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哲学论文浅析中国科研人员功利性的原因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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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学术圈内的功利化色彩愈演愈烈，由此导致的学术造假和学术不端行为时有发生。

无论是社会大众还是学术圈内都对此进行了深刻的批评，但是总体情况依旧不容乐观。

这就有必要对此进行深刻的探讨。

追本溯源，科技界的急功近利似乎不都是科学家本身的原因所造成，在它的背后，除了部分科学家本身的科学道德修养之外还有着极其深广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根源。

本文首先探讨了中国的学术模式固有的经世致用的功利化色彩，进而探讨了科技主导者的国家在中长期科学规划中带有的功利性色彩无疑引导了科研人员的功利化思想，而其有缺陷的科研经费分配方式无疑加深了科研人员在项目选取时严重的功利化选项，不合理的唯论文数量为标的科学工作评价机制无疑给广大科研人员发展套上枷锁，为了前途而功利化的未来论文而科研，广大尤其是年轻的一代的科研人员总体待遇偏低给其带来生活的巨大压力随之难免功利化的为了生活而功利化的科研。

在文章的第三部分探讨了科学道德修养不足，许多科学家在社会功利化的氛围中随波逐流，丧失其独立人格为了利益把功利化带进神圣纯净的科学研究中来。

最后分析了功利化带来的严重危害和通过重塑理想主义来抑制改善进而杜绝功利化的科研倾向。

引言

在近些年科学盛宴诺贝尔颁奖上，中国科学家的一再缺位让国人难以释怀。

国人发出疑问：

诺贝尔奖距离中国内地科技界还有多远？

而回头看国内的科技届，浮躁和功利化已成为科技界不得不严肃面对的现象。

由此而来造成的学术造假事件不仅接二连三，沸沸扬扬，而且呈现出“升级”特征：

一些大学的院长、校长甚至院士等知名人士，身陷学术造假漩涡。

早些年国内科技界最有影响力的《科技日报》和《科学时报》先后大篇幅刊载文章，矛头直指科技人员的“浮躁”现象。

其中《科技日报》长篇评论称之为“科技界流行的瘟疫”。

中科院直属报纸《科学时报》则刊出美国《科学》杂志对海外学者方舟子关于国内学术腐败的专访--方舟子曾多次揭露国内学术界丑闻，令一批“科学家”斯文扫地。

与此同时，中科院也邀请院士代表制订“院士行为自律准则”。

在海内外学者呼声中，一向清高的科技界也开始了对自身的反省。

但是时至今天，学术造假和学术不端行为仍时有发生，甚至层出不穷。

就“学术剽窃”案件来说，今年3月，清华大学教授汪晖涉嫌剽窃他人专著，63名中外学者联名发表公开信要求彻查；

同月，历时3年的“归国教授涉嫌剽窃案”终于盖棺定论：

“长江学者”李连生等人被认定剽窃；

7月，“上海大学教授朱学勤涉嫌剽窃他人专著”的消息迅速被世界各大学术网站转载等等，还有今年轰动一时的方舟子遇袭案，原本学术争端酿成对举报人的打击报复刑事案件，令肖传国和其所在的华中科学技术大学蒙羞，甚至给中国科技界蒙上一层阴影。

中国国内科技界学术造假和学术不端行为甚至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在2009年井冈山大学在同一期刊上一次造假70篇的新闻让世界震惊了，《Nature》发表了一篇社论文章《PublishorperishinChina》，批评了中国国内由于不科学的科研评价机制导致的急功近利的学术研究氛围，不久前清华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和北大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联名在《科学》发表社论，讨论目前中国的科研基金分配体制及科研文化问题。

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委员瑞典皇家科学院士BorjeJohansson访华时向中国的科学家进言指，做研究时不要有功利性。

关于科技界的急功近利，不停有人站出来公开地批判。

而科技界和学术圈内的许多科研人员本身对此也大声叫好，可见这批评并不失公允。

而在国家，社会和科学家自身学术圈内严厉打击学术造假和学术不端行为的今天，由科研人员急功近利导致的学术造假和学术不端行为仍不时见诸报端的。

一文化根源

科学技术是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在历史长河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科学技术模式，综观其特征可以概括为经验实用型科学技术模式，它显著不同于古希腊的逻辑数理型科学技术模式，具有自己显明的个性特征。

