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的价值负载与伦理反思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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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哲学家C.米切姆认为〔1〕，技术由以下四类要素互动整合而成：
①作为对象的技术，包括装置、工具、机器、人工制品等要素；
②作为知识的技术，包括技艺、规则、技术理论等要素；
③作为活动的技术，包括制作、发明、设计、制造、操作、维护、使用等要素；
④作为意志的技术，包括意愿、倾向、动机、欲望、意向和选择等要素。
其中，各类要素的划分不是静态的区分，它们在互动整合过程中，已因相互渗透而成为兼具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的异质性要素。
技术构成要素的异质性表明，技术是负载价值的，而对技术的价值负载的深入认识直接关涉到两种基本的技术观。
一方面，技术决定论者认为，技术所负载的独特价值主宰着人类社会文化价值的变迁；
另一方面， 社会建构论者将技术看作社会利益和文化价值取向所建构的产物。
显然，作为一种重要的人类实践活动，技术的价值负载是在技术与社会的互动整合中形成的。
技术的价值负载，使我们必须对技术本身作出伦理上的反省：
技术依据的认知基础是主体际的建构事实，技术在本质上是与风险相伴的不确定性活动；
同时，作为技术的核心机制，在设计和创新中，伦理和价值因素往往受到忽视。
为了使技术造福人类及其生存环境，道德伦理制约应该成为现代技术不可或缺的内在维度；
换言之，技术活动应视为统一的技术—伦理实践，技术变迁应与社会伦理价值体系之间实现良性互动。
1 技术的价值负载
海德格尔认为，在有关技术的哲学思考中，曾流行一时的观念是雅斯贝尔斯对技术所作的工具性和人类学诠释〔2〕：
①技术是实现目的的手段；
②技术是人的行动。
这种观念认为：
“技术仅是一种手段，它本身并无善恶。
一切取决于人从中造出什么，它为什么目的而服务于人，人将其置于什么条件之下。
”〔3〕
由于这种观念把技术与技术的运用后果割裂开来，从这种技术工具论或价值中立论的立场出发，需要规范的只是利用技术手段所要实现的目的和实际达到的后果；
换言之，对于技术这种人类行为，一般的伦理准则即可对之加以规范，无需特殊的伦理考量。
然而，有关技术的哲学、历史、社会学等方面的进一步研究表明，技术与技术的运用和后果并非绝对分立，技术本身是负载价值的。
有关技术非价值中立的讨论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技术决定论和社会建构论。
技术决定论认为，技术是一种自律的力量，即技术按自身的逻辑演进，“技术命令”支配着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技术是社会变迁的主导力量。
技术决定论强调技术的价值独立性，甚至将现代技术视为一种自主地控制事物和人的抽象力量。
埃吕尔指出：
“技术的特点在于它拒绝温情的道德判断。
技术绝不接受在道德和非道德运用之间的区分。
相反，它旨在创造一种完全独立的技术道德。
”〔4〕
对此，乐观主义的技术决定论者认为，科学是对自然实体逐步逼真的描述，技术作为科学的应用，沿着与科学进步相类似的逻辑体现了效率和技术合理性的不断提升，因而由科技进步所带来的更多的可能性和更高的效率，反映了一种类似于生命进化的客观自然趋势。
由此，技术进步应该是人性进化的标准，而一切由科技进步所导致的负面影响，将为新的科技进步所弥补，科技发展最终将促成道德伦理体系的新陈代谢。
悲观主义的技术决定论者则认为，现代技术在本质上有一种非人道的价值取向。
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的最大危险是人们仅用工具理性去展示事物和人，使世界未被技术方式展示的其他内在价值和意义受到遮蔽；
如果现代技术仍作为世界的唯一展示方式存在下去，道德对技术的控制也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
悲观论者对技术进行了浪漫主义和意识形态式的批判，呼吁人们反思技术的本质，认清技术对人和事物的绝对控制，以寻找对现代技术的超越。
与乐观论者相反，悲观论者对现代技术具有的独特价值取向持根本否定态度。
与技术决定论相对应，技术的社会建构论认为，技术发展根植于特定社会情境，技术演替由群体利益、文化选择、价值取向和权力格局等社会因素决定。
技术的社会建构论强调人在支配和控制技术方面的主体性地位和责任。
在现实社会情境中，技术的相关行为主体是有具体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的具体人群。
不同行为主体的价值和利益的分立，一方面，可能使某项具体的技术成为相关社会群体价值妥协和利益制衡的结果；
另一方面，也可能使某项技术成为处于优势的相关社会群体所追求的东西。
从整体和长远发展来看，各项技术的相关社会群体之间价值和利益的分立，使技术决策成为一种分立性的行为；
因其往往不顾及整体和长远后果，加剧了由主体认知局限性和其它复杂性因素造成的技术后果的多向性、复杂性和难以预测性。
从价值揭示的角度来讲，技术的社会建构论较技术决定论更具启发意义，而这种技术观又源自科学观的建构论转向。
依据早期的“标准科学观”，科学理论是对客观经验世界的摹写式描述，现代技术的科学基础绝对客观且与主体无涉，所谓技术的内在逻辑和独特价值等技术决定论的话语由此取得合法性。
