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党课讲稿范文:党在历史上是如何过“紧日子”的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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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8月到1937年的土地革命时期,由于敌人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中央苏区出现严重的物资匮乏,导致军民生活极其困难。
为应对危机,党员领导干部自觉自愿地厉行节约,过“紧日子”。
同时还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节省运动,以充裕革命经费、粉碎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封锁。
一方面,党员领导干部带头省吃俭用,厉行节约。
例如,毛泽东同志当时只有一床连棉花带布不到三斤半的旧棉被,晚上睡觉用禾草做枕头,衣服只有两套,而且还打了很多补丁。
中央苏区的干部和工作人员都是一双草鞋、一顶雨笠。
可见,过“紧日子”,艰苦奋斗,已经成为当时党员干部的生活方式。
另一方面,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筹集军事经费,党和中央苏区政府提出“节省每一个铜板”的口号,在中央苏区群众及苏维埃机关团体中开展节省运动,全力以赴支持在前线作战的红军官兵,有力保障了革命战争的供给。
“节省每一个铜板”成为当时中央苏区一句响亮的口号。
1934年3月,《红色中华》号召全体苏维埃工作人员及各学校,“节省每一个铜板”来帮助战争,同年4月至7月四个月内节省80万元经费。
1934年3月24日,中华全国总工会也要求中央苏区工作人员自带伙食。
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耀带头回家背米去机关吃。
因此,中央机关和领导干部率先垂范,带动党员群众积极响应。
闽西有一首歌谣,“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饭包去办公。
穿着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访贫农。
”这真实地反映了当年中央苏区干部访贫问苦、节约奉公的动人形象。
中央苏区的节省运动在各方的大力支持下取得了巨大成绩。
经中央审计委员会核查统计后显示,中央各部门1934年4-7月的开支总和比2月份减少625876元,节省款项共计87896.208元。
这只是金库收到的数字,实际节省的数目远不止这些。
中央各部门不仅完成了四个月节省80万元的目标,而且还比计划数超过近一倍即130万元以上。
抗日战争时期:
积极开展节约运动并实施精兵简政
抗战时期,尤其是1940年至1942年,抗日根据地处在最艰苦的时期,财政发生严重因难。
因此,党员干部群众厉行节约,过“紧日子”,齐心协力渡难关。
例如,毛泽东同志居住在简陋的窑洞,周恩来同志睡土炕,彭德怀同志穿着用缴获的降落伞改制的背心,林伯渠同志戴着用线绳系着断了腿的眼镜。
陕甘宁边区还积极开展大规模的节约运动。
1942年10月,陕甘宁边区号召党政军民学全体动员,厉行节约,养成爱惜公物的习惯与切实朴素的作风,在每一个单位每一个连队设立组织节约委员,互相勉励,互相督促。
在机关、学校中开展严格的节约运动,包括:
确定编制后非经上级允许,不增加人员马匹;
极力减少客饭与招待;
减少杂务人员与马匹的使用等。
可见,面对陕甘宁边区遭遇的困境,开始推行群众性的节约运动,并且还创造性提出选任节约委员和订立节省公约等方式。
此外,中共中央还决定实施精兵简政,以减轻人民负担,节省民力,解决“鱼大水少”的矛盾。
1942年9月,毛泽东同志在为《解放日报》写的社论中提出:
克服今后物质困难的“重要办法之一就是精兵简政”,“我们的战争机构虽然小了,仍然是有力量的,……克服了鱼大水小的矛盾”。
实行精兵简政成为摆脱当时各个抗日根据地困境的一剂良方,可以节省许多不必要和浪费性的支出,减少人浮于事的现象。
与此同时,党的中央机关也进行了调整和精简。
1943年3月通过的《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明确提出,将党务研究室、政治研究室、中央研究院一部分、图书材料室合并成短小精干的中央研究局。
为了集中统一各地民众运动,还将职工运动委员会、妇女运动委员会、青年运动委员会合并成中央民运工作委员会。
党的中央机构调整和精简后,更加简便与灵活,事权更加统一与集中,更能增强中央的领导效能。
在抗日根据地最艰难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倡导过“紧日子”,一方面开展厉行节约,一方面实施精兵简政,党中央机关也同样进行了精简和调整,而且把厉行节约和精兵简政有机结合起来。
通过精兵简政,一大批编余人员和干部投入到了生产一线,明显提高了机关办事效率,从物质和精神上,为渡过困难时期,为边区的巩固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初期:
提倡勤俭建国并实行精兵简政和增产节约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情是基础薄、国力弱、收入少、开支多,因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过“紧日子”,勤俭建国,并实行精兵简政和增产节约。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屡次强调要勤俭节约、勤俭建国。
1950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指出:
“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是财政经济情况根本好转的三个条件之一。
1953年元旦,《人民日报》社论呼吁:
“必须继续厉行节约,精打细算,把能节省的每一文钱都用到建设上来。
”可见,为了克服当时的困难,必须学会过“紧日子”,而且厉行节约原则不仅是困难时期短时间的坚持,即使国家富强起来了,同样也要坚持。
另外,中国共产党还发动了全国性的精兵简政和增产节约运动,对于国民经济恢复、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等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此,党报党刊也增加了对增产节约政策的宣传力度。
1951年11月,《人民日报》社论明确指出:
增产节约“不只是解决某些困难的临时手段,而是建设人民国家的根本方法”,“增产节约是贯穿到一切方面的总方针和总任务”。
1951年12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正式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
该决定要求,人民解放军应采取精兵政策,实行整编,减少现役人员;
精简机构,提高工作效率。
紧缩人多事少的机构,补充事多人少的方面。
取消那些可有可无的机构,有些机构和团体可以归并、兼办或者合署办公;
进一步地团结、教育和依靠工人和农民,订立爱国公约,组织竞赛,努力增加生产,厉行节约。
这次增产节约运动取得了超过预期的成效。
1952年11月,中央财经委员会向中央报告了《关于全国增产节约运动开展情况及取得的成果》。
据统计,1952年全国增产节约总值达31.7亿元,其中增产总值11.6亿元,生产和基本建设成本节约13.7亿元,流动资金节约6.4亿元。
因此,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增产节约运动顺利结束。
此后,增产节约和反对浪费的工作实际上一直在延续。
例如,1953年初的收支相抵将发生赤字21.5亿元。
为解决财政赤字问题,中共中央再次决定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等。
三年困难时期:
领导干部带头“勒紧裤腰带”,并精减职工、压缩城镇人口
由于“大跃进”“反右倾”所造成的损失以及严重的自然灾害,1959-1961年,党和人民面临新中国成立以来严重的经济困难。
中国共产党团结群众,同心同德,共渡难关。
领导干部带头,“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整个社会形成一种自力更生、发奋图强的精神,形成团结互助、共渡难关的凝聚力。
一方面,党中央号召全体党员干部带头过“紧日子”,对动员和鼓舞全国人民同心同德战胜困难,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例如,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主动下调每月粮食定量,中南海每位工作人员也都跟着下调。
毛泽东同志还宣布:
“实行三不:
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过定量。
”毛泽东同志始终与人民同甘共苦。
全国人民咬紧牙关,把口粮定量都减到了最低限。
另一方面,为了过“紧日子”以渡难关,还大规模精减城镇职工和人口,许多城市职工听从党的召唤,回到农村落户。
1962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即“五月会议”)决定在1961年已经减少城镇人口1000多万人、精减职工870万人的基础上,1962年和1963年两年内,再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人、精减职工1000万人以上。
1963年7月,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工作顺利结束。
据统计,自1961年1月到1963年6月,全国职工减少1887万人,城镇人口减少2600万人,吃商品粮人数减少2800万人,减少粮食销量138.4亿斤。
由于城镇人口减少,节省了国家工资开支,粮食购销量相应减少,同时就减轻了农业负担。
这对于缓解农村灾情,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具有重大意义。
三年困难时期,干部群众上下齐心,“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大规模地精减职工、压缩城镇人口,并得到广大城镇职工的理解和支持,从而有助于当时较快地走出困境。
总而言之,党在历史上多次遭遇艰难困境,为此,党员干部和群众同心同德过“紧日子”,省吃俭用,先后大规模地开展节省运动。
这些做法是中国共产党应对和化解困境的成功经验,而且克勤克俭、厉行节约也逐渐成为党员干部的一种自觉和行为习惯,成为党的一项优良传统。
如今,要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抵制腐败,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党员干部仍需要树立过“紧日子”的观念,坚决反对铺张浪费、大手大脚,把有限资源用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部位和薄弱环节,使艰苦奋斗精神成为凝聚人心、共克时艰的重要法宝。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不论我们国家发展到什么水平,不论人民生活改善到什么地步,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思想永远不能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