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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中，我们不难发现朝廷对授此类官职的具体要求。

兹列举几个授拾遗和补阙的敕令：

　　《授韦启左拾遗制》：

剑门县令韦启，雅有文词，仍兼政术。

谏官近密，必择正人；

忠谠之言，期于无隐。

可左拾遗。

［3］卷366

　　《授郎士元等拾遗制》：

?

力前渭南县尉郎士元等，有君子之行，诗人之风。

顷尉于畿，亦克用?

搿７斯?

之故，无以易焉。

进思直言，入告于内。

忽使流议，壅于上闻。

懋乃所职，其无遗政。

可依前件（授右拾遗）。

［3］卷410

　　《授恭薛兼适左补阙制》：

力朝请郎前行万年县丞薛兼适，兄弟致美，士林推重，词清行洁，政以干称。

在烦剧而有余，守贞方而不易。

文章侍从，朝夕论思，参我诤臣，以箴朝阙。

可行左补阙。

　　显然，从八品的拾遗和从七品的补阙并不是一个让人不起眼的小官，而是“承密命”之近臣。

从上引之制诏不难看出，授此二职的标准有四：

一有文才，所谓“雅有文词”、“该通词艺”是也；

二有德行，所谓“纯孝”、“达礼”是也；

三有胆识，所谓“耿介”、“直言”是也；

四有政能，所谓“兼政术”、“以干称”是也。

而这四者中，前三者尤为重要，“有君子之行，诗人之风”是最经典的概括。

所以，如果没有意想不到的原因，担任拾遗和补阙，总能依照循资格的选官程序，自然而然地升入更高层次的官职。

所以，此二职“开元以来，尤为清选”，名不虚传。

　　从上引的制诏中我们还能看出一点信息，帝王在将拾遗和补阙授于臣子的同时，也在标举自己纳谏用直的为政之道，所谓“广献书之路，用开纳谏之门”，因此，任用怎样的人担任拾遗和补阙，还寄托着皇帝的政治希望。

如《卢告除左拾遗制》云：

“告是吾贤卿老之令子弟也，以甲科成名，以家行著称，取自史阁，拔居谏垣。

夫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失中，人之不宁，四者之阙，悉陈其志。

此乃汉文帝开谏诤之诏也。

”［3］卷748而在唐文宗《答魏?

熠墒柃?

》中，更清楚地表达了他要借授谏官而开纳谏之风的意图：

“昔在乃祖，贞观中谏疏十上，指事直言，无所避讳。

每览国史，未尝不沉吟伸卷，嘉向久之。

尔为拾遗，其风不坠，屡献章疏，必道其所以。

至于备洒扫于诸王，非自广其声伎也；

恤髫?

钪?

宗女，固无嫌于征取也。

虽然，疑似之间，不可家至而户晓。

尔能词旨深切，是博我之意多也。

噫！

人能匪躬謇谔，似其先祖，吾岂不能虚怀延纳，仰希贞观之理欤！

而?

炀庸偃涨常?

未当叙进，吾岂限以常典。

以待直臣！

可右补阙。

”［3］卷72这则制诏的内容的重心显然有些偏移，其出发点似乎不在授臣以官，而在扬君之德，授官是扬德的陪衬。

用授谏官作为扬君德的手段，这在唐代政治中比较常见，这一方面说明了唐代君王喜欢在纳谏上做文章，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谏官在唐代政治生活中的突出位置：

拾遗和补阙虽为低品官，但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并不低。

　　二

　　在正常情形下，唐代君王授拾遗和补阙是严肃的，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和标准。

那么，唐代文人在接受拾遗和补阙时是什么心态呢？

在今存的唐代诗文里，我们能找到许多直接的材料研讨这个问题。

依照唐朝官场惯例，官员接受官职之后，要上谢表，要么自上，要么请人代上。

受拾遗和补阙也不例外。

今存有苑咸、吕温、白居易、柳宗元等人自上或代人上的谢表，以这些谢表为主，再参照唐诗中的相关内容，我们能较清楚地看到唐人受拾遗补阙时的心态。

　　“涕泪受拾遗”［4］《述怀》，感激应该是受拾遗和补阙者的共同心态。

唐代选官制度比较烦繁，如果依照循资格的原则，从释褐到授从八品的拾遗或从七品的补阙，要经历好几年。

这几年的磨砺能让他们感受到官扬的规则，品尝到入仕的艰难，从而对受拾遗或补阙产生一种珍惜感，感激心。

而对未经选官程序，超拔至拾遗或补阙的人来说，这也是一种令人艳羡的殊荣，因而更加充满感激之心。

不过，由于拾遗和补阙是一个相对特殊的官职，皇帝授此官有其既定的标准，而接受此官的人自然应该以这一标准或重新考量自己，或勉励自己。

而对这种感觉的表达形式，则是我们认识他们受拾遗补阙心态的切入点。

　　吕温在受拾遗之后，有很强烈的惊宠感，在《谢授右拾遗表》中，他描述自己接到诏书时的感受是：

“泽濡穷鳞，雷起幽蛰。

尘忝近侍，冠轶常伦。

震惊失图，兢?

