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50、60年代的散文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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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展概况：

1、50年代初期到50年代中期

（1）、从50年代初期到50年代中期前后，是纪实性的散文兴盛的时期。

这期间纪实性散文的主要形式是文艺通讯和报告文学，也有一部分人物传记和个人自传性质的作品。

文艺通讯和报告文学创作的主要成绩集中在两个重要的题材领域：

其一是当时正在进行的抗美援朝战争。

主要有专业作家的作品集，如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巴金的《生活在英雄们中间》、刘白羽的《朝鲜在战火中前进》和华山、靳以、菡子等人的作品集，以及专业和业余作者的合集《朝鲜通讯报告选》（一、二、三辑）、《志愿军一日》和《志愿军英雄传》等。

魏巍的文艺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是这期间纪实性散文的一篇出类拔萃的优秀作品。

其二是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经济建设。

这些主要以文艺通讯和报告文学的形式写出的纪实性散文作品，从各个不同角度全方位地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经济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各行各业所取得的建设成就以及新人新事的萌芽与成长，展现了新的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和社会生活、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所发生的历史性变化。

这个领域的纪实性散文创作同样既有专业作家也有业余作者，其中特别是一些著名小说家例如柳青、秦兆阳、沙汀等的人物特写和吴运铎、高玉宝等的文学自传，格外引人注目。

在这期间的纪实性散文中，特别值得提出的是50年代中期出现的一批揭露生活矛盾和阴暗面的文艺特写与报告文学，刘宾雁的《本报内部消息》、《在桥梁工地上》等，这些作品虽然很快就遭到批判和打击，但却与当时同类性质的小说创作一起，构成了一股“干预生活”的重要文学潮流。

（2）、本阶段艺术散文的倾向（第一次崛起）

作品：

周立波《灯》，老舍《养花》，杨朔《香山红叶》，秦牧《社稷坛抒情》，魏巍《我的老师》，丰子恺《庐山真面》，姚雪垠《惠泉吃茶记》，菡子的《小牛秧子》，郁风《浩伯伯——三十年的医生》，万全《搪瓷茶缸》，徐迟《归来》，徐开垒《竞赛》，沈从文《天安门前》，李根全《关于金达莱的传说》，晓立《节序、风俗和艺术》，葛洛《龙店乡的喜日》，肖凤《豆芽菜和小松树》，茅盾《斯德哥尔摩杂记》，峻青《欧行书简》，碧野《天山景物记》，贺敬之《重回延安——母亲的怀抱》，韩北屏《伊犁河畔》等等。

特点：

A.题材较为开阔。

“养花”、“吃茶”这样的作品开始尝试了；

“游山”、“赏秋”这样的文章也出现了，搪瓷“茶缸”，物件卑微，但摆到了文学的殿堂；

“金达莱”、“五色土”，传闻神奇。

作为个人的情趣、嗜好，它们开始明显地复归了。

B.思想、文笔也相当洒脱。

散文写作思想上少有顾忌，文笔上也较通脱，还是颇有些锋芒与才性的——这不仅在前几年很罕见，而且此后（直至“文革”结束）再无显现

C.不少当代散文名家都在这一年奠定了他们创作的基本格调。

如杨朔，《香山红叶》标志了他的创作进入了成熟期；

而秦牧，《社稷坛抒情》是他由杂文、小品转入散文创作的重要起点；

魏巍的《我的老师》，是他写的最“纯正”的一篇散文；

老舍的《养花》，是他建国后写得最轻松、最见个性的一篇东西……这在当代散文发展史上是很值得注意、很值得研究的。

D.开始出现了散文“小说化”的不良倾向。

在克服前一阶段散文“报道化”的同时，一些作品又走入了“小说化”的编造之途。

象何为的《第二次考试》，白桦的《洛灯灯火》，筱石的《入学》，谷峪的《挂起了防火旗之后》，李纳的《一次会见》等，也程度不同地带有这种“小说化”倾向，离开了艺术散文写“我”、主“情”、讲“散”、求“美”的内向化之路。

这种偏离散文“自性”（自身艺术规律）的倾向，对十七年的散文创作发生了严重不良的影响。

（3）杂文——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社会政治情况的变化，杂文创作的批判和讽刺的锋芒连同这种文体本身，都在开始减弱和走向萎缩。

