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塞尔协议的监管思想及其深化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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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开始，经济学家将管制理论运用到银行领域，并逐步取得了共识。

他们认为，在追逐论、社会利益论及管制新论三种最有影响的管制理论当中，“追逐论”（TheCaptureTheory）将管制者与被管制者视为搏弈中的猫与鼠，最终是管制对被管制者有利，因而主张放弃管制。

这种理论显然忽视了社会公众能从管制中受益的事实；

“管制新论”（TheNewEconomicTheoryofRegulation）则将管制视为管制集团与被管制集团间锱铢必较的政治程序，是被管制集团提出要求、管制集团满足这种要求并从中获利的一种商品。

由于管制这一商品供求双方的数量函数难以确定，因而降低了这一理论的实践价值；

只有“社会利益论”（ThePublicInterestTheory）最具理论和实践意义。

该理论将管制视为消除或减少市场破产成本进而保护公众利益的手段，市场破产成本根源于自然垄断、外部效应及信息的不对称。

与前两种理论明显不同的是，这种理论既找到了管制的依据，也明确了管制的意义和努力方向。

银行最有必要引入管制的原因在其外部效应和信息的不对称。

尽管本顿（Benton）和吉里根（Gilligen）等人在80年代初都论证过，银行业可能存在某种程度的规模经济，但多数金融学家都否认银行的自然垄断性质。

从外部效应和信息的不对称来看，银行业务的特性决定了银行是一个高风险行业。

其外部负效应不仅体现为债权债务链条的断裂，从而给工商企业和社会公众带来巨大损失。

而且这些又反过来造成银行体系的混乱，并殃及社会的稳定；

信息的不对称对银行而言则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掩盖银行储备不足和资产质量低下的窘迫，也可能因公信力的丧失而破产倒闭。

银行困境的解脫取决于清偿能力尤其是流动性的大小。

解决这一问题的传统做法一是资产变现，二是市场借入，它们的劣势非常明显，除了要损失大量的交易费用之外，还要受到市场资金可供量的严格制约，从而产生巨大的市场风险。

因此，各国中央银行一方面充当最终贷款人，在商业银行面临流动性危机时对其施以援手，另一方面则推出存款保险制度，对受损公众进行补偿。

这类亡羊补牢式的举措都是立足于银行的外围，沒有对银行的经营过程提出根本性要求，因而不仅未能有效地遏止银行的倒闭，反而增大了银行破产的风险，故而遭到经济学家的批评。

由于最终贷款人的存在（最终贷款人通常以低于市场的利率放贷）以及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商业银行一方面有通过增加高风险投资转嫁保险成本、获取高额利润的欲望，另一方面也有扩大债务依存度的冲动和便利，破产风险因此不断累积。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吉蒂认为，这些举措

“增加了每个银行冒险的积极性”；

斯蒂芬·

布思尔（1981）也认为，它们会鼓励银行承担贷款风险和沉重的负债，并一针见血地指出，那些通过投保以避免风险的存款机构“实质上是对甘冒风险的银行和储蓄机构提供补贴”。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达国家以及由发达国家组成的巴塞尔委员会才逐步将银行的监管从外围修补转到内部调控，并对影响银行风险的主要因素进行详细的剖析。

赫尔斯塔银行和富兰克林银行倒闭的第二年，即1975年9月，第一个巴塞尔协议出台。

这个协议极为简单，核心内容就是针对国际性银行监管主体缺位的现实，突出强调了两点：

1、任何银行的国外机构都不能逃避监管；

2、母国和东道国应共同承担的职责。

1983年5月，修改后的《巴塞尔协议》推出，这个协议基本上是前一个协议的具体化和明细化，比如明确了母国和东道国的监管责任和监督权力，分行、子行和合资银行的清偿能力、流动性、外汇活动及其头寸各由哪方负责等，由此体现“监督必须充分”的监督原则。

