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与新时代发展主题的确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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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与新时代发展主题的确立

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与新时代发展主题的确立

  〔摘要〕社会主要矛盾向“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转变,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发展主题将因此调整:

新时代发展目标从“满足生存需要”变为“满足发展需要”;新时代发展机制从“初始市场形态”变为“完善市场形态”;新时代发展动力从“多元主体模式”变为“全元主体模式”。

  〔关键词〕社会主要矛盾;新时代;发展主题;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D61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8048-(2020)01-0021-08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解读这一论断,关键在于抓住“新的历史方位”的“划时代”意义,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趋势层面对其所引发的发展主题变化予以认识。

中国共产党以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为最终目标,这需要若干代人的接续奋斗,客观上将经历前后相继的不同发展阶段。

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体现了系列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直接影响到发展主题的内涵变化,表现为发展目标、发展机制、发展动力的重要调整。

  一、新时代发展目标从满足生存需要向满足发展需要转变

  在党的十九大之前,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提法基本上都采用“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十九大对主要矛盾提法的调整,反映了时代条件演变和改革发展成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决定性作用。

  

(一)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标志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转折

  首先,在“两制关系”中取得了政治主动权。

20世纪中叶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建立起社会保障体系,实质上提供了面对全体社会成员的生存需要条件,使社会主义制度在比较意义上失去先机;随着中国“第一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即将实现,社会主义赶上了资本主义国家,这是一个重要标志。

在经济文化落后基础上进行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经过改革,取得了超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速度,在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中消除了贫困现象,表明社会主义制度能够更快地解决人类贫困问题。

  其次,在社会发展中取得了经济主动权。

在一定意义上,贫困群体的存在呈现为社会发展水平的短板。

补上短板始终成为社会发展的第一要务,否则,不仅制约了整体经济发展,而且影响社会稳定。

一旦消除了贫困群体存在现象,社会公共资源流向就会使后者从单纯消费领域转变为生产领域,使其成为从事社会劳动的一支生力军,在统筹整体社会发展布局时,就可以在满足发展需要的统一平台上,进行资源合理配置。

  最后,在主体需要中体现了多元自主权。

如果说生存需要针对了人们自然性和物质性规定的话,那么,发展需要则针对了人们的文化性和精神性规定。

前者往往呈现某种一致和雷同的特点,后者往往呈现某种相异和差别的特点。

一方面,这种需要个性化会给生产带来无限发展空间,另一方面,这种需要自主化也会使生产活动具有持续生机与活力。

毫无疑问,这是人类生产活动的全新现象:

有史以来,人们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精神需要与物质生产高度融合的样态,也没有产生过两者有效互动、共同发展的局面。

  

(二)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要求发展主题实施重大调整

  1.用“美好生活需要”代替“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是一种质变,表明人民生存需要向发展需要转变。

  如果说,生存需要针对“两不愁、三保障”(吃不愁、穿不愁;基本教育、基本医疗、基本住房得到保障),侧重物质消费品层面的满足,体现需要的一般性和统一性,属于人民“基本生活需要”的话,那么,发展需要针对“个人全面发展”,侧重精神消费品层面的满足,体现了需要的个性化和特殊性,就属于“美好生活需要”。

  不難看出,生存需要向发展需要的转变,使社会生产体系发生相应调整。

从原来注重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的提质增速,转变为第三产业的扩容增效。

第三产业的发展既包括生产性服务业,也包括生活性服务业,其中教育兼具二者性质,在相当长历史时期,都将成为满足发展需要的基本领域。

  “不平衡不充分”实质上是指人们获取发展资源的不平等状态。

人们在满足了生存需要之后,进一步的需要体现在自身发展方面。

发展需要并不单纯体现在劳动能力提升方面,也体现在人们生活方式的追求上。

马克思所描绘的“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的理想社会,与此联系在一起,并且是以此起步的。

同时,超越了生存需要的发展需要,将越来越体现出个性化特点。

正因为如此,它将伴随着生产方式多元化发展,也将随着需要对象多样化增加,其普遍满足将是一个渐进过程。

  事实已经证明,实体经济是人类永远需要的经济形式,虽然在社会分工体系中,实体经济占比不断缩小,但这并不意味着实体经济本身萎缩,而是表明随着实体经济应用技术持续提升,人们会使用更少时间生产出更多物质产品。

在一定意义上,实体经济已经把自身生产体系拓展到一个越来越远离实体存在方式的范围,这是实体经济顺应自身发展规律,不断高端化、精细化、智能化的过程。

在生存需要占据主导地位年代,人们在资源配置上缺乏自由度,不得不把尽可能多资源使用在直接实体经济之中,以保证获得足够物质消费品,满足活下去的需要。

当人们跨越了这一时期,就获得了一定程度自主性,并因此进入良性循环:

第三产业越是发达,对第一、二产业促进就越是巨大;第一、二产业越是发展,第三产业发展基础就越是雄厚。

  2.社会主要矛盾针对“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把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目标从质变转变为量变。

  过去,社会主义心仪的计划经济所需要先决条件是公有制,公有制往往与社会革命联系在一起,用马克思的话来说,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而该专政就是为了转变生产资料所有制,一旦做到了这一点,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就找到了坚实基础。

  走出所有制的传统理解,就应该知道,凡是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所有制形式就是好形式,也是促进社会财富积累基本途径,拘泥在公有制原则上,是没有多少道理的。