虽然在50年代中期因为“双百”方针的感召而出现了短暂的复苏，但很快便遭受到更严厉的批判和打击。

50年代初仅有马铁丁的《思想杂谈》，双百时期出现巴人、茅盾、叶圣陶、任晦等人的杂文。

巴人的《况钟的笔》，通过况钟三起三落的用笔过程，阐明了“笔下有人”的道理，说明了要在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这两支笔锋中间“杀出一条真理的路来”需要大勇气、大智慧。

严秀的《九斤老太论》，在列数了九斤老太的种种表现后提出：

“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是国家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对那些保守的“老太”们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任晦的《废名论存疑》，对当时“废名排号”的现象予以辛辣的嘲讽，令人忍俊不禁。

江有生的《行行有禁忌，事事得罪人》，写了漫画家动辄得咎的境况，使人感慨万端。

金绣龙的《何必曰利》，秦似的《比大和比小》，唐弢的《“言论老生”》，闻壁的《八股文种种》，写得入木三分，堪称精品。

2．50年代中后期到文革以前的散文

（1）抒情散文繁荣：

1961年被称为散文年（艺术散文第二次崛起）

杨朔的《茶花赋》、《樱花雨》、《雪浪花》，刘白羽的《长江三日》、《红玛瑙》、《樱花漫记》，秦牧的《花城》、《古战场春晓》，吴怕萧的《记一辆纺车》、《菜园小记》，曹靖华的《花》、《忆当年，穿着细事且莫等闲看》，巴金的《从镰仓带回的照片》，冰心的《樱花赞》，李健吾的《雨中登泰山》，丰子恺的《上天都》，翦伯赞的《内蒙访古》，于敏的《西湖即景》，唐弢的《琐记》，魏钢焰的《船夫曲》，严阵的《牡丹园记》，冯牧的《湖光山色之间》等，都在这一年内问世。

原因：

A.理论的倡导。

1961年上半年《人民日报》开辟的“笔谈散文”专栏，对散文的文体特点、创作规律和历史传统等重要理论问题以及古今散文的一些名篇佳作，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评析，使散文作家开始有了艺术追求的自觉和学习借鉴的对象，在创作中更加重视构思和传达的技巧，使文艺性散文的创作在艺术上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B.现实政治的需要。

以经历了“大跃进”的挫折和连续三年自然灾害之后，面对国际国内的复杂形势，需要发扬自力更生、发愤图强的精神，用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激励人民群众，团结一致，艰苦奋斗，克服暂时困难，争取光明前途，也需要文艺性的散文这种自由灵活、感染力强的形式发挥宣传教育作用。

这也是这期间文艺性散文繁荣兴盛的一个重要因素。

3）文艺政策的调整。

60年代初文艺政策的调整所带来的短暂的“百花齐放”的局面，也给文艺性散文的创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艺术环境，使文艺性散文在很短的时间内能够得到长足的发展，出现了当代散文史上第一个文艺性散文创作的高潮。

A.散文的主体意识有所增强。

那种无“我”、无“情”的散文虽仍多有，但着“我”之色、显“我”之情的作品显然增多，前一时期那种“报道化”、“小说化”的倾向有所克服。

象《荔枝蜜》、《雨中登泰山》、《长江三日》、《从镰仓带回的照片》等，都通过“我”的志向、性格、胸襟、情趣表现出了活泼泼的人格力量。

B.艺术水准有明显提高。

这期间的作品虽缺乏上次“崛起”时那种思想的锋芒、洒脱的文笔，但在艺术上却有精雕细刻、严谨求工的长处。

杨朔的“以诗为文”的追求，刘白羽的“以情牵论”的努力，秦牧的“知识小品”的色彩，巴金的“促膝絮谈”的情味，吴伯箫的“状物成赋”的特点，曹靖华的“诗乐合一”的探索等。

作家们访日归来以“樱花”为题的几篇作品——冰心的《樱花赞》、白羽的《樱花漫记》、杨朔的《樱花雨》等，在构思立意、铺采摛文上都尽力花样翻新，争奇斗胜。

开始了散文“理论建设”的工作，并对创作产生了有益的影响。

建国后散文的理论研究是相当薄弱的，“笔谈散文”是唯一的一次规模盛大、作者众多、涉猎广泛的理论探讨。

（3）革命回忆录、史传文学有了长足的发展

50年代中后期，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征文活动和“大跃进”期间群众性的文学创作热潮的推动，革命回忆录和“三史”（公社史、工厂史、邵队史）的写作，在这期间取得了重要的收获。