我们知道无论什么样的科学技术成果，对人类社会都有其实用的一面，对于某些基础性理论成果，可能当时看不到它的意义，但最终它的作用总是会显现出来的。

关于科学家为什么而进行科学发现和发明的问题，中国经验实用型科学技术模式具有极其鲜明的实用性和功利性。

中国古代从秦汉到南北朝的历史时期是我国古代经验实用型科学技术模式形成的时期。

这一时期，无论是农学上的《齐民要术》、天文学上张衡的侯风地动仪，还是数学领域的《九章算术》和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都体现了我国科学技术实用性的特征。

唐、宋、元、明、清时期基本上延续了前期的实用科学技术模式，这一时期我国在科学技术领域对世界的最主要贡献集中体现在四大发明中的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的发明上，而这些科学技术成就都直接来源于实践而服务于实践，具有鲜明的实用性特征。

由于受近现代社会动荡的侵蚀、自身“经世致用”传统思维的限制和外部实用主义思潮的影响，五四以来的中国学者实际上并没有摆脱以“实用理性”为核心的思维定势，国人仍然是过度重视科学的“使用价值”而非科学的“价值”，过分把科学工具化、功利化。

为此，中国大学的功利性价值取向发展到极端也会表现为一种庸俗功利主义，即学者从事学术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促进学术的发展，而只是为了谋取个人的私利。

这种庸俗功利主义在中国近现代大学史上时隐时现，有时也一度甚嚣尘上。

改革开放多年来，经济建设成了社会发展的中心，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很快，科学受到了高度重视，学者地位得到了空前提高，人们求学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国家还出台恢复了职称评定制度。

但很快就又陷入了“官本位”的泥淖，什么职称相当于什么级别的官员待遇，实质仍把科学知识置于权力之下，诱使一些人钻进其中，追名求利，放弃实实在在的工作。

而科学恰恰需要的是耐得住寂寞、淡泊名利。

特别是当有人出了成绩以后，便被委以官职、应付较多的社会活动，使他们难以沉下心来潜心为学。

总的来说，我国在科学技术和文化发展中一贯主张“经世致用”，仅仅将科学技术视为改善生活状况的一种工具和手段，即使在今天我们也把“实践是认识的目的和归宿”放在一个非常突出的位置。

从我国传统文化、民族心理上讲，封建时代“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在知识分子中依然有较大市场。

与此相反，古希腊科学技术体系则具有鲜明的“为科学而科学”的非功利性色彩，这一特点在古希腊前后期是一以贯之的。

文艺复兴后西方的科学技术发展部分地继承了古希腊的这一传统。

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他在《形而上学》一书中提出：

哲学和科学的诞生有三个条件，其中之一就是“惊异”，是人们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所表现出来的困惑和惊奇，有了惊异就感受到自己的无知，自知其无知者为了摆脱无知就求知识，求知并非是为了实用的目的，而纯粹是一种对智慧的热爱，一直十分强调科学的非功利性。

二社会背景

从历史上看，科学共同体原本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自发地生长着形态各异的生物体，有纯粹以探索自然奥秘为己任的，如编纂《几何原本》的欧几里得；

也有完全面向实用、拯救万民于水火的，像中国的贾思勰、李时珍。

他们的动力，基本上是源于个人的理想和兴趣，没有过多的外来干涉。

然而随着科学的发展，科学共同体再也无法孤立于大的政治、经济环境之外。

今天，几乎整个科学界都承认，科学所发生的变化，其方向和步伐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组织本身之外的社会因素。

不幸的是，尽管科学共同体与其他社会形态的关系是如此紧密，但我们并不能说他们之间的磨合就没有任何问题。

科学技术本身所具有的双重属性，是科学共同体与其他社会系统间冲突与碰撞的重要原因。

一方面，科学探索是自由的，不以任何强权的意志为转移，科学家的特立独行，甚至是他们赖以存在的立身之本；

另一方面，科学技术所具有的生产力属性，令外界不可避免地要以衡量生产力的标准来对其进行评判。

换句话说，现代科学家的一切科研支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物质资源分配者的功利性判定。

