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高速排放增长与全球气候变化政策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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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以及另外几个工业国同时出现的增长减速，固然会使全球平均增长率暂时降低，但不大可能打断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以及全球的强劲增长势头。

21世纪前20年，人类生产量和消费量的巨大增长超过了以前整个人类历史增长量的总和，而至2030年这种状况又会重现（Garnaut，2008b）。

这种增长是严重依赖于能源利用的。

可以预计，全球能源涨价会大幅度降低石油消费量增长，不过，鉴于已经可以普遍获取排放强度最大的燃料——煤炭，化石燃料排放总量的增长率未必降低。

这点对尚未落实严格的温室气体控制政策的大多数国家来说都适用，中国也不例外。

在未来的20年，中国必定会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发动机。

因此，在能源利用上，中国也会是碳强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中国是二氧化碳排放量与能源利用量比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排放国了（MNP2008）。

规模巨大且高速增长的经济及其二氧化碳强度意味着，未来几年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会产生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影响。

各大经济体都应该采取措施，限制温室气体排放并将其减少至气候变化风险可以控制的水平。

鉴于中国的独特地位，对于全球气候变化前景来说，中国制定并实施的政策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在本章，我们拟分析包括能源和二氧化碳排放在内的中国的增长新趋势，而且还要为中国和世界提出直至2030年的基准预测。

然后，我们再概述中国近年来政策上的新情况，进而提出问题：

在综合气候变化减缓的世界中，中国能够且需要为此作出何种承诺。

新近的趋势

化石燃料燃烧排出的二氧化碳，是数量最大、递增最快的温室气体，这也是本章的主题。

通过“卡亚恒等式”（Kaya和Yokobori，1997）[1]，可以将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长分解为经济增长、（国内生产总值的）能源强度和（能源的）二氧化碳强度：

ΔCO2=ΔGDP×

Δ（能源/国内生产总值）×

Δ（CO2/能源）　　　　　　

（1）

关于全世界的、中国的和不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的这几个变量的总计数据见表8-1。

在这10年间，世界范围内的国内生产总值、能源和排放量都呈现了加速增长的态势（另见Raupach等，2007）。

[2]表8-1数据说明新近全球排放量加速增长中有多少来自于中国。

1990年代，全球排放量下降主要是由于传统经济的崩溃。

除中国以外，这10年排放量的增长与1970和1980年代相比都要低一些：

前者的增长率是1.5%，后者为1.8%。

然而，一旦加上中国，这10年全球排放量的增长率就成了2.9%——比1979～1990年间全球排放量平均增长率2.1%要高得多。

2000～2005年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长率为10.6%，要比1990年代的增长率高3倍还要多。

[3]2000～2005年间，全球排放增长量的55%来自于中国。

表8-1世界和中国的GDP，能源和二氧化碳排放增长率以及弹性的比较（1971～2005年）

图8-1世界和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GDP，能源/GDP和二氧化碳排放/能源（1971～2005年，1971年=100）

图8-1采用表8-1中的数据，通过图示对中国与全球的二氧化碳、能源和国内生产总值三者之间关系的区别进行了探讨。

在世界各地（中国除外），二氧化碳排放量与能源用量的比率以及能源用量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都在逐渐而平稳地下降。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二氧化碳与能源的比率随着时间的推移却在提高。

中国能源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直至1970年代晚期始终是稳定的，2000年前后则发生了骤降，其后又大致稳定下来。

从世界范围来说，无论是与二氧化碳/能源的比率相比较，还是与能源/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相比较（这两种比率一直处于下降之中），二氧化碳/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的下降都要明显一些。

不过，中国的情况并非如此，因为二氧化碳/能源的比率一直是上升的。

自2000年以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和能源一直保持同速增长，排放量的增长要略快于前两者。

那么，是什么造成了在中国观察到的这种异乎寻常的增长趋势呢？

在1970年代，中国的能源强度是极高的。

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中国经济的能源效率大大提高。

归根结底，这是通过政府推行关闭小型低效发电厂（一定程度上是担心地方空气污染所致）、国有企业改制、提高能源价格和结构调整等一系列举措，使工业能源效率提高达到的（Fisher-Vanden等，2004；

Wu等，2005；

Sinton和Fridley，2000）。

不过，在1990年代提高的经济能效中，很大一部分是一次性的，是由中国经济转型扩大私营部门管理所致，节能措施不像以前那般具有强制性了。

Quadrelli和Peterson（2007）的报告称，能源保护投资占中国能源投资总额的比重，从1983年的13%下降为2003年的4%。

近年来，中国能源密集型产业获得了迅猛发展。

2000～2006年间，中国粗钢产量年均增长22%，生铁增长21%，水泥增长13%（国家统计局，2007a）。

这一切导致了近年来能源消耗的高速增长（图8-2）。

2000～2005年间，仅5年的时间，能源消费总量增长了50%以上。

2006年和2007年，能源增长稍有减缓，然而，增长率依然接近10%。

2000～2005年间保持不变后，2006年能源强度降至2%。

[4]2007年前半年的数据表明能源强度降至2.8%了。

[5]