碡杈荨！

苯幼潘?

通过自述身世，展示自己的人格和情趣，表达其竭诚奉职的忠心：

　　臣尝学旧史，承训先臣，皆以奉上自致为荣，附下苟进为耻。

臣所以既孤之后，义不因依，卖洛中之薄田，归阙下之旧宅，退藏其迹，私誓于心，不邀利于权门，不求名于众口，星霜苦节，夙夜精诚。

唯愿投躯盛时，自结明主。

愚诚神感，人欲天从，果蒙陛下自记姓名，猥怜孤直，振零丁于绝望，拔暧昧于无阶。

独断皇明，超生至清列。

俯降中贵，内赐官告，特建恒例，光宠贱臣。

俾其不出户庭，坐生羽翼，万乘知己，一鸣惊人。

公朝得尽节之方，私室无谢恩之处。

顾惟凡陋，叨此殊尤。

缠激血诚，铭镂肤骨。

采拔恩重，泥途感深。

毕性命以为期，裂肝胆而何述！

［3］卷626

　　吕温是唐德宗时期受王叔文的推荐而为拾遗的，《旧唐书?

吕温传》载：

“顺宗时在东宫，侍书王叔文劝太子招纳贤时之英俊以自辅，温与（韦）执谊尤为叔文所?

铮?

起家再命拜左拾遗。

”任职拾遗是他远大政治前途的开始，吕温是一个极有政见而且秉性比较刚烈的人，是王叔文政治集团的主要成员，尽管历史上对他品性的评价并不高，称他“性多险诈，好奇近利”［5］《吕温传》，但从其政治经历来看，他应该是一个有政治主见的人，是一个有着极强的功名心的人，这篇谢表中也表现了他这一方面的特征。

他相信自己的能力，欣赏自己的品格，珍惜入仕机会，特别是得到拾遗一职后，他更愿“毕性命”、“裂肝胆”，为国尽节，以谢皇恩。

　　与吕温同时的窦群也是中唐政治中一个敢作敢为的人物，史称“群性狠戾，颇复恩仇。

临事不顾生死”［5］《窦群传》。

他研习《春秋》，“以节操闻”，韦夏卿为吏部侍郎时，把他由处士举荐为拾遗。

为此，柳宗元特撰《为韦侍郎贺布衣窦群除右拾遗》［5］《窦群传》。

关于窦群与王叔文集团的关系，《新唐书?

窦群传》云：

“王叔文党盛，雅不喜群，群亦悻悻不肯附。

”《旧唐书》本传说得更明白：

“王叔文之党柳宗元、刘禹锡皆慢群，群不附之。

”然而窦群与王叔文集团的关系要比史书所记的微妙得多。

首先，他与吕温是情趣相投的好友。

《旧唐书?

吕温传》：

“温天才俊拔，文彩赡逸……与窦群、羊士谔趣尚相狎。

”而吕温又是王叔文集团的主要成员，与柳宗元、刘禹锡关系甚密，有这样一层关系，他与王叔文集团也不是“附”与“不附”所能说清的。

此外，柳宗元的这篇贺文，虽然是代韦夏卿所写，但至少亦是出自他心。

《旧唐书》卷115《韦夏卿传》：

“夏卿深于儒术，所至招通经之士。

时处士窦群寓居于郡界，夏卿以其所著史论荐之于朝，遂为门人。

”柳宗元亦好儒，从韦夏卿游，受韦夏卿的影响，对窦群的评价亦极高，其态度体现在这篇贺文里：

　　臣伏见今月日制除布衣窦群右拾遗者，臣闻直道之行，四方向德，逸人是举，天下归心。

臣伏以窦群肥?

窬诱辏?

