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要从近世走向近代宋元变革论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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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唐宋变革论，还有美国学者的两宋之际变革论、宋元明变革论，还有由中唐至明变革论等。

②

　　在诸多的命题中，20世纪初由日本内藤湖南首倡、宫崎市定等充实的唐宋变革论无疑影响最大。

进入21世纪的重新关注，更使这一命题的影响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③唐宋变革是指中唐至北宋的变革，并非仅指唐宋之际，北宋作为这一变革期的终点，把唐代的因素发展到极致。

因此说唐宋变革论作为古代以及古典主义终结的归纳，精辟而到位。

至少从政治形态的变化看，我并不持有异议，在我的日文版《宋代的皇帝权力与士大夫政治》④一书中专有一节阐述了我的认识。

不过，唐宋变革论并不涉及宋代以后的中国历史演变。

并且，在我看来，始初建立在部分推论基础之上的唐宋变革论，对两宋不加区分的捆绑论述具有一定的缺陷。

最主要的是，唐宋变革论是追溯中国历史，向前看而得出的认识。

　　历史是流淌于时空之中一条连绵不断的长河。

事物的变化大多如此，一个事物臻于完美，一个过程进行到后期，便开始酝酿下一个过程，便开始发生变异。

这是持续的发展。

唐宋变革论诉说的是中国历史从中古走向近世的变化。

而我则是向后看，从南宋历元，跟明清、乃至近代的联系来观察得出的认识。

观察的矢向不同。

　　三、宋元变革论的学术背景

　　宋元变革论，并非我的首倡。

前面提及，欧美学者有两宋之际变革论、宋元明变革论，还有由中唐至明变革论等。

我必须承认是受到这些说法的启示。

那么，欧美学者的这些认识又从何而来呢?

追溯学术史背景，大概还要回到首创唐宋变革论的日本。

战后的相当长时期内，日本学者的中国史研究领先于世，并且出于冷战等原因，欧美的几代学人大多通过日本学者的论著来认识中国史。

关于这种学术背景，不仅仅是我个人的观察，并且还得到了欧美学者的亲口印证。

1993年春，我在日本东洋文库巧遇英国学术院院士、牛津大学教授杜德桥，当时，我正在将近藤一成的《英国的中国学》长文翻译成中文，于是便围绕着有关英国的中国学问题，与杜德桥教授展开了讨论。

他说，二战期间，西方国家对日作战，客观上形成了许多学者学习日语的局面。

战后，这些学者又转向中国文化与历史的研究。

可以说，这一代学者受日本中国学研究的影响较大。

①

　　后来，又看到我大学时代的老师张广达先生也有同样的认识:

“在西方史学界，宋代一向是最受喜爱的中国朝代之一，一些西方学者把宋代呈现的种种新气象比拟为中国近世的文艺复兴，有的称之为‘新世界’这样的评价，非常可能就是受到了内藤史学的宋代近世说的直接、间接影响。

”从这种特殊的学术背景上考虑，大量吸收日本学者的中国史研究成果，欧美学者对宋代以后的中国历史演变的观察，极有可能是来自日本学者的启发。

不仅是欧美学者，汉语世界的学者也逐渐接受了近世这一历史分期的概念。

例如近年在台湾举行的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的论文集，便题名为《近世中国之变与不变》。

③

　　其实，早在20世纪30年代，与日本学界有着共同视野的中国学者己经注意到、并使用了来自日本的“近世”概念，同时也加进了自己的解释。

比如吴天挥先生就把北宋庆历时期视为中世和近世的分界线。

④从内藤湖南首倡到宫崎市定完成，日本学者不仅提出了为学界瞩目的唐宋变革论，还从世界史的视野出发，全面确立了不大为日本以外学者提及的近世社会的学说体系。

⑤同样是京都学派、较宫崎市定小十几岁的岛田虔次具体阐述了“近世说”导入的理由:

我的论证方法是这样的。

首先把宋以后的中国与欧洲的近代ModernAge并行（因为说的是从14,15世纪开始的时代过程，所以不是被19,20世纪的西欧文明所理念化了的‘近代本身’）。

接下去因为自觉到都是人的社会，所以在宋以后的中国也肯定有与文艺复兴期以后的欧洲同样的现象。

根据对这样的事之探究，中国史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肯定也就明了起来了。

”⑥近藤一成评价道:

“内藤湖南提倡，宫崎市定展开的唐四、从南朝到南宋:

时空在江南重合。

　　历史在时空中运行。

以时间观之，根据时代变化的特征，必须把历来视为一体的北宋和南宋加以切割。

以空间观之，也必须将地域进行切割，将南北分开。

广裹的中国大陆，地域发展的不均衡性，使得研究者不可能将这一大陆板块的空间演化笼统地纳入统一的时间演进中进行观察，否则，研究结论的精确度便会大打折扣。

在这方面，美国学者施坚雅（G.WilliamSkinner）的宏区划分理论范式为我们的考察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为什么我将宋元变革的开启期确定在南宋?

历史发展的偶然性让时空在江南重合，从而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一轮变革。

地域发展既相对独立又互相联系，既不平衡又渐进趋平。

一池湖水，尽管水深水温有不同，毕竟同为一池，交互影响。

变革从南宋江南的时空发端，如水流从高就低，借由元明统一的时势，政治、经济、文化的推手便将变革向整个大陆各个地域辐射扩展。

我将视点聚焦在江南。

让我们从明清向上回溯。

以明清为主的近代以前江南研究，己经有了丰富的研究积累。

台湾学者刘石吉认为‘明清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业市镇的兴起，在江南更是普遍与突出的现象，经济结构在此起了大变化，初期的资本主义业己萌芽发展。

19世纪中叶西方经济势力冲击到中国沿海、及近代通商口岸都市出现之前，江南地区的近代化’（不是‘西化’）的程度己经达到相当的水准。

”④樊树志也指出:

‘江南地区经过长期的开发，到明代进入经济高度成长时期，最先显示出传统社会正在发生的变革，社会转型初露端倪。

农家经营的商品化程度日益提高，以农民家庭手工业为基础的乡村工业化（即学者们所说的早期工业化），在丝织业、棉织业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工艺精湛的生丝、丝绸、棉布不仅畅销于全国各地，而且远销到海外各国，海外的白银货币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

严格意义上讲，江南市镇己经领先一步进入了‘外向型’经济的新阶段。

”

　　五、从侧面切入的尝试

（一）科举的盛世

　　论述中国历史如何走向近代，宋元变革论是一个相当宏大的命题。

我个人其实无力全面驾驭，只是提出命题，并从一个侧面切入进行了初步阐述。

基于个人的研究经历，我决定从南宋科举及第后选人入官这一点切入，从而揭集社会转型之渐。

因为，在多数情形之下，知识人都是社会的主要引领者。

如所周知，从北宋太宗朝开始，伴随着宋朝统一事业的基本完成，亚须各级管理人才的现实状况、重文抑武的战略转变以及笼络士人的政治策略等多种因素，让宋朝政府全速启动了科举这架机器，开始了大规模的官僚再生产。

　　从此，两宋三百余年间，每科取士几乎都达数百人乃至上千人。

两宋登科者，北宋约为61000人，南宋约为51000人。

⑤这些数字的总和数倍于宋朝以前和以后的历朝科举登科人数，折射出科举制度和由此造就的士大夫政治的时代辉煌。

由于“本朝取人虽曰数路，然大要以进士为先’，⑥的政治设计，在多种入官途径中，进士出身者升迁最快，金榜题名后，飞黄腾达者，史不绝钱“白衣举子”，风光无限。

（二）辉煌后的阴影:

科举难、改官难

　　然而辉煌有阴影。

科举造就了不少高官显宦，他们显现出耀眼的光芒。

但同时科举也制造了无科举难，改官难，严酷的现实最终让对仕途绝望的士人“绝意荣路”，与主流政治产生疏离，使多数士人潜沉下层，滞留乡里，导致士人流向多元化。

青吏、幕士、讼师、商贩、术士、乡先生都成为士人的谋生选择。

社会流动由纵向更多地趋于横向。

纵向的推移带来横向的变化。

下层士人和官僚无法进入主流的结果，最终必然是漫溢的支流淹没了主流，社会发生转型。

　　（三）疏离主流，士人走向地方

　　美国学者郝若贝指出，从江南经济最发达的华南地区逐渐形成自在自存性的几类大族考察，南宋的社会文化精英的志向和心态显然与北宋的不同。

北宋精英大多怀有报效朝廷、得君治国的抱负，因而不惜脱离故乡。

到了南宋，地域精英虽然不排除仍有跻身庙堂之志，但是扎根地方开始成为他们的主要选项。

对此，张广达先生高度评价道:

“郝若贝注意考察两宋之间士大夫的差异，这是他的贡献。

”①而包弼德先生解读唐宋变革论说，唐宋的社会转型只是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亦即士大夫的身份的重新界定以及他们逐步演变为“地方精英”的过程，而不是内藤所描绘的贵族门阀制的终结和“平民”的崛起的社会画面。

②我觉得包弼德先生的解读正可以用来解释我所说的宋元变革论。

因为走向地方的趋势，明显出现在南宋。

　　在经济发达、地方势力强盛的背景下，不少士人以各种形式流入地方社会。

士人的参入，在客观上提升了地方社会的知识层次，强化了地方社会的力量。

才士不幸地方幸。

拥有文化权力与社会资源的地方精英，构成庞大的网络，促进了地方社会的发展。

由于商品经济与社会网络的力量使然，走向地方的士大夫精英与横向流动于地方各个角落的士人，不同于往昔的文人失意归隐，他们不可能隐于林泉，隐于市廖，自外于社会，而是以谋势或谋生的积极姿态参与地方事务之中。

　　六、精英引领社会转型

　　作为精英治国的士大夫政治，在北宋开始形成，其意义不仅显示于政治领域，还影响到社会的各个层面。

这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划时代变化。

士大夫政治格局，让中国文化的发展也改变了既往的形态。

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中国思想文化都是在王朝失去深入控制社会能力之时，开出了绚烂之花。

而北宋则在士大夫的主宰之下，中国文化走上自然发展的正常之路，伴随着经济繁荣而繁荣，政治之手不再成为文化发展的强力钳制。

科举规模的扩大，带动了全社会的向学，印刷业也由此空前兴盛。

士人作为一个阶层，像滚雪球似的前所未有地扩大。

靖康之变，中断的只是北宋王朝的进程，并未改变士大夫政治的基本格局。

不死鸟在江南重生，包括士大夫政治在内的北宋因素，由于传统、惯性以及百年积淀都被南宋全面接受。

　　除了从事教育之外，没有了科举的时代，拥有文化知识的士人流向更为分散而多元，犹如水漫平川，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

多数士人或许并没有多么崇高的理想与道义担当，只是为了养家糊口而为稻粱之谋。

我曾考察过由宋入元的黄公望的生平。

②这个以画出《富春山居图》而闻名于后世的画家，曾经长期为吏，有个叫张句曲的人戏题《黄大痴小像》就说黄公望是“贫子骨头，吏员脏腑”。

③除了为吏，黄公望还教书、算卦、入教，从事过多种职业。

作画只是晚年的一种兼职。

南宋袁采讲道:

“士大夫之子弟，苟无世禄可守，无常产可依，而欲为仰事俯育之资，莫如为儒。

其才质之美，能习进士业者，上可以取科第、致富贵，次可以开门教授，以受束修之奉。

其不能习进士业者，上可以事笔札、代笺简之役，次可以习点读，为童蒙之师。

如不能为儒，则医卜、星相、农圃、商贾、伎术，凡可以养生而不至于辱先者，皆可为也。

”④袁采为士人指示的出路，不是出于他开明的臆想，而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