中国能源消耗的平均碳强度始终有增无减。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是能源结构的变化使增长集中于化石燃料。

1990年至2005年，煤炭能源需求量倍增，在能源需求总量中煤炭所占比重从61%提高为63%（IEA2007a）。

发电用煤增长带动了煤炭用量的增加，80%的发电都是以煤炭为基础的，而且还在继续激增中；

2006年，新增发电能力中近90%是煤电。

低排放或零排放能源（包括水电、核电等再生性能源和天然气）增长固然迅速，但由于基数低，或者就生物能源来说，一直未见发展。

尤其是交通运输方面的石油使用量，1990～2005年间几乎增加了两倍，在能源使用总量中所占份额也从13%提高到了19%。

图8-2中国的能源消费水平和增长（1978～2006年）

基准预测

这一节，按照基准的、政策保持不变的方法，推测至2030年与化石燃料有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6]假设已经实施的减排政策会得以持续，同时，也假设即使政府作出表态，也不会推出新的政策。

我们从新近国际能源署（IEA）2007国际能源展望（IEA2007a）所作的预测开始，该预测利用了能源系统局部均衡框架的大量信息。

根据本章提出的分析，我们利用排放—增长分解框架，选择宏观经济假设，也就是根据非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和就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而论的能源利用集约度作出调整。

这种方法的优势在于它建立在IEA的专家知识的基础上，可以弄清楚哪一些假设尚需反思。

这一方法的局限性是，它无法从假设的改变中获得一般均衡效应。

国内生产总值

我们不仅细察了国际能源署（IEA2007a）确定的三个发展中人口大国以及另外几个发展中转型地区的增长率，而且还对其作了调整，其中，三个发展中人口大国是指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

我们采用Perkins和Rawski的增长—核算框架（2008），对中国的增长作了预测。

正如表8-2所示的，我们赞同该框架认为教育使劳动力成才的预测，而且采用整个时期总要素生产率（TFP）提高3.2%这一数字（这指的是过去10年的总要素生产率）。

Perkins和Rawski想当然地认为资本形成率在减缓，投资率却在提高；

而Garnaut和Huang（2005）则认为，事实上这两者的提高程度远高于当前的水平。

我们假定，2015年以前投资一直维持于国内生产总值的45%的水平，到2025年降为40%。

把几项假设纳入Perkins-Rawski框架，所得结果是，预计2005～2015年间增长率为9%，2015～2025年间为6.8%（表8-2）。

[7]鉴于近年来中国的表现及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的良好前景（Garnaut和Huang，2005，2007），我们认为这个预测相对是保守的。

1990年以来，中国的GDP一直保持10%左右的年平均增长率。

2006和2007年两年的最新数据分别为11.6%和11.9%（国家统计局，2008a）。

不过，我们所作的增长预测要比广泛使用的国际预测数，包括IEA的预测数在内的数字都高得多，IEA在其基准方案中提出中国的GDP的增长率分别为：

2005～2015年间的7.7%和2015～2030年间的4.9%。

近年来，发展中世界增长加速已远不仅限于中国了。

自2004～2007年以来的增长加速尤为显著，在此期间，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以及转型经济体集团的年平均增长率都在5%或5%以上。

我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增长的加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策环境的改善，再加上中国高速增长带来的溢出效应，因此也会是可持续的。

基于增长核算法（Garnaut等，2008），我们采用7.5%作为印度2005～2030年间GDP增长预测数，印度尼西亚以6.5%作为预测数。

对于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以外的所有发展中国家来说，我们都用IEA预测的加权平均数（2/3）和过去4年来的绩效（1/3）予以预测。

根据上述假设，预测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的增长率会比20世纪最后几十年要高，不过，印度尼西亚却除外，其增长率会比过去4年观察到的增长率要低。

表8-2对中国的增长核算预测（2005～2025年）

能源强度

按照国际能源署所作的预测（2007a），发展中国家的能源强度会从当前的水平大幅度下降。

[8]虽然这一预测与历史经验并不一致（图8-3），可我们还是接受了它，因为能源价格居高不下必然促使人们更加致力于提高能源效率。

中国能源强度的未来趋势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

考虑到过去出现的各种趋势，这并不出人意料（图8-1，图8-2和图8-3）。

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观察到的下降趋势是否会再现呢？

抑或近期中断后，这种下降趋势永不再现？

国际能源署认为，这种下降趋势还会重新开始，直至2015年，中国每年都会坚持不懈地按照平均2.5%的幅度降低能源强度，之后是每年降低2.8%，直至2030年。

这一预测与某些观察家所持的立场不谋而合，他们认为，中国在能源利用上存在浪费，在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方面大有余地（Cooper，2004）。

图8-3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能源利用强度（1971～2005年）

若以市场汇率对各国经济作一比较的话，中国的能源强度属于比较高的，然而，若以平价购买力（PPPs）加以对比，就不算高了。

再说，国际经验也并没有表明能源利用强度在发展过程中会下降。

正如图8-3所示，中国的情况是例外，而不是普遍规律。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能源强度的平均数在过去35年间明显是恒定的。

再就中国会仿效发展道路的那几个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