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农和为农之争的农村教育范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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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农和为农之争的农村教育范文

离农和为农之争的农村教育范文

一、农村教育改造:

从嵌入到脱嵌

中国的现代学校教育发展承载着国家层面的近/现代化目标，试图通过教育来改造传统社会。

清末逐渐萌芽的新学是对西方文明的学习和模仿。

现代学校教育是在西方工业大生产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目的在于回应工业社会的各种问题，它天然就是“离农”的。

“离农”并非表现在教人离开农业和农村，而是指教育的目标设定和功能中并不包含“为农”的成分。

因而，现代学校教育自从进入中国之初就一直面临着地方化和本土化的任务，关键问题是:

如何使“离农”的教育服务于“为农”这一目标。

早在上世纪20年代，乡村教育运动的倡导者就提出了系统化的为农主张。

〔5〕他们的方案实际上是一种教育和社会的双向改造，也就是经由“教育改造”来实现“社会改造”，即不仅用新教育改造传统的“旧教育”，更要改造新教育本身使之与当时的社会条件相适应。

由于政Z和战争等原因，前辈学者的教育改造方案没能实现。

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现代学校教育才逐渐在农村扎根。

1949年全国共有各类小学3468万所，在校生24391万人，学龄儿童入学率仅20%左右。

国家采用“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方针，充分发挥国家办学和群众集体办学的两个积极性。

19XX年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78%，并且19XX年以后入学率一直保持在98%以上，20XX年这一数字更是达到了997%。

随着《义务教育法》的颁布，以及“两基攻坚”的实施和验收，我国已经基本实现了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

从我国农村学校教育的发展历程来看，它其实一直都是一种“离农”的教育。

“为农”从未真正成为农村教育发展的主导理念，它更多地是存在于学者的倡导与呼吁之中。

应该看到，城乡二元结构是我国的基本社会结构特征，作为高地的城市集聚了各种资源，而农村则是附属性的洼地。

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既反映了个体的利益诉求，也符合现代化的发展趋势。

现代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沟通城乡的纽带，它被视为一种社会平等化机制，即通过后致性因素来促进社会流动，以降低先赋性因素主导的再生产模式。

教育能在多大程度上促进社会的平等一直是个充满争议的问题，但是现代教育至少为农村社会中的个体带来了“离农”的机会，通过教育“跳农门”也成为民间热心教育的主要动力。

那么，“离农”的教育何以在农村社会扎根?

乡村教育运动倡导者提出的“教育改造”任务是如何完成的?

推动“教育改造”的主体是农村社会，具体表现为学校嵌入农村社会的过程。

学校教育与农村社会呈现出一种双向改造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学校教育功能设定中的“离农”倾向得到了平衡，它的实际功能中体现出“为农”的成分。

而当农村义务教育普及的任务基本完成之后，教育与社会的关系进入到一个反向进程，即学校的脱嵌。

这一部分的主要任务是对“嵌入”和“脱嵌”这两个进程作出描述。

（一）嵌入的教育:

现代学校教育在农村扎根农村教育的总体目标设定是与宏观层面的国家发展战略紧密相关的。

建国初期，虽然我国总体上仍然是一个农业国家，但是总体发展是以重工业化以及城市化为主导。

并且构建了一套壁垒森严的城乡二元体制来推动其战略目标的实现。

在经济层面，国家通过价格“剪刀差”将农业剩余转化为工业资本。

在社会层面，人口流动被严格限制，“农民”是一种很难转变的户籍身份。

这种宏观发展取向决定了教育在本质上是“城市本位”的，教育的制度功能在于从乡村为工业发展选拔和输送人才。

客观上，农村学校教育提供了一条有限的社会流动渠道，使农村个体有可能通过升学实现身份的转变。

一方面，教育提供的“离农”的可能性，尤其是在其他社会流动渠道匮乏的情况下，鼓励了农民的教育积极性;另一方面，这种上升的机会在数量上极其有限，又在结构上维护了乡村社会的稳定性。

国家对农村社会的严格控制，促进教育“整合”功能的发挥，相对抑制了“分化”这一面向。

因为除了少数通过教育实现离农的个体，对大部分人来说，学校教育只是一个必经的过程，并不真正把乡村个体带入外部世界。

虽然，从总体教育目标定位来看，农村教育本质上是“离农”的。

但是，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城乡区隔政策限制了实际社会流动的发生，使得“离农”更多地表现为农村教育当中的一种目标倾向，而非一种现实趋势。