2.1科技主导者国家带有功利化色彩的中长期科学规划的间接促进科研人员功利化

世界科学技术的体制化发生在17世纪60年代，以形成组织化和制度化的科学研究和科学交流活动为标志。

从起源上看，科技体制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基本的模式，一种是分散型模式，以1660年成立的英国皇家学会为代表。

这种模式下，相关资源分配给各个不同的独立自主的部门，社会团体化的科研机构成为主导力量，科学家和各类科研机构高度分散在大学、企业和政府机构中，与该体制相适应的多元化科研经费渠道有效地支撑着多元化的科研组织。

另一种是集中型模式，以1666年成立的法兰西皇家科学院为代表。

这种模式以国家建立的科研机构为主导，有一个中央机构控制着各部门的预算、研究活动的计划和组织等资源分配，优秀科学家和高水平的科研单位被相对集中于由国家拨款支持的国家科研中心，一般来说，国立综合性科研机构在国家的科技事业发展中通常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目前，世界上多数国家的科研体制虽各有侧重，但也多是介于分散和集中两类模式之间的。

新中国建立之初，1949年11月中国科学院宣布成立，基本上把旧中国从各种渠道发展起来的科研组织都吸收进来并加以改造和重新组合，这标志着中国国家科技体制的真正确立。

随着“向科学进军”、12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的制定和实施，中国的科学研究系统按照“集中力量，形成拳头，进行突破”的原则形成了5大方面军，即中国科学院、高等院校、中央产业部门科研机构、地方研究机构、国防科研机构——中国的科技体制已经全面系统地建立起来了。

由我国自身的具体历史国情所决定的，中国科技体制的建立、发展从一开始便走上了相对集中的道路。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苏联对我国科技体制建设有着主要影响。

历史实践表明，新中国的科技体制有其非常高效的一面，通过政府直接组织科技规划、计划的制订和实施，并直接管理科研机构，其人力、经费、物资等完全由政府按计划统一调配，，这一体制能够高效地将有限资源向战略目标领域进行动员和集中，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短短十几年便取得了“两弹一星”和结晶牛胰岛素等为世界瞩目的科技成果，使我国在整体上以较快速度明显缩小了同世界科技先进水平的差距。

然而新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不利的国际环境下，加之整体物质相对匮乏，为了富国强兵，不少高层领导对科学技术的发展采取了功利性理解，认为科技需要为政治，国防，社会民生等服务。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国家的中长期科技规划浸润了很强的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色彩。

它的理念是功利性的，而非单纯的为了中国科技的发展而发展。

美国研究中国科技问题专家理查德•萨特密尔（RichardP.Suttmeier）曾指出新中国的科技目标实际上还是为了功利的目的，“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我们就看到对科学和技术表现出长期的功利主义兴趣和目的。

概括的说，这些就是：

为经济建设服务；

为国防建设服务；

通过广泛的传播和推广科学技术，为文化改造服务。

”

简单来说从建国到现在，历次中长期科技规划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阶段：

改革开放前的阶段，科技规划体现了“科学与政治的结合”，为政治所用；

改革开放后的阶段体现了“科学与经济的结合”，科学技术为经济服务。

尽管每个阶段都有注重科学自身发展的内容，但总体来看，尤其从科技规划的实施层面看，科学自身的发展一直受到忽视，功利性理念一直占有主导地位。

董光壁在其专著《中国进现代科学技术史论纲》中指出中国“科学目标的功利偏向”，“对科学的功利要求与科学的自主发展规律相协调，并非总是能做得最好的。

”不管是科学、技术还是体制都有明显得被作为手段和工具的痕迹。

尽管对技术采取功利做法有些合乎逻辑，但在技术与科学联系非常紧密的大科学时代，对技术的强功利性理解导致把科学作为技术来理解而同样采取功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