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衡《归田赋》与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之比较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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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张衡的《归田赋》是抒情小赋的先驱，是汉赋的转型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自此以描述客观事物的为特点的汉大赋逐渐让位于书写个人心志的抒情小赋。
这类小赋在艺术上有较明显的独创性，没有“述主客以自引”的序，而是直抒胸臆；
没有“乱以理篇”，而意尽则止。
他们较少用繁词铺陈，而多以简洁的语言，借典型的物象，发深隐的情志，篇幅也不及大赋之十一。
作品的意象也发生了变化，重在抒写个人丰富的情感生活，师法老庄，皈依自然的思想逐渐浓厚。
这之后东汉末年赵壹的《刺世疾邪赋》、祢衡的《鹦鹉赋》、三国时期王粲的《登楼赋》、曹植的《洛神赋》、向秀的《思旧赋》、陶渊明的《悲士不遇赋》，以致具有同样特点的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刘伶的《酒德颂》、阮籍的《大人先生传》相继问世，把赋从僵死滞重的困境中解救出来，开辟了一块具有生命力的新天地。
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从张衡的《归田赋》得到了较大的继承，然而《归去来兮辞》比它更深刻、更成熟、更富有个性化色彩。
这也就使得《归田赋》与《归去来兮辞》有了很多的相同点，而后者同时在发展中比《归田赋》有了很多的创新性。
一、《归田赋》与《归去来兮辞》创作背景之比较
张衡一生经历了东汉的章、和、殇、安、顺帝五代帝王，这一时期东汉帝国由盛转衰。
自章、和二帝以来，内忧外患逐渐显露。
朝政上外戚窦氏已取得统治地位。
宦官参与政事，与外戚相互争斗，交替执政。
两股恶势力相互勾斗，使得政治愈发败坏。
世风日下的社会风气与混乱的朝政导致了官场的腐败、趋炎附势、各谋私利、贪污诈伪的局面。
与此同时，东汉边患四起，战事连连，导致国库空虚、民不聊生。
再加上接连不断的水旱、蝗灾、地震、瘟疫等天灾的肆虐，使得摇摇欲坠的东汉统治更加衰弱。
在社会急剧衰退的东汉统治中，外戚、宦官把持朝政，他们荐人做官，大量培植自己的亲信，限制了人才的录用。
而大批德才兼备的具有报国之志的世人被拒之门外，使得东汉的政治雪上加霜。
而身在乱世的张衡不仅有报国之志，同样践行着为国家的利益而奋斗的行为。
《后汉书·
张衡传》载：
“（衡）虽才高于世，而无骄尚之情，常从容淡静，不好结交俗人。
永元中，举孝廉，不行，连辟公府，不就。
”[1]由此可见青年时期张衡就有着远大的抱负和志向。
“横不慕当世所居之官，辄积年不迁”亦可看出张衡不是沽名钓誉之辈，他要做的是“佐国理民”的事业，所谓的那些世俗他是不会放在眼中的。
然而也正是这身体力行的报国使得他得罪了一些损国家利益来满足自我的一些权要人士。
汉顺帝时期，张衡为侍中，讽议左右，然阉党竖终于恐惧张衡揭露他们，屡尽谗言。
永和初，张衡遂被罢位河间相。
永和初，张衡由河间相上书乞骸骨，《归田赋》就创作于这一时期。
身逢乱世的张衡，在无力扭转局势的情况下，采取了”独善其身”的归隐之路。
《归田赋》开篇也对此做了详细的叙述，在“天道微昧”、“无名略以佐时”、“俟河清乎未期”的情况下，选择了“追渔父以同嬉”的归隐之路。
由此可见《归田赋》是作者面对混乱的时局所发出的的抗争之词。
生活于晋宋之交的陶渊明出生于破落的仕宦家庭，年幼时期家道便衰微了。
他八岁丧父，与母亲和妹妹三人度日。
