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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同时代作家的立场上，莫言肯定了余华用哲学上的突破来设计自己的创作方向的做法，称余华为“仿梦小说”的制作人和“清醒的说梦

[1]者”.这篇评论为提高余华的知名度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也为以后真正的学术评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余华在第一阶段发表的小说，带有很强的先锋色彩。

小说的主题以暴力和死亡为主要描写对向，作者采取一种冷漠不动声色的叙述态度，小说在结构、语言和叙述方式等方面都带有很强的实验性，这一时期的评论大多是围绕这几个方面展开的。

余华前期小说中充满了暴力和死亡，甚至可以说他完全以发掘“人性恶”为己任，专注于揭示人的兽性的一面，或者说是人性中最丑陋、最残酷、最肮脏的一面，沉醉于用冷漠的态度对死亡、暴力以及各种天灾人祸进行富有诗情画意地叙述，让人不寒而栗。

谢有顺认为：

“余华早期小说里，死亡、暴力和血并不仅仅是一种记忆，而是经由余华的叙述被指证为这个世界的基本现实，或者说，是这个世界的内在本质”。

[2]而黄蕴州，昌切还把余华小说中暴力书写和我们民族的历史联系了起来，“余华借助暴力这一中介对我们传统的善的历史观进行了解构，揭开了其对人之正常生存之摧残的恶一面，从而对历史暴力进行了冷峻的控诉”。

[3]对于余华总是近乎偏执地迷恋暴力，多数评论者多从余华的童年记忆中寻找答案。

也有的评论者根据作家的自述认为是缘于作家和现实的紧张关系。

更有人注意到先锋文学的暴力叙述与文化大革命的关系。

倪伟认为：

“正是对暴力泛滥的‘文化大革命’年代的记忆，使得余华的笔端有意无意地流出波涛汹涌般的暴力”。

[4]我们可以说余华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冷酷和残忍，，多少有点“作秀”的意思。

是他在先锋精神的笼罩下为了达到冷酷和残忍的效果而精心设计的一种被称为“情感的零度”的写作策略。

其实，在作家的心中是暗藏着热情的。

郜元宝说：

“不难感到在平静得近乎冷漠的叙述底层汹涌着一股心灵的潜流。

呼之欲出，却又无以名之。

”[5]

对余华小说的主题内涵，评论界的意见基本一致。

认为包含着对人性的质疑，对历史的拷问，对认识经验的反判。

但对其作品的先锋价值，评论界存在着较大分歧，甚至是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状况，一个根本原因就是评论者们的评判只停留在文本本身和哲学层面上，没有结合具体文学流派的特点来展开评判，往往是用现实主义的那一套理论去评判表现主义，或者反之，这无异于隔靴搔痒，不同的态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余华小说的先锋性主要体现在叙事情感，叙事方式和小说结构等方面。

余华小说的叙事情感近乎残酷的冷漠，叙述者的主体意向已降至感情的冰点。

旷新年指出：

“小说的叙述者是一个冷漠、客观的叙述者，对叙述不作任何道德情感的干预，只是一种纯粹客观的记录，将这个残忍的故事不动声色地记录下来”。

[6]陈永春将余华的叙事方式概括为五种：

“制造重复”、“个性化回忆”、“反讽性叙述”、“巧置偶然”、“感觉化描写”，认为“鲜明的个性化叙事方式对个体生命的生存状况进行了执着的哲学探究”，“同时又凝聚着深刻的审美意

味”。

[7]余华小说的结构没有明晰的叙事线索，也没有很强的因果关系链，整个文本呈现出碎片化状态，有时看似是毫无意义事件的堆砌，给读者的阅读造成了

[8]极大的障碍。

王海燕用“形式迷恋：

精神真实的追寻者”去概括余华小说的结

构，可以说是非常贴切的。

对于这一时期余华小说中人物形象，评论界也给予了相当多的评价。

大家一致认为作家不屑于对人物进行现实主义的肖像描写，看重的只是作家心目中的主观形象，人物只不过是作家表达意义的一个道具。

“先锋作家笔下的人物没有个性，只是一个平面，或者说只是直奔人的本质，只是一种‘欲望’的象征[9]