并且，这一系列制度安排也相当于某种屏障或者堤坝，使农村社会成为一个相对封闭的体系。

在“重城市、轻农村”的基本格局下，整个教育体系也分化为“城”“乡”两个序列。

在“两条腿走路”的教育方针指导下，城市教育主要由国家负担，而农村义务教育则长期以“农民自办教育”的形式存在，直到20XX年“以县为主”的教育管理体制确立，才转变为“公办教育”。

仅就政策背后的意图来看，它反映的是国家对农村教育的歧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差别性的制度安排具有另一重作用:

修正教育当中的“离农”倾向，使之带有乡土特质。

农村义务教育的普及过程实际上就是教育嵌入村庄社会的过程。

尽管国家的方案设计中，教育是要服务于城市体系的，但是就其实际功能来说，学校教育并不试图击穿乡村社会的边界使之与外部世界连成一体，它反而成为乡村社会的文化和社会再生产体系的一环。

教育的嵌入主要表现在两个过程:

一是学校与村庄社会的融合，二是在个体层面，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区教育的融合。

首先，讨论学校和村庄关系。

最容易注意到的是，学校和村庄在地理位置上的对应性。

早在1950年，政F便公开宣称要在每个村庄建立一所民办小学。

〔6〕差不多在19XX年代初，基本形成了一村一校的教育格局。

更为重要的则是，学校与村庄功能联结。

农村小学一般称为“民校”，教师则被称为“民师”，称呼背后是农村社区以及个体对教育财政责任的承担。

农村学校的办学主体是村集体，学生家长通过现金或者粮食的形式支付学费，这构成了学校日常运行以及教师工资的来源;另一方面，村小的老师基本来自本村，师生关系是叠加在熟人或者亲属关系之上的，并且村落社区的熟人网络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保障教学质量的监控资源。

所谓学校嵌入村庄，其核心就在于两者之间的功能互补，学校承担教育职能，而村庄社会给予各项资源的支持。

此外，学校既是教育空间又是文化场域，村庄的地方性知识渗透在按照制度化方式组织起来的教学过程当中，学校构成了乡村文化和社会再生产的一个重要环节。

这也体现出农村学校与国家举办的公立小学之间的区别，因为它具有双重属性:

一方面处于国家的正式教育系统之内，它的基本制度设置、课程安排等受到国家的控制和规范;另一方面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又依托于乡村社会的各种资源输入，它是村庄社会的组成部分，因此在教育实践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很强的乡土特质。

在这个意义上，农村小学数量的增加以及学龄儿童入学率的提高，体现了国家权力的下沉以及意识形态控制范围的拓展;但与此同时，村落社会调用各种社会资源兴办教育，表现为村落社区公共事业观念对于现代初等教育制度的吸纳，是原有的地方性知识体系对于现代知识传播体系的反向改造。

〔7〕学校教育的普及必须落实到个体层面，学龄儿童入学率构成了一个重要指标。

正是国家层面的一系列强制措施，加上民间兴办教育的努力共同推动了教育的普及。

对于农村儿童或者家长来说，教育所能带来的最大激励是“离农”的可能性，也就是通过教育实现社会流动。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离农”并不只意味着逃离农村进入城市，它也可能只是带来职业的改变。

比如，通过师范学校进入乡村教师的队伍。

农村学校为农村教育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它是农村教育再生产的关键一环。

这些报考师范学校的农村学子大多是成绩佼佼者，其中很多来自贫困家庭，选择师范学校而非大学是希望早日挑起家庭经济的重担。

师范学校为农村学子提供了一条脱离农业，却又能服务农村的社会上升之路。

其次，讨论学校教育对乡村儿童教育经验的影响。

如前所述，教育所能提供的“离农”机会有限，对于多数人来说，学校教育并不直接改变他们的人生走向，而更多的是通过教育过程来施加影响。

国家对学龄儿童的教育做了强制规定，每个儿童都需要进入学校接受教育，但学校教育并不是农村儿童教育过程中的主导力量。

这一时期，农村儿童的教育呈现为“三位一体”的格局，也就是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区教育的结合。

