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反传统之辨析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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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新文化运动对于儒学之外的诸子以及被目为异端的嵇康、李贽和民间神话、传说等多有借鉴、褒扬。

那么，新文化运动的反孔批儒是全盘打倒儒学吗？

需要澄清的历史事实是，在能够查阅到的新文化运动文献中，没有出现过打倒孔家店的字样，只是胡适在肯定吴虞反孔批儒时，赞扬他为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并把这比喻为清道夫扫除大街上的孔渣孔滓。

与渣滓相对的是精华。

这意味着清扫孔渣孔滓是为了重新认识孔子及其儒学的精华。

事实上，胡适出版于新文化运动高潮期间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对孔子及其儒学的得失都有具体的分析，如指出孔子论知识注重一以贯之注重推论，本来很好。

只可惜他把学，字看作读书的学问，因而造成某些流弊。

可见打孔家店并非全盘把孔子及其儒学打倒在地。

当然，打字无论如何都显示了反孔批儒的猛烈、坚决的态势。

因此，进一步需要分析的是：

这样的猛烈、坚决有无历史正当性。

胡适曾称吴虞和陈独秀是近年来攻击孔教最有力的两位健将。

显然，要打的孔家店，就是孔教。

所谓孔教，在当时有确定所指。

袁世凯和张勋的复辟帝制始终与尊孔相联系，在这中间喧嚣不已的是康有为、陈焕章的孔教会。

孔教会强调孔教，意在宪法中将儒学和孔子确立为国教和教主，为已被推翻的封建专制制度招魂。

当时有报纸指出：

所以如此者。

固孔子力倡尊王之说，欲利用之以恢复人民服从专制之心理。

所以，攻击孔教的实质是猛烈、坚决地批判有着悠久传统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文化。

如陈独秀所说：

对于与民主主义的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

猛勇攻击孔教的矛头直指封建专制主义的三个方面：

政治层面上，批判孔子为帝王专制的护符；

思想层面上，批判孔子为思想专制的权威；

个人层面上，批判孔子之礼为伦理专制的先导。

对上述三方面的批判，这里略举一二。

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指出，封建帝王利用孔子尊君思想为自身的专制辩护，孔子为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因此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而是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

?

他们还指出，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思想专制，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凡不同于我者，概目之为异端，不本于我者，概指之为邪说，由此造成了儒教专制统一，中国学术扫地;

他们还批判孔门伦理的纲常名教是牺牲被治者的个性以事治者的伦理专制，尽管三纲之说非孔子所创，但儒教之精华曰礼，?

L子之礼维护尊卑贵贱的等级，而尊卑贵贱之所由分，即三纲之说所由起也，所以，三纲说不徒非宋儒所伪造，且应为孔教之根本教义。

鲁迅将礼教对个性的摧残，以文学的修饰称之为吃人，由此吃人的礼教成为批判孔教伦理专制的形象流行语。

很清楚，上述三方面的猛勇反孔批儒具有历史正当性。

因为这使得人们在辛亥革命失败后的迷茫中有了新认识：

把中国社会推向前进，要有文化的觉醒和思想的启蒙，即陈独秀说的吾人之最后觉悟。

即使是批评新文化运动反孔批儒的杜亚泉也认为尊孔复古是违逆历史潮流的。

他指出：

在当时如果复兴旧制，则必摧折新机，动摇国本；

设使今日之俄国，欲复彼得以前之旧法，今日之日本，欲行明治以前之藩制，则世皆知其不能，识其不可矣。

让世人皆知其不能，识其不可，正是新文化运动猛勇攻击孔教的光辉所在。

王元化在20世纪90年代反思新文化运动激进主义时，认为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的中国人之自觉中提出的以下观点值得肯定，即对以往的思想要区分两个层面：

超越时代的思想的根本精神和思想受派生其时代所支配的具体观念，应当学习前者体现的智慧，而后者往往随着时代变迁而过时。

他指出新文化运动反孔批儒的失误或者说片面性，在于只抓住了后者而忽视了挖掘前者，因而只承认孔子儒学的历史价值而否认其现代价值。

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对儒学的前一层面不能说丝毫没有认识，如陈独秀在批孔的同时指出：