可以这样说，这一阶段的余华研究，一是公认了余华前期小说“暴力”和“死亡”的主题，二是肯定了余华小说主题内涵的积极意义，三是对余华小说的先锋性进行了评判。

但这一时期的研究往往浮于表面，存在着一些明显的不足之处。

比喻余华作品中表现出来的这种冷酷和残忍除了作家文学观念和生平的原因外，可能更多地和先锋文学本身的“先锋性”有着极强的关系，先锋文学是在国内的“寻根文学”和国外的“现代主义”双重合力下产生的文学思潮，这一双重的历史语境决定了先锋小说特殊的写作模式，必然表现出和传统文学巨大的不同。

其次对于余华小说先锋性的文学史意义仍需进一步重估，不能仅仅停留在作品本身，而应该看到以余华为代表的先锋小说对后来文学创作产生的极大影响，使小说创作从传统的注重“写什么”到注重‘怎么写’，小说的形式第一次被提到和内容同等重要的地位。

（二）

1991年、1992年、1995年余华先后发表了三部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

正是这三部长篇小说给作者带来了极大的声誉，也使评论界对余华一时好评如潮。

这一阶段对余华的研究或是对单一文本进行解读，或是将三篇作品与前期小说联系起来看余华小说的流变历程以及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

从1991年发表《在细雨中呼喊》开始，余华小说就发生了重大变化。

小说主题从早期的“暴力”转向对“苦难”关注的脉脉温情。

评论者们对余华这一时期小说主题展开了论述，旷新年认为“余华的小说从以前的残酷，血腥、暴力、

[10]宿命主题转移到了生存苦难的主题上来”。

著名学者夏中义也写下了4万字的

评论，“从《呼喊》是‘苦难中的温情’到《活着》推崇‘温情地受难’”，系统地追溯了余华小说主题的生成及变异，[11]该文行文坦诚激越，思想先锋深刻，在学理的层面将近年来余华研究推向了一个新水平。

这样从整体上对作家的作品进行观照，突破了以前单一作品的评判模式，必然带来许多新的认识。

研究余华的著名学者李平教授认为余华前后期作品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人物塑造、故事讲

述和语言风格三个方面”。

李平还进一步分析了在此三个方面的具体体现，认为余华小说人物塑造“不再只是某种欲望的代表，大有返回‘典型人物’的趋

势”。

在小说的时间上，“时间不仅是具体的，而且有着明确的发展着的社会事件做背景”。

在小说的语言上，语言的“诗化意味没有了，少了些文人气，而多

[12]了些民间文学的喜剧风格”。

何滢从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创作比较角度分析了

余华转型后作品的特点。

认为他是“从弱化故事的社会和自然背景，减少人物形象塑造要素，简化人物关系，套用最典型的情节结构模式以及运用浅显通俗的语言等等方面为小说做减法的”，“运用短篇小说浓缩的手法进行长篇的创作”。

[13]当然，我们在看到余华小说前后巨大变化的同时，更应看到其创作前后的一致性。

余华前期小说每一篇都像一个“寓言”，而《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也都带有明显的寓言特征。

再如前期小说中以梦境形式显示出强烈的荒诞气息，后期只不过通过现实和历史来表现。

再比如说，主宰人物命运的那个神秘的超现实的力量，在《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中更被推到了极端。

所以，余华小说的变化只是表现形式有所不同，而表现内容在本质上仍然故我，关心的仍然是人的生命，仍然是人的存在价值和意义。

《活着》等作品是否就是先锋小说向传统小说的回归还需要我们的进一步进行探讨。

对于余华的这种转型，评论界一时议论纷纷。

有人持否定态度，有人持肯定态度。

持否定态度者认为这是先锋小说作家对世俗的妥协，是作家媚俗的表现，必然导致先锋小说的消亡。

持肯定态度者认为这是先锋小说的“胜利大逃亡”，是一次成功的转型。

陈思和利用“民间”理论对余华转型后的作品予以了很高评价。

认为余华从80年代“先锋”写作，转向了新的叙事空间——民间立场。

并且认为作者并没有减弱知识分子批判立场的深刻性，只是表达更含蓄，更加宽阔。

[14]郑国庆也借用“民间”一词，从话语角度对余华转型后的小说进行关注，表明了“知识分子的话语方式开始让位于民间的话语方式，写作者收敛起自己的语言，开始谦虚地倾听民间的声音”[15]对于余华转型的真正原因，批评者多从作者的自述中寻找依据，认为是余华对人和世界理解的加深，是作者和现实紧张关系缓解的原因。

