。

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形成一整套封建政治思想观念，人民受其桎梏莫敢动弹，稍越雷池便是犯上作乱。

万马齐喑带来社会停滞，民族危难。

“五四”运动反封建功不可没，然而清除封建思想观念很难毕其功于一役，其皮毛虽去，然根基未动，而解放以来并未开展对其铲草除根规模力度相当的批判，有些陈腐观念竟被程度不等地传承。

全面清理历史文化遗产，汲取精华，批判其糟粕，扫除封建观念垃圾，既是解放思想之要务，又是畅行民主监督的前提。

要在扫除封建污秽的基础上，切实拨正两个方面的导向：

其一，拨正社会观念导向。

人们无时无刻不在面对国家民族人民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博弈，由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学养的不同，决定他们筛选纳收均衡的理性限定规范各异。

因受封建宗法人伦和政治伦理的影响，存在某些真假混淆、善恶颠倒、美丑错位的现象。

对损害国家人民根本利益之事，不愤慨，不批评，不抵制，明哲保身的好好先生反有“忠厚老实”之名；

见利忘义，势利处世，为尊者讳，拍马逢迎，邀功取宠，反得“精明干练”之誉；

野心膨胀，使奸耍滑，不帮助领导改正错误，反而投其所好，贿情贿物，促其堕落。

诚如古人所言：

“奸臣败其主也，积渐积微，使主迷惑而不自如。

”［5］此类奸人有的反被视为“忠诚可靠”，步步高升；

而一些“苟利国家生死以，敢因祸福避趋之”的忧国忧民有胆有识之士，轻则被讥之为“偏激”“狂妄”，重则被罗织罪名残酷迫害，遂使明珠蒙尘真金无光。

必须坚持以“三个代表”为人事评判标准，大兴教化，更新社会共识：

见利忘义、溜须拍马、助纣为虐乃是误国误民的庸人，祸国殃民的罪人，当视之如粪土，割之如毒瘤；

而克己奉公、刚正不阿、坦荡贤能之士，才是民族基石、国之栋梁、人中精英，弥足宝贵。

以正直为荣，以奸滑为耻，应当蔚成社会风尚。

其二，拨正干部政策导向。

组织人事政策对整个社会风气有着巨大的规范作用。

古人云“千士之诺诺，莫若一士之谔谔”，谔谔者为国为民，敢讲真话，爱提意见。

应进一步完善用人政策，切忌空疏，必须同人品考察结合起来。

很难想象，一个对国家毫无责任感，甚至损人损国利己的人，能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诺诺之风断不可长，谔谔者再不可抑。

对重用吹拍之徒后果严重的责任者，应有监督、查究制度。

适应“三个代表”要求，采取上述举措，营造良好的社会大环境，是民主监督走出困境的治本之策。

“三个代表”的试金石

凡是“三个代表”忠实的实践者，必然是重视民主监督的模范。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

”［6］逆向推之，害怕别人批评，抵制民主监督，就不是代表人民利益。

因此，对待民主监督的态度是识别是否真正坚持“三个代表”的重要标尺。

民主监督实质是对权力的监督。

我国多次大的失误，皆因民主监督乏人乏力所致。

即如尘埃早已落定、深层内幕渐次露出水面的1959年庐山会议，当时中央领导班子多数人赞同彭德怀的意见，可令人憾惘的是，临到选择均衡的时候，人民利益却让位于领袖权威，反而附和错误，违心地批判彭德怀。

此类情况，下面更甚。

个人可以任意支配社会财富；

立法特权，口含天宪，出言即法；

司法特权，生死予夺，以言代法。

权力神化，或夫子自道，或亲信捧抬，某人就是党，就是社会主义。

反对他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

唯我独尊，不容置喙，使某些最应受到监督的权力中心反而成了不容监督的雷区、禁区。

一切权力都应受到监督。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M．布坎南在其《公共选择论》、《自由、市场和国家》两书中反复强调，国家不是神的造物，它并没有无所不知和正确无误的天赋。

在这里做决定的人也是平常人，一样会犯错误。

所以“预测科学的经济学和旨在设计合适的政治经济学科学中，只有把私人看作是无例外的最大限度的追求财富者，市场的法律构架……法律和宪法才能设计出来。

”恩格斯则更早更深刻地指出：

“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

”［7］每个领导者只有自觉接受监督，不断自我完善，才有可能成为比较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