包蒙养正，学术精果，操行坚明。

赞咏道真，以求其志。

臣顷守藩服，特所委知。

及归朝廷，辄有闻焉，庶逃窃位之责，以塞旷官之尤。

岂谓天听曲从，瞽言无废。

况谏诤之职，政化是参。

擢于布衣，久无其比。

周行庆忭，林薮震惊。

晦迹宁虑于遗贤，怀才尽思于展效。

［5］卷115

　　“学术精果，操行坚明”，是对窦群的才学和品性的极高评价，一个当年如此推许的对象，几年后怎会“慢”待他呢？

从这篇贺文里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无论代表谁的态度，“谏诤之职，政化是参”一语对拾遗的政治期待还是很高的。

而窦群任拾遗后不久，即遇到了改任他职之事。

据《新唐书》卷175《窦群传》载：

“时张荐持节使吐蕃，乃迁群侍御史，为荐判官。

入见帝曰：

‘陛下即位二十年，始自草茅擢臣为拾遗，何其难也？

以二十年难进之臣为和蕃判官，一何易？

’帝壮其言，不遣。

”他认为自己还没有在拾遗一职上发挥才能，对不起皇帝对自己的倚重和恩典，因此，他不愿充和蕃使。

这一段话既体现了窦群的思辩能力，也体现了他对拾遗一职的重视。

　　元和三年，白居易受拾遗之后，满怀激情地写下了《初授拾遗》诗和《初授拾遗献书》。

他将《初授拾遗》诗归讽谕诗类，既表达自己的惊宠之情，又陈述自己对拾遗一职的认识。

其诗曰：

“奉诏登左掖，束带参朝议。

何言初命卑，且脱风尘吏。

杜甫陈子昂，才名括天地。

当时非不遇，尚无过斯位。

况予蹇薄者，宠至不自意。

惊近白日光，惭无青云器。

天子方从谏，朝庭无忌讳。

岂不思匪躬？

适遇时无事。

受命已旬月，饱食随班次。

谏纸忽盈箱，对之终自愧。

”在这里，他有一种受之有愧的欠疚感，因为在他看来，拾遗能让他摆脱“风尘吏”的低贱感，感受到“参朝议”、“近白日”的人间殊荣。

［6］作为一个诗人，他用比较感性的诗句陈述了自己任拾遗之后的心理。

在《初授拾遗献书》一文中，白居易则以严密的逻辑和深邃的理性，表达自己对拾遗一职的真切感受，从参政心理的角度，详尽地剖析了拾遗一职的独特功用：

　　大凡人之情，位高则惜其位，身贵则爱其身。

惜其位则偷合而不言，爱其身则苟容而不谏，此必然之理也。

故拾遗之置，所以卑其秩者，使位未足惜，身未足爱也。

所以重其选者，使上不忍负恩，下不忍负心也。

故位未足惜，恩不忍负；

然后能有阙必规，有违必谏；

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病无不言，此国朝置拾遗之本意也……。

今陛下肇建皇极，初受鸿名，夙夜忧勤，以求致理。

每施一政，举一事，无不合于道，便于时；

故天下之心，?

┴?

页?

页然日有望于太平也。

然今后万一事有不便于时者，陛下岂不欲闻之乎？

万一政有不合于道者，陛下岂不欲革之乎？

候陛下言动之际，诏令之间，小有遗阙，稍关损益，臣必密陈所见，潜献所闻，但在圣心裁断而已。

　　文中充满了作为臣子的谦卑和忠诚，这当然是封建礼法的要求。

但透过那种谦卑，我们更能感受到一个谏臣强烈的责任心。

他对拾遗“选重”和“秩卑”这一不对等特性的分析，准确地把握住了拾遗官的职责和风险，把“不爱身”、“不惜位”作为任拾遗的基本原则，这其实是委婉地表达了自己敢于直谏、不怕牺牲的奉献精神。

白居易深得儒家美刺之术，在强调自己一定尽谏臣之职时，对宪宗皇帝的政治予以了充分的肯定，并说自己只会在皇帝有“万一”之差误时，才会“密陈所见，潜献所闻”，以申感恩报德之意。

这虽然只是谦卑之说，但他不放过皇帝“万一”这差误，充分说明了他强烈的责任感和敏锐的是非感，表明自己将是一个非常称职的谏臣。

拾遗这一官职给白居易带来的是荣耀，是自信，是激进。

　　除了直接向皇帝陈谢或者道贺之外，受拾遗之后，朋友之间也有道贺的，在这些道贺的文字里，我们也能看到时人对拾遗这一微职的敬重态度。

晚唐刘蜕的友人自外府协律郎召拜为右拾遗，他热情洋溢地写了一篇《贺友人拜右拾遗》文，文中充满激情地展望了友人远大的前程：

　　今日街东见诏书，以执事拜右拾遗，朝廷之意将有在择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