然而，20世纪60年代后，汉森、奎因、库恩、费耶阿本德等科学哲学家的研究，将相对性引入了对科学的理解。
60年代末，爱丁堡学派等激进的社会建构论者，举起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大旗，开始用各种社会因素诠释科学认知〔5〕，声称科学理论所揭示的实在是科学共同体的活动所建构的实在。
尽管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纲领遭遇到了各种诘难并有其自身的困难，但情境、偶然和建构等概念， 已经成为后经验主义者反思科学认知时的共同信念。
这意味着一种新的建构论科学观的产生：
①科学理论是偿试性建构活动的产物；
②科学理论是科学共同体的主体际共识。
沿此进路，比克、平奇、拉图尔、柯林斯等人提出了技术的社会建构理论〔6〕，进一步将技术视为社会建构的产物。
技术的社会建构论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其立场本身，而在于它对技术决定论的批判。
这是一种去蔽，即技术的社会建构论使技术决定论的极端观点受到质疑。
虽然技术决定论和社会建构论对于技术所负载的价值有不同的看法，但它们分别从两方面揭示了技术的价值负载：
①技术具有相对的价值独立性，这种相对独立性不仅表现为技术对客观自然规律的遵循，还表现在技术活动对可操作性、有效性、效率等特定价值取向的追求，而这些独特的价值取向对于社会文化价值取向具有动态的重构作用；
②技术是包括科技文化传统在内的整体社会文化发展的产物，技术的发展速度、规模和方向，不仅取决于客观规律，还动态地体现了现实的社会利益格局和价值取向。
如果对这两个互补的方面加以综合，我们将看到，所谓技术的价值负载，实质上是内在于技术的独特的价值取向与内化于技术中的社会文化价值取向和权力利益格局互动整合的结果。
2 对技术的伦理反思
由于技术负载价值，而且它所负载的价值是社会因素与科技因素渗透融合的产物，技术不再只是一种抽象的工具、社会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或一种神秘的自主性力量，我们应该透过技术的价值负载，进一步分析技术的运行过程及其核心机制的伦理意蕴。
现代技术的认知基础的主体际建构性和技术活动的价值负载及其复杂性表明，技术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伴随着风险的不确定性的活动。
在现代技术运行过程中，技术人员与其说是把握了知识的应用者，不如说是处在人类知识限度的边缘的抉择者。
因此，技术决不仅仅意味着由所谓科学真理决定的正确无误的应用，科技的发展已经使风险成为内在于现代技术中的构成要素。
面对技术难以消除的固有的不确定性，科技工作者需要综合考量科技和社会文化因素，方能确定可接受的风险水平。
其中，伦理因素的考虑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我们能够接受何种风险？
”“可接受的风险水平怎样决定？
”“用什么标准？
”“谁来确定这个标准？
”等问题都是技术实践中必须解答的伦理难题。
站在一个相对中性的立场，我们认为，技术的核心机制是“设计”和“创新”。
纵观现代科技发展的历程，不难看到，如果说近现代科学把世界带进了实验室，现代技术则反过来把实验室引进到世界之中，最后，世界成为总体的实验室，科学之“眼”和技术之“手”将世界建构为一个人工世界。
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讲，设计是人类最为重要的创造性活动之一。
设计行为贯穿于一切技术活动的始终，但由于设计是一种目的性的、有时间和资源限制的活动，完美的设计是不存在的。
在现实的设计活动中，所使用的主要方法是所谓模型方法。
模型方法的主旨是通过简化抽取相关的影响因子，以有效地实现设计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简化的主要目的往往是保证制造的便利，而非遵循事实的规律，并且简化模型在很多情况下就实现技术指标而言是卓然有效的。
但很显然，基于模型方法与简化因子基础之上的技术指标，是技术的不确定性的重要根源之一；
同时，在模型式设计中，社会价值伦理因素往往被视为无关宏旨的因子而略去。
而更加意味深长的是，诸如世界是一座精确的时钟之类的机械隐喻，和人脑犹如电脑之类的信息隐喻，已经以一种时代观念的形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的思维方式之中。
创新是经济化和社会化的技术体系的主要发展动力。
创新是一种广义的设计，涉及新产品、新生产方法、新市场、新原料、新的组织管理形式等诸方面。
我们注意到，不论是传统的技术创新线性模型，还是流行的链环模型，所关注的主要是研究开发体制、经济环境、市场需求和组织形式等产业和经济因素，而社会伦理价值和社会文化倾向或受到忽视，或仅被看作是一种不甚重要的外部因素。
我们还注意到，在现代技术发展的很长一个阶段，占主导地位的指导思想是技术中性论和乐观主义的技术决定论。
因此，技术设计和创新主体或者只关注技术的正面效应，或者仅将技术视为工具，只是等到技术的负面后果成为严峻事实的时候，才考虑对其加以伦理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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