温良恭俭让信义廉耻诸德，乃为世界实践道德家所同遵。

但应当说王元化的观点是正确的。

因为上述反孔批儒的三个方面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确是从后一层面展开的。

不过，只有深人揭示后者，才能更清楚地认识前者。

这在现代新儒学的开创者梁漱溟身上就有所体现。

他这样评价陈独秀上述的猛勇攻击孔教的话：

陈君这段话也可以说是痛快之至，在当时只有他看的如此之清楚!

由此他也清楚地认到：

孔家礼法数千年以来使吾人不能从种种在上的威权解放出来而得自由；

个性不得伸展，社会性亦不得发达；

古代礼法，呆板教条以致偏欹一方，黑暗冤抑，苦痛不少。

可见，正是新文化运动对于孔子儒学在后一层面的批判，使得梁漱溟认识到儒学的根本精神另有所在。

所以，新文化运动的反孔批儒对于把握儒学的根本精神具有建设性意义。

正如现代新儒家贺麟所说：

五四时代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促进儒家思想新发展的一个大转机。

新文化运动的最大贡献在于破坏和扫除儒家的僵化部分的躯壳的形式末节，及束缚个性的传统腐化部分。

它并没有打倒孔孟的真精神、真意思、真学术，反而因其洗刷扫除的工夫，使得孔孟程朱的真面目更是呈露出来。

这意味着新文化运动反孔批儒，对于儒学的新发展也具有历史正当性。

猛勇往往与偏激相联系。

新文化运动反孔批儒的偏激，一言以蔽之，就是主张矫枉必须过正：

夫矫枉必稍过正，而其结果仅乃得正。

陈独秀、鲁迅、胡适都表达过同样的思想。

这虽然无疑容易导致片面性，但也具有历史正当性。

造成这样的偏激有着以下的原因：

第一，由于中国近代以来改革屡屡受挫，很容易使人认为失败的原因在于不够彻底，从而普遍形成越彻底越好的急躁心理，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的利刃断铁、快刀理麻就是这一心理的写照；

第二，由于封建传统根深蒂固，不易撼动，需要使出加倍的力气与之搏斗，吾恐吾国诸事既枉之程度已深且固，虽矫之甚过于正犹不能正之也;

第三，为了鼓励自己阵营的同志，坚持真理而不中途妥协，陈独秀致胡适信中说，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不容他人之匡正，表达的就是这样的精神；

第四，为了回应反对者的谩骂而用了一些激烈语言，如以选学妖孽，桐城谬种回骂林纾的人头畜鸣之类。

其实，新文化运动对于克服偏激有一定自觉意识。

陈独秀被视作偏激的典型，然而正是他代表新青年批评钱玄同废除汉文之类的激切的议论，指出象钱先生这种用石条压驼背的医法，本志同人多半是不太赞成的。

他在与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守旧者激辩时，冷静地表示应当如蔡元培一样，尊重对方保持其学术见解的权利，蔡先生对于新旧各派兼收并蓄，很有主义，很有分寸，是尊重讲学自由，是尊重新旧一切正当学术讨论的自由。

既然有此自觉，仍有偏激之论，这就更表明了这偏激是出于特定的历史缘由。

可以说，新文化运动的某些偏激言论，是猛勇反封建的思想启蒙的激流溅起的浪花。

指出新文化运动反孔批儒的片面性有其历史正当性，意在对它的反传统有同情的理解，而决不是要无视这些片面性。

只有将肯定其历史正当性和揭示其片面性结合起来，才能作出公允的评价。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正是这样看待新文化运动。

他指出：

新文化运动反对封建主义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它有形式主义看问题的缺点，即坏的就是绝对的坏，好的就是绝对的好;

认为承继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珍贵历史遗产，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这里表彰了新文化运动反封建的历史功绩，也指出了它好坏截然分明的偏激，肯定传统文化具有现代价值。