两个巴塞尔协议因此也就沒有实质性差异：

总体思路都是“股权原则为主，市场原则为辅；

母国综合监督为主，东道国个别监督为辅”；

对清偿能力等监管内容都只提出了抽象的监管原则和职责分配，未能提出具体可行的监管标准。

各国对国际银行业的监管都是各自为战、自成体系，充分监管的原则也就无从体现。

巴塞尔协议的实质性进步体现在1988年7月通过的《关于统一国际银行的资本计算和资本标准的报告》（简称《巴塞尔报告》）。

该报告主要有四部分内容：

1、资本的分类；

2、风险权重的计算标准；

3、1992年资本与资产的标准比例和过渡期的实施安排；

4、各国监管当局自由决定的范围。

体现协议核心思想的是前两项，即：

资本的分类。

也就是将银行的资本划分为核心资本行附属资本两类，各类资本有明确的界限和各自不同的特点；

还有就是风险权重的计算标准。

报告根据资产类别、性质以及债务主体的不同，将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表内和表外项目划分为0％、20％、50％和100％四个风险档次。

风险权重的划分目的是为衡量资本标准服务，有了风险权重，报告所确定的资本对风险资产8％（其中核心资本对风险资产的比重不低于4％）的目标标准比率才具有实实在在的意义。

可见，《巴塞尔报告》的核心内容是资本的分类。

也正因为如此，许多人直接就将《巴塞尔报告》称为规定资本充足率的报告。

《巴塞尔报告》反映出报告制定者监管思想的根本转变。

首先是监管视角从银行体外转向银行体内。

此前的协议都注重如何为银行的稳定经营创造良好的国内、国际环境，强调政府的督促作用以及政府间的分工协作，对银行体本身尤其是对银行防范风险屏障的资本没有作出任何有实际意义和可行标准的要求。

而《巴塞尔报告》则直指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从资本标准及资产风险两个方面对银行提出明确要求，从而解脫了监管当局劳而无获或收获甚微的尴尬；

其次，监管重心从母国与东道国监管责权的分配转移到对银行资本充足性的监控。

《巴塞尔报告》规定银行必须同时满足总资本和核心资本两个比例要求，总资本和核心资本都必须按明确给定的标准计量和补充。

这既是对以往经验尤其是教训的深刻总结，也表明报告真正抓住了事物的本质。

报告出台以前，各国虽然也对资本金规定了规模要求，但并没有对资本的内涵和外延作出明确规定，这使银行可以轻易地通过帐务处理增加银行帐面资本金，并实际加大资产与负债的落差，进而加大银行的经营风险；

此外，由于资本金的管理还处在原始的静态管理状态，无法形成根据资产和负债的性质及其变动相应调整的机制，因而使这种资本金管理形同虚设，发挥的作用也极其有限。

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此前协议的监管重心只能简单地放在监管责权的分配之上。

第三，注重资本金监管机制的建设。

资本金监管的生命力在于它突破了单纯追求资本金数量规模的限制，建立了资本与风险两位一体的资本充足率监管机制。

这表明报告的制定者真正认识到资本是防范风险、弥补风险损失的防线，因而必须将其与风险的载体（即资产）有机相联。

而资产的风险程度又与资产的性质相关。

报告以不同的风险权重将不同风险的资产加以区分，使得同样规模的资产可以对应不同的资本量，或者说同样的资本量可以保障不同规模的资产，资本的保障能力随资产风险权重的不同而异。

这体现出报告的动态监管思想。

针对以往银行通常以金融创新方式扩大表外业务以逃避资本监管的现象，报告认识到监管表外资产的必要，因而首次将表外资产纳入监管。

由于当时表外业务的种类、规模及其破坏力有限，报告只能简单地将期限种类各异的表外资产套用表内资产的风险权数来确定其风险权重，并相应提出了资本充足性的要求。

第四，过渡期及各国当局自由度的安排表明，报告真正认识到国际银行体系健全和稳定的重要，各国银行的监管标准必须统一。

而这种安排则充分考虑到了银行的国别差异，以防止国际银行间的不公平竞争。

《巴塞尔报告》的推出意味着资产负债管理时代向风险管理时代过渡。

由于监管思想的深刻、监管理念的新颖、考虑范围的全面以及制定手段和方法的科学合理，这个报告成了影响最大、最具代表性的监管准则，此后围绕银行监管产生的核心原则或补充规定等，都是在报告总体框架下对报告的补充和完善。