此乃己之幸事，国之幸事。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决定民主监督面前人人平等。

应吸取历史经验教训，消除阻碍民主监督一切显形的和隐形的禁区，完善法律和党章党纪文献中有关条款，强化民主监督的法纪保障。

从中央到地方一切党政领导干部都要接受监督，自觉坚持领导干部个人财产家庭重要情况报告制度，身体力行，上行下效。

这既是“三个代表”的原则要求，又是实现“三个代表”的必要举措。

“三个代表”统摄民主监督

过去有的地方民主监督存在某些混乱无序，纠缠鸡毛蒜皮，闹无原则纠纷，甚至出现泄私愤、图报复、人身攻击等负面现象。

克服这些弊端，实现正确、有序、强力、高效的民主监督，应以“三个代表”思想为依本，指导思想和目的必须同“三个代表”保持一致，选准切入点和聚集点。

“三个代表”统摄的民主监督，其切入点必须是与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有关的领域。

应紧紧围绕这些重大原则问题，开展三个层面的监督，即：

一是对具体人和事的局部微观层面监督。

关注各级各类干部行政、司法、执法工作，对违反纪律原则、法律程序，违反“三个代表”原则的失误或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腐败行为，提出批评、建议，或按照法律程序检举揭发；

二是对一个时期方针政策及其实施情况的阶段对策层面监督。

深入调查研究，获得真知灼见，决策前提出意见和建议，政策出台后对其疏误之处给以指正，帮助完善。

政策实施中如有执行不力和走样现象，则应及时指出，促其改正；

三是对治国方略、管理模式等宏观战略层面监督。

这些关系国家长远发展和全国人民的永久利益，应有全方位全过程的监督，促成决策民主化、科学化，使之符合中国国情，又兼顾世界发展趋势，既重视人民的近期利益，又着眼于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

上述三个层面互动并进，以其多维度的立体性，凝成民主监督强大的合力和张力。

人民利益有大小远近，民主监督的任务有轻重缓急。

监督既坚持全方位，又要有聚焦点，即聚焦于带全局性、根本性、深远性的社会体制改革和资源配置领域。

大力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建立和健全一套截然区别于资本主义两院制三权鼎立、有中国特色而强力高效的社会主义权力约束体制和机制，把从中央到地方每一个官员都毫无例外地置于监督之中，最大限度地消除某些环节上存在的政治特权及其经济特权、立法特权和司法特权，实现真正的法治。

这是从根本上铲除腐败的必经之途，是比经济体制改革更加艰巨的深刻变革，需要吸聚全国各族各界人士的智慧。

社会资源配置涉及全国人民及其子孙后代的切身利益。

这一十分重要的领域，基本上还是民主监督的盲区，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严格来说，我国社会转型时期，还处在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市场经济对资源配置机制疏微幼弱。

这种情况给权力垄断社会生产要素留有大量的空隙和机会，特别是在价格双轨制、股份制改造和房地产开发过程中，官商、官倒及依附于权力圈子的“中介人”相互勾结，暗箱操作，非法滥用权力进行市场前的资源配置，化公为私，鲸吞巨额财富，暴发成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

无论陈希同、王宝森，还是成克杰、胡长清，这些巨贪无不是通过权力寻租中饱私囊。

滥用权力非法配置资源，造成分配不公，贫富分化，此种现象任其发展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寻租活动是一切腐败的主渠道，是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的最大阻力。

因此，要加大揭批权力寻租的力度，尽可能地挽回已有的损失，遏止权力寻租发展的势头。

与此同时，通过调查研究，进言献策，加快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源配置机制，堵住腐败的源头。

得道兴邦。

“道”，就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三个代表”和民主监督是持道与护道的关系。

如果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比作时代巨轮的话，那么，“三个代表”就是方向、动力装置，民主监督则是各种精密的监控仪表。

依靠它们的会通与互动，这艘巨轮就能战迷雾，绕暗礁，闯险滩，乘风破浪，正向、平稳、高速地航行。

【参考文献】

［1］黄炎培·

延安归来〔A〕·

八十年来〔C〕．北京：

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

148．

［2］中央统战部·

统一战线工作干部基本读物〔M〕．北京：

燕山出版社，1992．188～192．

［3］邓小平文选〔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9．270～274．

［4］全国政协办公厅．江泽民同志论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M〕．1999．116～136．

［5］管子全译〔M〕．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

［6］毛泽东选集〔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68．905．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2．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