二、把传统文化妖鬼化还是以科学精神整理国故责难新文化运动者，常常摘录出胡适整理国故与打鬼-给浩徐先生信中的一些话，认为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导致其整理国故就是捉妖、打鬼，把传统文化妖鬼化；

而所谓化黑暗为光明，化神奇为臭腐，化玄妙为平常，化神圣为凡庸，更是将光辉灿烂的传统文化糟蹋成漆黑一团。

这样的谴责只是立足于字句的表面而望文生义。

新文化运动整理国故确有反传统的指向，那就是以科学精神破除经学传统，而这恰恰开创了现代学术意义上的传统文化研究的崭新局面。

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作为思想启蒙，必须回答对待传统文化的总体原则是什么，而整理国故就是答案。

1919年5月，新潮社的毛子水发表了国故和科学的精神，引发了关于整理国故的讨论。

胡适赞同毛子水用科学的精神研究国故的意见，并指出要把清代汉学家不自觉的（Unconscious）科学方法变为自觉的科学方法，而方法不自觉，最容易有弊。

胡适对清代汉学家的治学方法予以高度评价，这里以是否自觉来区分它和现代科学方法，意在点明以科学精神整理国故有别于包括汉学家在内的经学传统。

这实际上表达了整理国故的总体原则是以科学精神打破传统经学，使得传统文化的研究具有现代的学术形态。

对此陈独秀是这样说的：

中国人向来不认识自然科学以外的学问，也有科学的威权、也要受科学的洗礼，向来不认识中国底学问有应受科学洗礼的必要，研究、说明一切学问（国故也包含在内），都应严守科学方法。

显然，新文化运动整理国故，就是在用科学的威权来驱走经学这一向来的威权，使得关于中国底学问的研究受到科学的洗礼。

经学本来是整个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之所在，具有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

经禀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无所容其赞述。

盖经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o经部总叙）因而离经叛道被视为大逆不道。

同时，在经学笼罩下，普遍形成了守成、迷信传统的思维方式，因为凡学皆贵求新，唯经学必专守旧，世世递嬗，毋得改易。

以科学精神取代经学传统来整理国故，就是要从经学垂型万世的权威主义价值观和必专守旧的思维方式中解放出来，重新认识和理解传统文化。

这就是胡适在整理国故与打鬼中所说的整理国故的目的与功用的精神实质。

捉妖、打鬼和化黑暗为光明，无非是用形象化的语言来表达这样的目的与功用。

捉妖、打鬼首先是就具体的禅学史研究而言的。

胡适说，他在伦敦、巴黎花费16天工夫查阅敦煌烂纸堆，是为了捉妖、打鬼：

据款结案，即是打鬼，打出原形，即是捉妖。

可见，打鬼就是依据证据作出结论，捉妖就是搞清本来真相。

这番捉妖、打鬼的结果是认识到：

被埋没了一千年之久的神会和尚，在中国佛教史上，没有第二人比得上他的功勋之大，影响之深；

我们得推翻道原契嵩等人妄造的禅宗伪史，而重新写定南宗初期的信史。

这里根本不存在妖鬼化传统文化的问题。

胡适要从这个案例中，说明整理国故必须用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破除笃信盲从典籍成说的经学思维方式。

正是由这个个案说到普遍的整理国故，就有了化黑暗为光明这段话。

对这段话胡适有十分清楚的解释，这就是用精密的方法，考出古文化的真相，用明白晓畅的文字报告出来，叫有眼光的都可以看见，有脑筋的都可以明白；

也就是他在新思潮的意义中所说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

这样整理国故，只是要人明白这些东西原来也不过如此！

本来不过如此，我所以还他一个不过如此。

这叫做化黑暗为光明。

其基本意思是，用精密的科学方法否定崇拜权威、必专守旧的经学传统，是还原传统文化不过如此的真相的前提。

可见，无论捉妖、打鬼还是化黑暗为光明，都是要走出经学，开辟现代科学意义上的传统文化研究的道路，绝不是妖鬼化传统文化。

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