孤儿寡母，大部分时间住在外祖父孟嘉家中度日。
外祖父家中藏书很多，这给他提供了阅读古籍和了解历史的客观条件。
陶渊明二十九岁时抱着明君贤臣的理想进入仕途。
他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出任江州祭酒。
但是在那里，他的“大济苍生”的愿望无从施展，反而需在官场降志辱身和一些官场人物周旋，因此不久便辞职。
十二年中，他抱着希望出仕，在现实中碰壁，在理想和现实的落差中失意，别无选择的归隐，先后任过江州祭酒，桓玄的幕僚，镇军参军，建威参军等职。
直至四十一岁那年秋，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
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派督邮至，属吏说：
“当束带迎之。
”他叹道：
“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
”遂授印去职。
陶渊明的十二年仕宦生涯，自彭泽县令结束。
这十二年是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十二年。
最后，赋《归去来兮辞》表明与上层统治者决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
面对乱世，张衡和陶渊明空有报国之志，却抵挡不住世俗的阻力，在现实和理想的矛盾中来回碰撞，在追求自我价值和委身现实社会中摇摆，最后作《归田赋》与《归去来兮辞》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和对理想的执着。
张衡出生于一个破落的官僚家庭，幼年时期家道已经衰落，有的时候甚至需要亲友的接济才能度日。
张衡从十六岁开始离乡游学，广交学者名流。
后来他又到首都洛阳，就读于最高学府—太学，并成为了学识渊博的学者。
当时地方曾推举他做“孝廉”，公府也曾多次招他做官，都被他拒绝了。
二十三岁那年，张衡应邀回乡出任南阳太守鲍德的主簿，掌管文书工作。
在这期间，他在办理政务之余，潜心于文学创作。
后来，鲍德调任，张衡便辞职回家。
掌管朝政的邓骘为了笼络士人，几次派人邀请张衡做他的幕僚，以增强自己这一派的势力。
张衡一方面厌恶外戚专权，一方面想专心钻研学问，因而坚决的拒绝了。
安帝永初四年（公元111年）张衡应征进京，先后任郎中、太史令、公车司马令等官职。
其中担任太史令的时间最长，前后长达四年之久。
永和四年（公元139年）,张衡请求告老还乡不准，又被调往朝中做尚书，但只任职一年就与世长辞，终年六十一岁。
而《归田赋》就作于作者意欲告老还乡而被世俗缠绕欲罢不能的这一时间段里。
这距他生命终结的时间只有一年。
在张衡六十一年的生命历程中，在朝中为官的时间为三十七年，占了他生命的五分之三。
《归田赋》的写作可以说是作者从壮志满怀的青年到白发苍苍的耄耄之年的沧海桑田的顿悟。
终其一生，他都在波浪起伏的官场里挣扎，既有身居高位的荣耀，也有坚持理想的波折，更有与阉党斗争的凶险……临了，选择归田。
《归去来兮辞》向来被看做陶渊明与官场决裂的宣言。
在这之前，陶渊明怀抱“大济苍生”的愿望出仕、碰壁、失望、归隐，先后三隐三仕，直到四十一岁那年，自彭泽县令结束。
十二年的矛盾心情，在这时已完全得到了衡量，孰轻孰重？
作者用他的宣言给了一个圆满的答案。
这十二年的仕宦生涯，他的矛盾，他的坚持，他的疑惑，他的理想在这风风雨雨的官场生涯中来回冲撞，最后尘埃落定。
由此可见，《归田赋》和《归去来兮辞》都是作者在经历过浮浮沉沉的仕宦生涯后的思考，对自己的官场生活的衡量。
《归田赋》的写作时间，《文选》五臣注李周翰说在顺帝时期。
近人孙文青的《张衡年谱》则是进一步将时间定于汉顺帝永和三年（公元138年）。
永和初年，张衡被贬为河间相。
永和三年，张衡由河间相上书乞骸骨，《归田赋》就作于此时。