因为最终实现共同富裕,需要解决的只能是“个人全面发展”,即通过劳动方式脑力化为共同富裕奠定基础,在这个方面,抓住“市场经济——劳动脑力化——共同富裕”的逻辑关系,才算真正掌握了当代社会主义必然性的关键。

解决个人全面发展问题,要依靠教育,后者取决于社会财富积累,只能走一条渐进发展之路。

其间,战略谋划十分重要,目前推出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两个十五年战略规划”都展示了这一布局。

  满足发展需要依靠社会财富极大丰富或生产能力极大提升。

发展需要个性化,对资源条件提出了很高要求。

与满足生存需要的消费品相似性不同,为了满足发展需要,社会生产体系将具有极大包容能力和极高灵活性,否则就很难适应人们五花八门需要及其随机变化。

在可想见范围内,当代智能生产模式顺应了这一要求,软件内容调整会适应不同消费要求。

问题当然在于,作为支撑智能生产的实体经济必须足够完整和强大,当今信息经济已朝这一方向迈出了坚定步伐,其前景展示了无限可能性。

  3.“不平衡不充分”指向获得发展资源条件方面,重点是教育资源的相对短缺状态。

  满足发展需要意味着劳动方式脑力化。

劳动始终是生产的灵魂,强大生产体系依靠卓越劳动能力支撑。

目前,劳动者客观上区别为体力和脑力两种劳动方式,人们无法真正实现社会平等。

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

脑体分工是阶级存在的基础。

无数事实表明,脑力劳动是真正体现人类生命活动特性的劳动方式,脑力对理性的运用,能够展开诸多资源的“中介作用”,人们只须站在过程旁边,就能实现自己目的。

这是一种效率很高的劳动方式。

比较起来,在漫长历史时期,体力劳动虽然扮演了支持人类存在和发展的角色,但仍然属于“史前时期”选择,是人类终将取代的劳动方式。

在此意义上,所谓“不平衡不充分”矛盾,就是一部分社会成员能够获得较多较好发展自身脑力的资源条件,另一部分人却只能获得较少较差的同类条件。

  如果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话,那么,教育就是第一生产关系。

市场经济呈现的“自由竞争优胜劣汰”机制,之所以带来贫富分化结果,主要是劳动者能力方面的显著差别,尤其是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

现代社会中从事专门脑力劳动的分工岗位,已经提升到必须接受高等教育程度。

如果说,个体之间存在劳动能力差别是一种永远无法消除的现象的话,那么,消除劳动能力的质差即脑体差别,则是人类通过发展能够做到的。

发展需要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获得受教育机会的需要,所谓“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就是人们在获得受教育条件方面的不平衡不充分状态:

有的人能够获得完整教育条件,例如从幼儿园到大学直至博士;有的人只能获得不完整教育条件,例如无缘高等教育,甚至更多的人只能接受九年义务制教育。

这种状况将直接影响到人们所能进入的分工岗位,后者也将决定着他们的分配地位。

  问题在于,一个覆盖全体社会成员的教育体系需要相应庞大的社会财富支撑。

受教育者客观上脱离了生产活动,他们仅仅作为消费者存在,而且往往消费水平较高。

目前完整学历教育已经超过了20年,社会要保证这一批年富力强的群体只消费不生产,没有海量财富积累是无从谈起的。

国家之所以不能办更多大学,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不得不在仅有的高等教育领域分出“重点”和“一流”,归根结底还是囊中羞涩。

质言之,教育规模和水平与社会生产力的规模和水平大体是一致的。

  生命是一个过程,总体上受自然规律支配。

人们所有努力都表现在使这个过程尽可能延长、尽可能快乐,即在必然中寻找自由,这只能通过生产力进步来实现。

经济的载体就是生产,经济属于受理性支配的、良好资源配置形态的生产。

生产力发展包括两方面:

首先,使取得必需消费品的时间尽可能压缩;其次,利用越来越长的自主时间装点生活,满足个人的兴趣和需要。

不难看出,双方是可以无限接近的。

这也是马克思预料的一种现象:

劳动成为乐生的需要。

市場体制为此开拓了前景。

  二、新时代发展机制从初始市场形态向完善市场形态转变

  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属于资源配置方式。

中国改革在实践上最大的突破是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虽然早已有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却是典型的新生事物,必然会经历自身从初始形态到完善形态的发展过程。

可以说从1992年到2013年是其初始阶段,即选择市场经济到确立市场经济的阶段。

直到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二元机制,即在资源配置方面,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和政府更好发挥作用的统一,才算是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初始阶段进入完善阶段。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二元机制中,分别面对各自的重点和难点:

市场起决定作用关键是深度解决对资本地位的认识问题,即能否让资本大展身手;而在政府更好发挥作用环节,社会主义事业就是要以人民为中心,即实现共同富裕。

如何科学处理资本与人民二者关系,其间必然伴随着“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过程。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始于“手段”选择,终于“目标”实现

  众所周知,邓小平当年明确指出:

市场和计划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计划多一点和市场多一点不是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志。

应该说,较之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说“商品生产达到一定的发展程度,就转变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强调了手段和目的一致性的结论〔1〕,邓小平之论是一个重大突破,表明马克思主义者在市场经济问题上有了新的认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十九大明确表示,在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前提下,到本世纪中叶将“基本实现共同富裕”。

此论在邓小平思路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对市场经济现象的认识。

如果说,原来仅仅从发展经济的“手段”意义上判断社会主义对市场经济的选择的话,那么,今天已经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实现共同富裕目标联系在一起,从根本修改了市场经济自发趋向两极分化的定论,不仅展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接共产主义社会的前景,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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