不过李平并没有被作者的自述所“欺骗”，从三个方面提示了余华转型的原因：

“其中既包含着先锋文学自身局限的不可超越性，也包含着世俗诱惑的难以抗拒性，也许，还包含着作家自己可以把握的不断创新欲望和无法把握的创作心态的衍变”[16]。

其实，每一次新的艺术形式的出现都是先锋，一旦被接收了，先锋派的任务即告终结。

所以说先锋小说作为一个小说的艺术实验运动，其变化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

问题仅仅是什么时候变，以什么方式变。

在这个层面上说，余华的转型是必然的，是一次成功的转型。

还有评论者对余华单个作品的艺术形式给予关注，认为重复是余华小说叙事艺术的一个重要特征。

王光华指出了《许三观卖血记》的重复叙事艺术，认为“重复叙事不仅是作品结构主要手段，也是构成细节的主要手法，并造就了作品一种无尽意蕴：

形式审美和主题的深邃”。

[17]但这些评论只就艺术论艺术，仅仅停留在艺术分析的层面上，而没有和文本内容联系起来，没有为我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这是这类研究中的通病。

总之，这一时期的研究者多从总体上对余华小说进行观照，将其前后期小说联系起来进行了全面地梳理，回答了余华转型的真正原因。

更为可贵的是还对余华的单个作品进行了深入分析，从而形成了余华小说研究个体和总体相结合，内

外兼顾的良好局面。

虽然对余华的转型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看法，但这只是不同的艺术观的碰撞而已，是一种正常的学术争鸣。

今后更应对单个作品进行挖掘，尤其像前期《现实一种》这一类小说，从而真正形成以点带面、点面结合的良好研究局面。

（三）

随着对余华小说研究的深入，评论者开始使用新方法和新视角对其作品进行评价。

像比较研究、小说中儿童视角研究、女性形象研究等等。

余华受川端康成的影响比较大，尤其是早期那些感觉、幻觉特别浓厚的作品。

俞利军从两者的经历、性格、审美追求等方面着手，做了全方位的比较研究[18]。

还有的学者把余华和卡夫卡，海明威进行了比较。

有的评论者从人道主义及五四新文学启蒙传承的角度将余华与鲁迅作了比较，指出两者人道主义的区别在于：

“鲁迅解构传统道德的依据是新的人的观念，是以人的道德观解构非人的道德观，而不是解构道德本身。

而余华所要解构的则是善恶二元对立的道德结构，是对道德自身的解构”。

[19]比较研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清作者的美学风貌，追溯出作者的创作渊源。

但在余华研究中也存在着任意比较，胡乱比较的现象，那些对余华创作影响极大，作品风格相似相近的作家反而被忽视，这是余华小说研究中应加以注意的地方。

余华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一直处于被遮蔽的状态，也多为论者所忽略。

林华瑜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对余华的女性群体予以解读，指出她们分别为暴力的牺牲品、苦难的承担者以及人性恶质的一种显现在余华作品中的特殊意义，并进而分析了余华

[20]的女性观。

还有的学者从儿童视角、“审父”情结对余华小说进行了解读。

这

种新方法、新视角的运用必将拓宽余华研究的领域，把余华研究推向一个新台阶。

这里还须提及国外余华研究情况。

随着余华的作品被翻译成多国文字，余华开始成为一个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作家，受到国外学者的关注和认可。

其中丹麦学者魏安娜就成为余华研究的专家，撰写了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文章。

[21]

（四）

随着时间的推移，评论界对余华小说的研究从早期零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