尽管巴塞尔委员会并不是一个超越成员国政府的监管机构，发布的文件也不具备法律效力，但各国的监管当局都愿意以报告的原则来约束本国的商业银行。

二．从补充完善到推陈出新：

协议的深化进程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金融国际化浪潮的涌动，金融领域的竞争尤其是跨国银行间的竞争日趋激烈，金融创新日新月异使银行业务趋于多样化和复杂化，银行经营的国内、国际环境及经营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银行规避管制的水平和能力也大为提高。

这使1988年制定的《巴塞尔报告》难以解决银行实践中出现的诸多新情况、新问题。

为应对这些挑战，巴塞尔委员会对报告进行了长时期、大面积的修改与补充。

第一， 

在认识到准备金对银行经营的重要性及其在不同条件下的性质差异后，

1991年11月，重新详细定义了可计入银行资本用以计算资本充足率的普通准备金与坏帐准备金，以确保用于弥补未来不确定损失的准备金计入附属资本，而将那些用于弥补已确认损失的准备金排除在外。

第二， 

初步认识到除OECD成员国与非成员国之间存在国别风险之外，OECD成

员国之间同样也存在国别风险，因而一改《巴塞尔报告》中对所有经合组织成员国均确定零主权风险权重这一极其简单化的衡量方法，于1994年6月重新规定对OECD成员国资产的风险权重，并调低了墨西哥、土耳其、韩国等国家的信用等级。

第三， 

作为金融快速国际化的反映，开始提升对市场风险的认识。

20世纪90

年代以来，由于金融市场自由化速度的加快和国际银行业的迅速扩张，加上新技术的广泛运用，使得国际金融市场间的联系空前紧密，世界金融形势错综复杂；

随着衍生金融品种及其交易规模的迅猛增长，银行业越来越深地介入了衍生品种的交易，或是以资产证券化和控股公司的形式来逃避资本金管制，并将信用风险转化为市场风险或操作风险，银行与金融市场的交互影响也越发显著。

这使巴塞尔委员会认识到，尽管《巴塞尔报告》的执行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银行的信用风险，但以金融衍生工具为主的市场风险却经常发生。

这说明仅靠资本充足率已不足以充分防范金融风险。

最典型的案例是巴林银行。

这家银行的资本充足率1993年底时远远超过8％，1995年1月还被认为是安全的，但到2月末，这家老牌银行便宣告破产。

鉴于这些情况，巴塞尔委员会在1995年4月对银行某些表外业务的风险权重进行了调整，并在1996年1月推出《资本协议关于市场风险的补充规定》。

该规定认识到，市场风险是因市场价格波动而导致表内外头寸损失的风险，包括交易帐户中受到利率影响的各类工具及股票所涉及的风险、银行的外汇风险和商品（如贵金属等）风险，它们同样需要计提资本金来进行约束。

值得注意的是，《补充规定》已经改变了《巴塞尔报告》中将表外业务比照表内资产确定风险权重并相应计提资本金的简单做法，提出了两种计量风险的办法：

标准计量法和内部模型计量法。

标准计量法是将市场风险分解为利率风险、股票风险、外汇风险、商品风险和期权的价格风险，然后对各类风险分别进行计算并加总；

内部模型法也就是基于银行内部VaR（Value--at--Risk）模型的计量方法，这是将借款人分为政府、银行、公司等多个类型，分别按照银行内部风险管理的计量模型来计算市场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