然而张衡乞骸骨之事，并未被准许，之后又被调到朝中做尚书，但只任一年就与世长辞了。
《后汉书》也未载张衡归田之事，因此《归田赋》只是作者作者借理想化的意隐来抒情言志而已。
《归去来兮辞》是陶渊明一生的转折点，它代表着陶渊明与官场的彻底决裂。
因而在这之后的生活里，陶渊明确实是依照自己的宣言那样，身体力行的隐居，并成功地将自然提升为一种至美的境界，使诗歌和日常生活相结合，开创了田园诗这种新的题材。
其中《归园田居》、《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等就是自己躬耕生活的体验。
因而陶渊明是切实的现实性的身隐。
《归田赋》和《归去来兮辞》，一个是对理想中田园生活沉醉的迷梦，一个是摆脱了世俗的缠绕，用自己的双手描绘自己理想的行者。
二、《归田赋》与《归去来兮辞》归隐动机之比较
《归田赋》是古代文学中第一篇以归隐田园的主题的作品。
他的写作时间，《文选》五臣注李周翰说在顺帝其间。
近人孙文青《张衡年谱》则进一步定于顺帝永和三年（公园138年，时张衡60岁）。
自东汉安、顺帝以后，外戚宦官当权，朝政日非，顺帝时间曾经升迁张衡为侍中，讽议左右。
然而阉竖终久害怕张衡揭露他们，屡尽谗言。
永和初，张衡被罢为河间相。
永和三年，张衡由河间相乞骸骨。
《归田赋》就是这时所作的。
然而《后汉书》本传不载张衡归田之事，所以这篇赋中所描写的田居游弋钓之乐，只是作者的想象之词，而并非实有其事。
《归去来兮辞》是一篇逃离仕途回归田园的宣言。
从序中我们得知陶渊明归隐的时间大概在十一月份，因而是不可能出现“木欣欣以向荣”、“善万物之得时”、“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和“或植杖以耕籽”等物象。
由此可见，文本写的是虚景，只是为了表情达意而已。
《文选》李善注：
“《归田赋》者，张衡仕不得志，欲归于田，因此作此赋。
”[2]据《后汉书》可以得知，张衡在汉顺帝时，升迁为侍中，讽议左右。
然而阉竖恐惧张衡揭露他们的恶行，进谗言，致使张衡于永和初年间，被外任为河间相。
永和三年，张衡于河间相其间乞求告老还乡，《归田赋》就是这时所作。
在面对有济世之心的抱负和无力扭转现状的局面时，作者选择了明哲保身的归隐之路。
因而张衡的归隐是“仕而不志”之后，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在壮志难酬的境况下，选择“追渔夫以同嬉”的归隐之路。
张衡的归隐是在现实碰壁之后本能的反应，是被迫的逃避。
陶渊明生活在晋宋之际十分复杂的环境中。
他的曾祖父陶侃曾任晋朝的大司马，祖父做过太守，父亲的官职大概更低一些而且在陶渊明的幼年时期就去世了。
在重视门阀的社会里，陶家虽无法与王、谢等的士族相比，又不同于寒门。
陶侃出身寒门，被人讥为“小人”，靠自己的勤奋和自强不息，在动荡的时局中脱颖而出，打破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藩篱，步步高升，位至荆州刺史，却又被人视为有篡位野心的人。
因而他的后人在政治上也是相当的尴尬。
陶渊明幼年时期，父亲过世的早，从小就备尝生活的艰辛。
在《归去来兮辞》中，陶渊明也自述到：
“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
幼稚盈室，瓶无储粟。
生生所资，未见其术。
”颜延之在《陶征士诔》里说“少而贫苦，居无仆妾”，这和“世为著姓”的张衡有着很大的区别，陶渊明不仅需要亲自躬耕，所获常常不能糊口，还时常需要邻里接济。
由于客观上物质生活的贫困，使得他与田园紧密相连，也陶冶了陶渊明“性本爱丘山”的志趣。
纵观陶渊明一生，三仕三隐，他始终是怀着矛盾的心情，在仕和隐之间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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