丛书《烈火燎原》、《红旗飘飘》

陶承的《我的一家》、陈昌奉的《跟随毛主席长征》、缪敏的《方志敏战斗的一生》、邓洪的《潘虎》、罗广斌等的《在烈火中永生》、杨植霖等的《王若飞在狱中》

（4）杂文：

60年代初期，随着文艺政策的调整，杂文创作也开始重新活跃起来。

以《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和《长短录》为代表的杂文创作，用“以古论今”的方式，通过介绍历史知识，针对现实问题发表议论，将知识性、趣味性和思想性熔为一炉，创造了一种“知识性杂文”体裁，推动了杂文创作的发展。

虽然这种体裁的杂文也缺少批判和讽刺的锋芒，但因为能给人以知识和教益，平易、委婉、朴素，其中也蕴含着他们对生活缺陷的敏感关切以及质疑性的批判。

且议论评说皆切中时弊，故而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第二节杨朔、刘白羽、秦牧的散文

（一）杨朔的散文

1、生平及创作：

杨朔（1913～1968），原名杨毓瑨，山东省蓬莱人。

早在1937年，他就开始了文艺写作。

先写诗，继而写小说和通讯。

从1956年开始，以《香山红叶》为标志，走向诗化型散文文体的写作道路。

先后出版了《亚洲日出》（1957）、《海市》（1960）、《东风第一枝》（1961）、《生命泉》（1964）等散文集。

这些集子中的散文，主要是两大类题材，一类是作者抒写歌颂亚非拉人民要求独立解放，中国和世界人民团结战斗情谊，颇具异国风情的国际题材散文。

另一类是作家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吸引，为祖国人民的新生活画山绣水，描金绘彩的国内风情散文。

闪烁时代特色，讴歌我们美好的生活和普通劳动者，是杨朔散文重要的思想特色。

而确立他散文大家文学地位的，则是他诗化型散文文体的美学格调。

2、特色及风格：

杨朔明确提出了“以诗为文”的艺术主张。

杨朔说：

“我素来喜欢读散文。

常觉得，好的散文就是一首诗。

”“我在写每篇文章时，总是拿着当诗一样写……常常在寻求诗的意境。

”“动笔写时，我也不以为自己是写散文，就可以放肆笔墨，总要像写诗那样，再三剪裁材料，安排布局，推敲字句，然后写成文章。

在这种写作理论指导下，杨朔在构思他的散文时就有了鲜明的“诗化”的文体特征。

杨朔在散文写作中，有机地融会着诗的特质和优势，使他的散文境界优美，诗意盎然。

（1），他以诗人的眼光观察生活，为生活中那些细小、平淡然而又是美好的东西所触动，从而在平凡的生活中提炼出动人的诗意。

他说：

“不要从狭义方面来理解诗意两个字。

杏花春雨，固然有诗，铁马金戈的英雄气概，更富有鼓舞人心的诗力。

你在斗争中，劳动中，生活中，时常会有些东西触动你的心，使你激昂，使你欢乐，使你忧愁，使你深思，这不是诗又是什么?

因而，一片红叶、一朵茶花、一只蜜蜂、一簇浪花、一个人物、一个片断、一幕景色乃至如水的月光、似雪的樱花、萧瑟的秋风、巍峨的泰山，都能融动他的思绪，构筑起他动人的散文“诗篇”。

（2）竭力寻求情景交融的诗的意境。

这也是他诗化型散文文体构思的核心。

杨朔在写作他的诗化型散文时，总是先展开感情浓郁、诗意盎然的构思：

选择生活中美好的东西，利用托物言志、借景抒情的表现手法，经过主观情思的审美融合，达到情景一体、物我一致的境地，酿造出诗化的思想意境。

正如杨朔所说：

“凡是遇到这样的事情，我就要反复思索，到后来往往形成我文章里的思想意境。

”这实际也就是他诗化型散文文体较为固定的思维模式：

动情→反复思索→形成意境。

《雪浪花》，开篇是浪花拍岸，礁石兀立，作者坐在北戴