学校教育当中包含着众多城市元素，并在价值层面上为农村儿童输入了“离农”的意识，但是农村儿童的日常生活经验没有因学校教育而发生很大改变。

实际上，农业劳动才是一种更为核心的教育经验，它本身就是广义的农村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每个农村儿童都必经的社会化过程。

在传统社会，儿童是家庭劳动力的重要构成，基本上是会走路就开始帮助大人干农活。

农业本身的艰辛在客观上强化了“离农”的愿望，在这个意义上，农业成为学校教育发展的助力。

并且，学校教育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农村儿童的教育经验，虽然它引入了“离农”的成分，但农村儿童在家庭和社区教育方面仍然维持着传统的乡土特质。

所以，从总体上看，农村儿童的教育并不是“离农”的，甚至可以说学校教育过程本身是嵌入在农业劳动当中的。

（二）脱嵌的教育:

人口流动背景下的农村教育改造改革开放之后，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农村教育整顿措施，一方面继续贯彻和巩固义务教育的普及，另一方面重心逐渐转向教育的提升，也就是以正规化、规范化为目标导向的农村教育改造。

“两基工程”、“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等一系列教育发展计划的实施，使农村学校基础设施和硬件方面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并且，教育管理体制也进行了几次调整，最终确立了“以县为主”的模式，国家把义务教育确立为政F财政负担的公共事业，农村义务教育实现了从“农民办教育”到“政F办教育”的转变。

这些政策措施的实质是使原来城乡分立的教育制度并轨为“一元体制”，即把城乡义务教育的发展纳入到一个共同的制度框架中，运用相同的发展目标与评价方式。

农村义务教育发展中最为显著的变化则表现在学校布局方面，也被称为“撤点并校”。

19XX年代中后期以来，农村的小学和教学点遭遇了大规模的撤并，这使得前一阶段形成的“一村一校”教育格局被打破。

农村小学的布局正在朝向“一镇一校”的方向转变。

必须承认，农村义务教育主要是依靠农村社会的力量实现普及的，以投工投劳的方式建设校舍、缴纳学费以及教育费附加来维持教育体系运转。

但是，也不能过高估计民办教育时代的教育条件和质量。

很多农村教学点长期以“一师校”的形式存在，无法适应新教育的要求。

通过淘汰一批办学条件差的学校，“撤点并校”进程在一定程度上拉高了农村教育的平均水平。

社会层面的变化是我们理解上述教育调整的关键。

伴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以及东南沿海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口流动的速率和规模不断增加。

尤其是19XX年代以来，“打工潮”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现象。

大量农村青壮年涌入城市，因打工而实现了“离农”。

从这个意义上说，“离农”首先表现为一种社会趋势。

这一进程的结构意义则在于农村社会不再是一个封闭系统，原本由限制性政策把守的闸门一旦打开，农村社会直接与外部城市体系连接在了一起。

农村教育的走向本质上是由农村社会在宏观社会中的结构位置决定的。

这种外部社会变迁意味着农村教育的功能与角色发生根本性变化。

在原有体系中，教育是实现“离农”的主要纽带。

而在人口流动背景下，农村的个体即便不能通过考试－升学的路径“离农”，他仍然能以“打工者”的身份在城市就业。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教育重要性的降低。

农村教育的制度功能由选拔少数人才进入城市，变为帮助农村的全部个体做好准备、实现与外部城市体系的整合。

换个角度看，那些限制流动政策的废止（尽管户籍制度仍然是一个重要残留）是对教育功能的一种解放。

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教育在推动社会流动及其平等化方面的重要性得到了提升。

那么，上述变化又会对农村教育与农村社会的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如前所述，“离农”表现为一种社会趋势，外出打工已经是一种常态化的选择。

并且学校教育也在朝向制度化和规范化的方向发展，这就意味着农村教育的“去乡土化”，也使得教育的“离农”倾向不断强化。

国家通过一系列农村教育改造行动，使学校从农村社会中脱嵌出来。

首先，通过城乡教育并轨，实现农村教育的“去乡土化”。

1980年代后期以来，国家加大了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改善了农村学校办学条件，并且逐渐承担起农村义务教育的出资责任。

关键的变化在于农村学校的制度身份从“民办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